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农业进入了快速发展和变化的阶段，对农业技术的需求日益强烈并且呈现多样化特点。经济自由化以及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尤其是加入WTO以后，在信息开发和信息管理技术方面发生了一些变化。农业技术和农业管理实践不仅仅要适应这些新的市场需求和出口机会，而且要考虑到减轻贫困、食品安全和环境保护问题。
面对新的形势，中国农业部启动了“‘十五’农村市场信息服务行动计划”。这项计划强调了人力资源和技术网络的发展，以便为乡村社区提供信息服务。这项计划旨在开发和提供适合农民和农村社区的内容，包括传统传播技术与现代信息通信技术的结合，促进信息网络内部的横向相连和纵向贯通，满足农村社区对信息日益强烈的需求，同时，也为政府决策提供及时、有效的信息。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发展人工组织网络在帮助农民获得新技术和信息方面的重要性，并注意利用培训、远程教育等手段提高人工组织网络的发展水平。除现代信息通信技术外，各级政府也认识到传统的传播媒介和通信技术在为农民提供信息方面仍然起着重要作用，特别是电视、收音机、光盘和报纸。
为总结中国农业部在信息服务工作方面的经验和取得的成就，研究人员开展了实地调研（详细的案例研究报告将发布在联合国粮农组织网站http://www.fao.org），提出了几种信息和传播网络的模式。这些案例研究报告和信息服务模式能够为中国国内其他地区提供很好的参考，各地可以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开展信息服务工作，改善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这项研究与粮农组织在中国开展的其他合作项目密切结合，以进一步发挥信息通信技术在促进发展、提高信息管理能力、加速技术传播以及加强远程教育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这项案例研究成果同样也将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有益的参考。实际上，这项研究的意义不仅在于此，更重要的，它还是粮农组织根据新的战略计划“跨越农村数字鸿沟”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开展活动的一个很好的基础。该计划是基于“信息革命忽略了近10亿人，尤其是农村贫困人口”这样一个事实而制定的。信息通信技术的来临，只是拉大了这些人与能够接触到信息技术的人群之间的差距。在比较中国国内，尤其是西部地区，都市和乡村社区、男人和妇女、一些成功的农户与普通农户之间的差距时，“数字鸿沟”是很明显的。粮农组织及其合作者，包括中国农业部，正在着手制订一揽子项目，通过提高人工组织更有效地利用信息和知识的能力，缩小“农村数字鸿沟”。
何昌垂
联合国粮农组织亚太区域代表，助理总干事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对信息服务的需求越来越强烈，这种形势已经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中国农业部制订了一系列政策，大力推进农村市场信息体系建设和信息服务工作，取得了重要成就。一个覆盖中国大陆省、市、县、大多数乡镇，并联接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产品批发市场、中介组织和经营大户的农村市场信息服务网络已经初步建立。
联合国粮农组织对中国农村信息服务卓有成效的工作给予了密切关注，并与中国农业部信息中心合作，于2003年开展了农村信息服务专题研究。以中国大陆的六个县(市)为案例，工作人员做了认真的资料收集和实地调研，提交了这份研究报告。报告提出中国农村信息服务的三种模式，比较了它们的特点，指出参照应用各种模式时应注意的关键问题，并从宏观政策、微观工作措施等方面提出进一步加强信息服务工作的对策建议。研究成果对开展农村信息服务工作有一定的指导意义，相信对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也会有参考价值。
中国的农村信息服务工作仍然存在着一些普遍性问题，如资金、人才缺乏，技术手段落后，信息内容不足，信息服务工作质量有待提高，信息服务在各地区开展不平衡等等。中国政府将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通过实施电子政务工程，全面推进农业农村信息化工作。我们也希望继续加强和有关国际组织、各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与交流，共享信息服务工作经验，共同促进世界农业农村经济的发展。
张玉香
中国农业部市场与经济信息司司长
研究小组在调研过程中，得到了联合国粮农组织驻华代表艾哈迈德先生、粮农组织驻华助理代表徐及先生、北京市城乡经济信息中心主任曹四发先生的大力支持和耐心指导。所调研的各省、各地有关单位负责同志给予了积极协调和帮助，有关人员陪同参与了实地调研，他们是：浙江省农业厅粱力晖先生，浙江省缙云县农业局徐月清先生、施德云先生，浙江省兰溪市农业局盛晓明先生、朱树清先生，安徽省农委徐君先生，安徽省舒城县农委李贤葆先生、秦佳能先生，安徽省芜湖县农委章二云先生、张金华女士，宁夏农牧厅关今悦先生，宁夏利通区农业局董卫舟先生，吉林省农委吴秀媛女士，吉林省扶余县科技局李春逸先生、郭东义先生等。
农业部信息中心的张魁林先生协助完成了本研究综合报告，他同时完成了安徽省芜湖县、安徽省舒城县的两个分报告；北京市城乡经济信息中心的孟宪丽女士完成了宁夏利通区的分报告；我本人还完成了浙江省缙云县、浙江省兰溪市、吉林省扶余县的三个分报告。
