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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题5.3 | GF 02/12 |
粮农组织/世界卫生组织第二次全球食品安全管理人员论坛
2004年10月12-14日，泰国曼谷
(粮农组织/卫生组织秘书处编写)
农业与自然之间相互产生深远的影响。农业活动在过去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影响着种类繁多而又珍贵的半野生生境的创建与养护。这些半野生生境是世界自然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世界上众多最丰富野生生物的家园。农业还为各类乡村社区提供支持，而这些社区不仅是国际文化的基本组成部分同时还在维护环境健康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农业活动的意义远不止简单的粮食生产。纵观整个生产链，各个环节都对自然环境产生影响并因此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人类健康和发展。例如，农药和肥料的大量使用、排灌不当、过多使用机械或不适当的土地使用等都会导致环境退化。但是，放弃农业活动同样也会威胁到环境遗产，会导致半野生生境以及与之相伴的生物多样性和自然景观的丧失。同时，人们逐步认识到农业生产系统对于人类健康所产生的直接（农民的职业健康）或间接（食品与消费者健康的关系）的影响，是在更大范围内评价与农业相关的环境风险时的一个整体组成部分。
自然环境的富饶程度与农业活动之间存在着复杂的联系。许多珍贵的生物栖息地依赖广泛的农业活动而得以维护，同时数目众多的野生物种也有赖于此而得以生存；因此，农业活动中野生生物的丧失，是由于不恰当的农业活动和土地使用而造成的。
如果要讨论粮食生产新技术将来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就有必要首先考虑农业对环境所造成影响的现实状况，包括对人类健康所造成的间接影响。这是因为传统农业当前的趋势非常有可能反映在现代粮食生产的目标当中。
农业加重了温室气体排放问题。农业温室气体排放主要有三个来源：土壤中的N2O (一氧化二氮) 排放，主要由于施用氮肥；肠内发酵引起的CH4 (甲烷) 排放以及粪肥管理过程中的CH4 和N2O 的排放。正在考虑的措施包括：鼓励更高效施肥以减少使用总量；利用堆肥以及改进厌氧消化系统（如沼气生产）来处理可生物降解的副产品和废品；不断强调生物量的生产、保护性耕作和有机农业。可再生农业生物量的进一步发展，除了有助于农业发展外也可能会有助于减少源自能量和运输的排放。
源自农业的硝酸盐造成了水污染，而人们试图通过改进农作方式来减少污染。
杀虫剂已被证明会对环境和生态系统造成影响，主要是会减少生物多样性，特别是会减少杂草和昆虫这些鸟类食物链上通常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另外通过直接或间接接触，人类健康也可能会受到负面影响，如农产品和饮用水中的药物残留等。如何运用系统来减少对杀虫剂的需求，特别是有害生物综合管理系统以及有机农业或在某些情况下转基因作物的利用等，这些方案都在国家和国际层面得到越来越多的研究。2
土壤退化过程，如荒漠化、侵蚀、土壤有机质的降低、土壤污染（如重金属）、覆土、土壤紧实、土壤生物多样性减少以及土壤盐化，都会使土壤失去能力，无法发挥其主要功效。退化过程可能是由于不恰当的农业活动造成的，如不平衡施肥、过量开采地下水用于灌溉、杀虫剂使用不当、使用重型机械或过度放牧等。防止土壤退化的措施包括支持有机农业、保护性耕作、梯田的保护和维护、更安全地使用农药、农作物综合管理、低密度牧场系统管理、降低放牧强度以及使用经测定合格的堆肥。
灌溉也能引发环境问题，如对地下蓄水层的过量开采、灌溉引起的土壤流失、土壤盐化、改变先前存在的半野生生境以及采用灌溉方式后形成的集约化农业生产所造成的间接影响。
生物多样性养护：近几十年在全世界范围内，物种及其栖息地、生态系统和基因（如生物多样性）的下降甚至是消失速度都在增加。生物多样性的下降会影响到与粮食有关的生物体以及与育种有关的亲缘植物，并因此对粮食安全造成直接影响。此外，集约化农业包括现代育种系统，会大幅减少适应当地具体情况的特有品种以及传统知识。