中国农业部信息中心刘桂才先生、韩福军先生对研究报告提出了建设性意见。在此，对所有关心和支持本项调研的女士们、先生们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对于调研中存在的不深入、不全面以及不妥当的地方，敬请批评指正，我们将在今后的工作中继续深入研究。
钟永玲
北京市城乡经济信息中心 高级经济师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为了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满足农民的生产经营和收入增长的需要，在农业信息服务方面制订了一系列政策，进行了一系列的实践并取得了重要成就，同时，也得到了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关注。为进一步总结经验、改进工作，向中国国内其它地区乃至其他发展中国家推广成功的信息服务模式，受粮农组织委托，中国农业部信息中心成立调研小组，于2003年上半年，赴浙江省缙云县、兰溪市，安徽省舒城县、芜湖县，宁夏利通区，吉林省扶余县共四省区的六个县(市、区)，进行了实地调查和研究。
通过实地调研，调研组认为有三种信息服务模式。分别是：(1)服务站模式。依托县农业部门、乡镇农技站、农经站、文化站以及农村种养大户、农民专业协会、农业龙头企业等建立信息服务组织，形成完整的县、乡、村三级信息服务网络。(2)农民之家模式。 农民之家开设了敞开式、集农技咨询、农技推广、信息服务、经营功能于一体的独立服务场所，把农业技术推广工作和信息服务相结合，并提供全天候、“一站式”服务。(3)协会模式。农民根据自己的生产经营活动范围和需要，分别建立了一些具有不同专业特色、自主管理的协会团体，通过协会为会员提供技术、品种、生产资料、销售和相关信息服务。三种模式的不同点主要表现在：
· 服务用户：农民之家模式的服务用户最广泛，不仅包括创办地区内的农民、企业、农民专业协会，也包括创办地区之外的广大农村生产经营者。服务站模式的服务用户一般只包括本地区内的农村各种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上述两种模式服务用户的信息需求比较分散、多样化。协会模式的服务用户比较单一且专业性更强，即协会只面向生产同类农产品、并且已加入该协会的农户群提供服务。
· 服务内容：服务站模式和协会模式一般只给农民提供信息咨询服务，但前者服务的信息内容涉及农村各种农产品的生产技术、市场、产品供求、政策信息等；而后者主要集中在会员农户所生产的某类农产品的相关信息方面，同时也组织一些统一购买生产资料、销售产品的工作。在农民之家服务场所内，农民不仅可以得到信息咨询服务，也可以购买所需要的农用生产资料。
· 行为主体：服务站体系、农民之家的组建、运行、发展和各项投入、管理的主体是强有力的政府农业行政部门，而协会则更多地由农民自主管理、运行和发展。前两种模式都成立了来自农业局、林业局等涉农行政部门的专家咨询组，技术力量较强，比协会组织更具有人才优势、技术优势、管理优势。而协会则由于集中研究和开拓某一类农产品的市场，对市场的了解更深入、更全面，更具有开发市场的优势。
· 资金来源：服务站模式、农民之家模式更多地依靠财政支持，更具有资金优势。而协会模式则更多地通过为农民提供农业生产物资取得经济利润来开支。
· 地域分布：服务站和协会基本上就分布在广大农村。农民之家设在市（镇）区。
· 服务成本：服务站体系、农民之家的组建及运行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政府资金的支持。而协会由于是农民自发成立的民间组织，运作成本相对较低。
在建立较为完善的人工组织的基础上，信息服务部门借助计算机、互联网等现代信息传播手段积极开展信息服务工作。同时，充分发挥电视、广播、电话、刊物、简报、黑板报等传统信息传播媒体的优势，扩大信息服务覆盖面。总结上述三种信息服务模式成功的原因，调研组发现，信息服务工作搞得好坏，不完全取决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更重要的，在于当地政府部门对农业信息化的认识、重视和支持。调查的这六个地区经济并不是很发达，但由于这些地区政府从战略的高度认识农业信息化的重要性，并充分认识到农业信息化建设是公益性事业，因此，对农业信息服务体系建设工作给予了积极支持，在财政困难的情况下，挤出资金用以加强信息化建设，才使得这些地区的信息服务网络很快建成并投入运行；第二，都十分注重各种已有服务资源的开发、整合及综合利用。如成立由农业、林业、水利、工商等部门专家共同组成的信息咨询委员会，满足农民多层次、多样化的需求；积极与电视台、报刊、农业广播电视学校（简称农广校）等现有信息传播媒介合作，提供针对农村、农民的服务内容等。第三，不断提高信息服务人员的素质及工作热情，使其更好地适应信息服务工作需要。
中国农村信息服务实践证明,以中国各级政府为主体积极推进的农村信息服务体系建设和信息服务，取得了相当大的实际效果，也得到了农村基层官员、企业、农民的充分肯定。当然，各地农村信息服务工作仍然面临一系列难题，其中，资金制约、人才制约、技术制约以及信息内容不足的问题始终存在。服务的物理网络、组织网络在许多地区还需要建立和进一步完善，信息内容的开发、提高信息服务工作质量问题还需要进行深入研究和在更高的层面上推进。从信息需求方面来看，由于目前中国农民的组织化、农村的市场化、农业产业化、专业化发育程度比较低，信息服务还难以产生非常大的规模效益，而面对农业生产经营效益不高的现状，一部分农民从事农业的积极性不高，造成对信息的需求动力不足，导致已有信息服务资源闲置和浪费。因此，在强化信息服务供给的同时，如何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提高农业生产的专业化、产业化程度，激发信息需求，引导信息消费也是各地应着力解决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