评估农业对环境造成的影响需要使用能综合多种信息的整体模式3。早先的科学论述已做出结论，在农场层面实行的方案能够有助于环境问题的解决但还不足以实现长期环境目标；还需要更高层面的系统创新进行整合、参与，比如把农业内部行业与其他影响环境的领域（如运输系统）联系起来以便寻找机会讨论形成再循环系统。4
作为公众讨论的结果，许多国家都已形成了有关农业与环境相互作用政策的新概念，包括一个经改进的可持续性公共监测与责任系统。 5 6
千年生态系统评估是由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于2001年6月启动的一项国际工作计划，旨在满足决策者和公众对相关科技信息的需求，了解生态系统变化对人类健康生活的影响以及应对这些变化的可选方案。该评估计划着重于生态系统的贡献（人们从生态系统中获得的利益）、生态系统的变化如何影响人类的健康福利、未来生态系统变化又将如何影响人类以及在地方、国家或全球范围可能采取的应对方案以改进生态系统管理进而为人类健康福利和扶贫工作做出贡献。7
农业环境指标方面的工作提供了有关农业环境条件的现状和变化信息，还使人们更好地了解农业对环境产生影响的原因和结果，从而考虑农业政策改革、贸易自由化以及环境措施。这都有助于监测和评价旨在解决农业环境问题的政策的有效性。8 经合组织提供了在成员国进行的一项有关农业环境政策和实践活动效果的实证工作评估。9 环境健康指标的工作表明，各种不同的农业活动通过环境作用都会对人类健康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危害的形式多种多样，有的是全部源自自然，也有的源自人类的活动和干预。10
1992年《生物多样性公约》（有188个国家批准）出台，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生物资源可持续利用方面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
11 依据该公约，生物多样性是指“所有来源的活的生物体中的变异性，这些来源除其他外包括陆地、海洋和其他水生生态系统及其所构成的生态综合体” (CBD, 1992 12)。《生物多样性公约》的目标是“保护生物多样性、持续利用其组成部分以及公平合理分享由利用遗传资源而产生的惠益”。该公约认识到遗传和生物多样性的巨大价值。
生物多样性与人类利益密切相关。生物多样性之所以如此重要在于若干不同的原因：野生物种的价值；全世界范围内用于农业及其他人类活动的植物、动物和微生物的众多品种；作为医疗、农业和食品生产领域的遗传资源等。生物多样性还是重要的经济、美学和社会利益的来源。地球生态平衡的健康状态与繁荣以及人类社会都直接依赖于生物多样性的程度与状况。13
自然主义与自然保护：环保遇到的一些困难源自对自然概念的不同解释和理解。特别是在消费者对转基因生物的争论中，保护自然的必要性通常没有得到圆满的阐述，主要是由于对自然这一概念的理解上存在着从荒野、人类环境、自然体系的灵活机动性14到自然主义的观念15等分歧。伦理学家，无论出自何种学派，都试图通过运用明确定义的方法改变目前这种状况 （纳菲尔德报告）。16
从维持生态系统的贡献到全面保护濒危物种或脆弱的受保护地区，受保护的程度也会根据目标的不同而不同。生物均化作用能减少区域生物区系和功能多样性的，同时也会缩减物种对干旱、污染物或侵害性物种等环境变化做出的反应范围进而削弱生物恢复力。17 因此，不同的管理目标以及社会生态情况需要不同的保护标准。对环境退化造成的直接和间接的健康影响进行控制，能够形成环保与人类健康之间的联系；应当将这种联系作为相关因素纳入平衡等式中，特别是食品安全更应当成为直接指标之一。
继杂交育种技术应用之后，更新的育种目标包括加强遗传变异性的多种方法，主要是使用多种基因突变方法如化学突变法或辐照以及各种不同的组织培养方法等。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就是当今最先进的现代生物技术：通过基因修饰产生的生物体，即利用载体导入新的或重组的遗传材料以及转化方法。这种生物体被特别命名为转基因生物。转基因生物的发展通过同源重组这种改进方法最终可能会减少潜在的非预期效应，包括对健康的影响等；而目前的技术是将新基因随机导入基因组从而导致非预期效应的出现。同样，对重组基因进行分子限制这种先进方法也可能会减轻非预期基因扩散的问题。
不同科研、商业、消费者以及公共组织对转基因食品做出的评估结果相互矛盾，对其利益、风险和局限性的分析缺乏实证，这就导致了在转基因食品的食用安全方面以及安全环境释放方面的国家和国际争议。其中一个例子是2002年给南部非洲国家的援粮中含有转基因材料而引发的争论。国际争论的焦点通常是这类新产品对人类健康与环境安全造成的影响。
目前，仅有不多的几类粮食作物获准作为食品并可以在国际食品和饲料市场上进行贸易。其中包括抗除草剂和抗虫玉米（Bt 玉米）、抗除草剂大豆、油菜（双低油菜）以及抗虫和抗除草剂棉花（一种纤维作物，但精炼棉籽油为食品）。 另外，还有一些国家已批准木瓜、马铃薯、水稻、西葫芦、甜菜和番茄品种的食用和环境释放。转基因作物的进一步发展可能会产生具有强化营养作用的转基因作物。18 各种新型性状目前正处于实验室和田间试验阶段，不太可能于近几年上市。这些性状的绝大部分都与人类健康直接相关，富含ß胡萝卜素（维生素A前体）的“黄金水稻”是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其他与健康影响有关的例子包括去除变态反应原和抗营养素、改变脂肪酸含量以及增加抗氧化剂含量。所有可能与健康利益相关的新产品必然要通过环境与食品安全风险分析的仔细检查。
有必要在该领域所有发展环节上都以现代生物学知识为基础，对利用现代生物技术进行食品生产的风险和结果进行分析，但要注意的是现代化生物技术的定义通常并不十分标准。
有害生物综合管理因使用了先进的生物技术手段，因而应被视为现代生物技术。有害生物综合管理的定义包含了一系列方法：从杀虫剂的安全使用到理论上杜绝使用任何杀虫剂等。有害生物治理应按照综合一体化的方式进行，杀虫剂只能“按需”施用并应作为有害生物综合管理战略的最后手段。按照这一战略，应当谨慎考虑杀虫剂对人类健康、环境以及农业体系和经济的可持续性造成的影响。根据粮农组织，有害生物综合管理计划的目标是加强农民的独立性并增加利润，以及为各国政府节省外贸进口费用。有害生物综合管理的实施，使农民能够在获得充足信息的情况下决定如何管理作物。 19
在有些情况下，有机农业也作为食品生产中的现代化技术为人们所论及。有这种概念的农民所期望的目标类似于有害生物综合管理，但更明确地宣告其完整、自决以及共同演进的概念。20 尽管有机农业必然将影响到农用化学品的使用，但与有机农业食品相关的安全考虑却不仅仅有助于更广泛层面的健康平衡等式。
环境风险评估原则：在许多国家的规章制度中，对转基因食品生物的环境风险评估要素包括基因导入的生物学和分子特性、生物受体的自然和环境情况、转基因生物新性状对环境的影响以及转基因生物引入地的相关地理和生态信息。风险评估特别着重于对生态系统稳定性和多样性可能产生的后果，包括潜在的侵害性、纵向或横向基因流动、其他生态影响、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以及转基因材料的存在对其他产品的影响等。21
在国际上，熟悉性的概念也出现在转基因植物的环境安全概念中。熟悉性有助于风险/安全评估，因为熟悉就意味着拥有足够信息来判断是安全还是有风险（美国国家科学院，1989年）。熟悉性也可用来说明适当的管理措施包括规范农作方式是否得当，或是否需要其他管理措施来治理风险（经合组织，1993年）。有关国际组织在生物安全方面的工作由国际遗传工程与生物技术中心进行编年摘要。 22
根据《生物多样性公约》制定的《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是当前唯一一份法规性国际文件，专门针对基因修饰生物体（在该议定书中称为改性活生物体）对环境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该《生物安全议定书》适用于符合改性活生物体定义的所有转基因食品的越境转移。议定书附件三详细说明了改性活生物体风险评估的一般性原则及方法。议定书制定了协调一致的国际规则和程序，以确保各国能通过名为“生物安全资料交换所”的信息交流系统得到相关信息。这个以互联网为基础的信息系统，使各国在同意进口改性活生物体之前能够获得相关信息做出决策。该系统还能确保具有改性活生物体的货物持有适当的证明文件。该议定书是有关改性活生物体国际规则的重要基础，但并非特别针对转基因食品而且其范围也并不包括那些不符合改性活生物体定义的转基因食品。另外，该议定书对于人类健康的考虑范畴也十分有限；这是因为根据公约本身，议定书主要针对生物多样性。
转基因生物对非靶标生物、生态系统以及生物多样性可能产生的非预期效应：对环境的潜在风险包括对非靶标生物、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的非预期效应。通过从苏云金杆菌提取杀虫毒素表达基因开发出了转基因抗虫作物；而对益虫产生的不良影响或具有抗性昆虫的快速出现（取决于Bt蛋白的具体特性、在花粉中的表达以及种植的地区），都已在若干抗虫型转基因作物的环境风险评估中予以考虑。这都被视为有关监测战略和有害生物抗性管理的问题，从长远上势必影响食品安全。卫生组织/国家环保局于2000 23 年提出，可以在耐除草剂作物萌芽出土后施用加大剂量的除草剂，从而避免常规的出芽前施药并减少除草剂所需施用次数。在某些农业生态情况下，如杂草量大的情况下，种植耐除草剂作物就能减少除草剂的用量；而在其他情况下，没有有关除草剂用量减少或需要加大除草剂用量的报告 24。
异系杂交；有关转基因异系杂交的报告来自商业种植转基因作物的大田，包括油菜和甜菜，也见于一系列作物的试验性释放，包括水稻和玉米。异系杂交会导致基因的非预期转移，如抗除草剂基因转移到非靶标作物或杂草中，从而制造新的杂草管理问题。在转基因作物同地域分布以及同步开花期的地区会受到异系杂交的影响，因为如水稻所示，这些现象与杂草型或野生亲缘物种高度兼容一致25。鉴于转基因生物可能会造成基因流动，已经开始考虑并正在开发利用分子技术来抑制基因流动。
转基因动物：经遗传工程改造过的鱼类及其他动物可能会逃逸、在自然环境中繁殖并向野生种群导入重组基因。据美国科学院最近的一份研究报告26，这种可能性已为人们所关注。经遗传工程改造过的昆虫、甲壳类动物、鱼类及其他动物会轻易逃逸并处于不断的运动中，因此会非常容易形成野化种群而引起人们的关注。特别是如果这些转基因动物在繁殖能力方面超过其自然界的同类，情况就更令人担忧。例如，经过遗传工程改造、具有促进生长基因的鲑鱼释放到自然环境中，在争夺食物和配偶方面可能会胜过野生鲑鱼从而危及野生种群。利用全雌性不育技术基因改造过的鱼类可能会减少当地种群与养殖种群之间的杂交，而这种杂交是目前海洋网栏养殖未经遗传工程改造过的鱼类中存在的一个问题。不育技术消除了转化基因在环境中扩散的可能性，但并未消除所有的潜在生态危害。单性三倍态是当前最好的鱼类和甲壳类不育技术，尽管需要稳定的三倍态验证程序。27
转基因微生物：土壤和其他系统中已证实有不同种、属甚至不同科的细菌之间的基因转移。这种基因转移在所有生态系统中的普通微生物之间都能进行，同样也证实有从转基因微生物到其他微生物的基因转移，如抗生素抗性基因。抗生基因转移到存在于食品中的微生物并具有临床重要性，这相对食品安全而言是个有害的结果。当然这种基因转移的发生率非常低，因而受到关注的程度也非常低。获准释放的转基因微生物数量非常有限（如假单胞菌属和根瘤菌），而释放的主要目的是探究微生物在自然中的扩散及其最终结局。在有些情况下发现，释放的转基因细菌种群可以在土壤中定植多年；这对土壤微生物天然群落可能造成的影响正在进行调查研究。田间风险评估受到若干因素的制约，如对环境中当地微生物的了解知识有限（目前大约只有1%的土壤细菌经过分类）、微生物之间存在有天然转移机制以及控制其扩散的困难。（粮农组织/卫生组织专家磋商会，转基因微生物，2001年）28
安全评估的区域特性：对同一种转基因作物的利弊进行研究而结果却相互矛盾，可以反映出不同区域的不同农业生态条件。例如，抗除草剂作物的种植以及由此引发的除草剂的使用，可能会对小规模农业地区带来害处，因为该地区广泛轮作，有害生物发生率低。但是，在其他农作情况下对转基因作物适度使用除草剂，由于能减少除草剂的用量从而会带来裨益。目前，在转基因作物种植过程中尚未有真凭实据来证明产生的环境利益或代价。不同转基因性状、作物类别以及不同的地方条件包括生态和农业生态特点等，都会导致迥然不同的结果。
1999年，英国政府邀请一个独立科研团体进行调查，研究与种植同类作物的传统品种相比，种植转基因品种会如何影响农田野生生物的丰富性和多样性。29 研究小组发现，转基因作物农田与传统作物农田相比，由于转基因作物的特性以及农田具体所在地不同，野生生物的丰富性的确存在差别，但没有普遍性趋势。研究人员强调，所发现的差异并非是由于作物经过了基因修饰；产生差异的原因是由于转基因作物为农民杂草治理提供了新的选择，可以用不同的方式使用不同的除草剂。
人类健康与环境安全监测：一些特有的转基因生物将来可能获准进行大量生产，但并不一定也获准进入人类食品供应中，如生产药品所用的植物或动物。在这种情况下，考虑是否实行产品上市后监测十分重要，以防止转基因动物或其转基因的非预期环境扩散及其引发的食品安全危害。
进行任何形式的监测工作，前提条件是要有工具在环境或食品链中确定或追溯转基因生物或源自转基因生物的产品。许多国家都使用检测技术（如PCR：聚合酶链反应）来监测食品中是否含有转基因生物，确保执行转基因生物的贴标签规定并监测对环境造成的影响。已经开展有关追溯转基因生物的分析方法规范化的工作，如使用ISO规范。
2003年，卫生组织/粮农组织转基因动物专家磋商会确定，有必要实行“上市后监督”以及特定情况下的产品追溯系统。
(注: 因无法编辑上述图中文字部分 - 图中文字翻译如下
许多国家都强调有必要对食品生产中使用转基因生物的间接影响进行评估。有关转基因生物释放到环境中可能造成的环境健康危害，在卫生组织/国家环保局的一份报告中已有论述；该报告提出相关的健康影响应作为“生态和社会可持续性的综合性指标” 30。例如，通过限制性使用的转基因微生物生产的化学品或酶（如化学品、药品或食品添加剂），有助于大幅降低能量使用、减少向环境排放有毒废物和固体废物，并因此有力增强了人类健康和发展。利用转基因作物给人类和环境带来好处的另一个例子，是在一些地区证实减少了杀虫剂的用量、减轻了环境污染同时也减少了人类接触。特别是种植抗杀虫剂的Bt棉花，已证实能够减少农场工人杀虫剂中毒事件31。转基因作物与传统作物或野生亲缘植物的异系杂交，以及传统作物受到转基因材料污染的问题，都可能会通过对遗传资源的污染从而对食品安全和粮食安全造成间接影响 32。食品法典对转基因食品的安全评价指南包括对潜在非预期效应的分析，因为对环境造成的影响可能会导致对人类健康方面的非预期、间接作用。33
作物育种战略高度依赖于作物及其野生亲缘植物多样性的保存程度。传统和现代生物技术的多种方法都能够对关系到进一步育种工作的生物多样性进行干预。具体到作物，这些方法往往只集中在对一些优良品系继续进行改良；而大部分适应当地条件的原有地方品种却无法继续得以繁殖。另外，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也干预到作物的多样性。科学界和公众都越来越担忧多样性的迅速下降，包括当地品种的多样性。但另一方面，生物技术的现代化手段也能为多样性带来好处，特别是在由于不育性和有害生物使得传统繁育方法难以为继的情况下，例如关于香蕉的论述。 34
(注: 因无法编辑上述图文中的文字 - 图中文字翻译如下
历史上，植物遗传资源由发展中国家无偿提供给全世界的基因库。而目前的国际政策十分重视此类资源的国家所有权问题。作为未来农业研究潜在的一个重要问题，研究人员获得遗传资源的条件是要承认农民对于遗传资源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做出的贡献。
《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于2001年11月由粮农组织大会通过，为粮食安全和可持续农业所依赖的资源提供了法律框架。依据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该条约为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做出了指示，制定条款进行公平合理分享由利用遗传资源而产生的惠益。该条约同时还涉及农民权利问题。
该条约为主要作物制定了“促进获得和惠益分享多边体系”，强调各国在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方面的相互依赖关系，鼓励拥有丰富遗传资源的发展中国家把种植资源纳入该多面体系。遗传材料的使用者须签署《材料转让协议》，列明获得的条件以及通过在《条约》下建立的基金实现惠益分享。作为回报，遗传资源的所有者会获得由利用和开发遗传资源而产生的一份惠益，方式包括信息、技术转让和能力建设等。
3. 环境风险、食品风险以及社会经济层面之间的相互作用
据美国国际开发署报告，全世界从1975年到2000年丧失了22%的高产农业用地，即60万平方英里，相当于阿拉斯加的面积。这种状况十分令人担忧，因为随着人口压力升级，农业生产将不得不延展到中低产田，这些耕地不仅生产效率低而且更为脆弱、更易于退化。土壤退化的原因主要是森林采伐、农业活动、过度放牧以及过度开采。生物物理表现包括水土流失以及丧失保墒能力；但更为重要而且更为复杂的是社会与经济层面的问题。确实有一些人认为土地退化应被视为社会经济问题而并非生物物理问题。例如，人口增长就会要求有更多的土地来种粮食，这样一来往往会导致砍伐森林、缩短休耕期以及连作。短期经济政策鼓励农民开垦新的农田而不是保护现有耕地，这样做通常会使问题恶化。不完善的土地所有制度使得农民无法进行资源保护所需的长期投资。35
贸易自由化的影响：农业与贸易政策实施或改革导致了一系列复杂的环境效应——有的消极，有的积极，而且有些情况与食品安全相关。更为自由的农业贸易对环境质量造成的影响取决于若干因素，例如改革后的商品结构、产出水平、生产投入的变化、土地使用、技术变革以及自然资源基础吸收生产影响的能力。这种变革活动所造成的与食品安全相关的附加效应在很多情况下与食品安全体系的存在相关，也与新的或增长的食品商品生产的经验有关。
更为自由的贸易提高了以前受到数量控制（如配额和其他非关税壁垒）商品的市场准入并使国内价格逐渐与国际价格接轨。价格根据市场条件调整的同时也重新配置了资源并反映出资源的有效性，如可耕地、劳动力及其他农业投入物。随着价格的变化，农民改变其作物结构和投入物使用、进行土地买卖以及投资于新型机械。在改革致使生产者价格上升的国家，农民会随之增加产出、给土地使用加码并且/或者增加化学投入物的使用量。36
另外，贸易与健康问题密切相关。食品贸易国际标准目前的重点是食品安全，但将来很有可能是环境问题；利用这些标准不仅可能提升国际贸易中的食品而且也会提升当地食品，从而改善当地消费者健康；同时反过来又会惠及健康与社会经济发展，真是一种双赢局面。该领域着重发展的国际机构间合作的范例，是在卫生组织、粮农组织、世界贸易组织、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共同努力下创办的“标准与贸易发展基金”37。该基金有望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加强体系工作的方法，使其遵守有关出口和当地消费食品的国际标准。
粮农组织一份有关粮食及农业伦理问题的报告中，对有关自然与食品生产的国际协议进行了总结归纳；其中包括粮食的价值、提高福利生活的价值、人类健康的价值、自然资源的价值以及自然的价值，有鉴于《生物多样性公约》承认自然本身也有价值。对这些目标的总结说明，通常在有关食品生物技术风险与利益评估过程中的所有原则上都有争论，特别是为增加食品产量而进行的生产率的提高、公平性、健康与自然保护等，都相互冲突，因而需要在高层考虑伦理问题。38,39
国际各方同意，在对食品生产新技术带来的新风险进行管理中，其重要组成部分是风险评估、风险管理和风险交流；而风险评估要在“健全合理的科学”基础上进行。但预防措施的使用（在某些国家称为预防原则）以及要尊重合法因素而不是风险的科学评估等论点，已引起了争论40。
在粮农组织食品安全专家磋商会上：科学与道德规范，罗马2002，这些问题取得了科学进展。专家同意风险评估以科学为基础，但科学证据和分析并不总能立即为有关问题找到答案。许多科学证据都是暂时的，因此公认的科学程序包括对结果的检验和再检验以达到所要求的可信度。决策通常基于“科学”，有时也基于经济成本效益分析，因其能提供表面上客观、可检验的证据来证明决策的“正确性”。明确以道德原则和价值偏好为基础的决策也能说得过去，但前提是整个社会都广泛同意用以决策的道德依据。决策时强调科学以及不考虑道德论据都可能会使科学辩论两极分化。
一个科学家、非政府组织和企业跨部门小组制定了以安全为本的方法，请求科研、企业、政府和消费者之间进行互动式讨论以便制定安全标准。这些标准将把安全作为产品从开发到通知整个环节的标准并包括产品上市后的监测、培训和服务。41
对具有社会经济或道德伦理因素的新技术产品进行风险评估，直接相关因素的依赖关系会在目前正在进行的卫生组织项目中得到解决。该项目试图运用综合性/整体性的方法评估可能造成的结果42。另外，2003年在罗马举行的粮农组织/卫生组织转基因动物专家磋商会上，提出运用伦理道德模型 43 进行包括道德标准的分析；而近来又提出善行与非邪恶性、公正与公平以及选择与自觉等原则来进行构建性方法学评估。44
利用各种不同现代生物技术生产的产品早已出现在当地或国际市场。作物、动物或微生物依照农业目标进行改良；在不同的农业生态、社会经济或文化地区，这些生物体的安全性或有效性可能会表现出不同特性。全球化食品市场极有可能在国际范围内进行此类生物体产品贸易；因此，《生物安全议定书》中的安全措施在风险防范方面非常重要。但是，议定书的范围局限在改性活生物体的越境转移以及对多样性的直接影响。另外，许多发展中国家都难以获得充足的技术力量进行连贯一致的分析工作，另外要协调地方及国际层面复杂参数的信息交流还需要尖端的科学和技术力量。食品法典委员会继续为食品安全风险分析框架制定国际认可的原则和指导方针的工作能力，成为该领域能否真正实现全球发展的关键，对新农业技术不同领域的评估进行综合并确保对人类健康问题的考虑继续位于核心。这样一来，一些国家就需要加强能力建设的措施，国际机构也需要在监测活动、数据收集和数据分析协作中加强参与。国际组织特别是联合国机构的合作是该领域成功、公平发展的关键。
1 欧共体，农业与环境，2003年。
2 欧共体，农业与环境，2003年。
3 Levitan, L., Merwin, I. 和 Kovach, J., 1995年。评价农用杀虫剂产生的环境影响：寻求一体化方法。《农业、生态系统与环境》，55（1995）第153-158页。
4 国家农业研究委员会，荷兰, http://www.agro.nl/nrlo/english/pdf/9804e.pdf
5 Ervin 等，环境1998。http://www.findarticles.com/p/articles/mi_m1076/is_n6_v40/ai_20979662
6 Baldock等，环境一体化与共同农业政策， 欧共体报告。
7 http://www.millenniumassessment.org/en/about.overview.aspx
8 经合组织农业—环境指标， http://www.oecd.org/document/6/0,2340,en_2649_33791_1842886_1_1_1_1,00.html
9 经合组织2002年，COM/AGR/CA/ENV/EPOC(2001)60/FINAL
10 von Schirnding YE. 可持续发展中的健康与环境指标。世界卫生组织Can J 公共卫生。2002年9月—10月；93副刊1：S9-15。
11 http://www.biodiv.org/world/parties.asp
12 www.biodiv.org/convention/articles.asp
13 EFB：生物多样性：生物技术的影响，简要文件2001年。
14 http://www.nature.com/nature/journal/v405/n6783/pdf/405228.pdf
15 http://debate.uvm.edu/NFL/rostrumlib/policy200305bauschard.pdf
16 http://www.nuffieldbioethics.org/go/browseablepublications/gmcrops/report_238.htr
17 Olden, J.D. 等，2004年。生物均化作用造成的生态与进化效应。《生态与进化趋势》19：18-24。
18 食品与生物技术Pew计划，“地平线上的丰收：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未来展望”2001年9月： http://pewagbiotech.org/research/harvest/harvest.pdf
19 粮农组织，有害生物综合管理： http://www.fao.org/ag/AGP/AGPP/IPM/gipmf/index.htm
20 有机农业：是农业的未来方向吗？《自然》2004年：428；
http://www.nature.com/cgi-taf/DynaPage.taf?file=/nature/journal/v428/n6985/full/428792a_fs.html
21 Anthony J. Conner, Travis R. Glare, Jan-Peter Nap . 基因修饰作物的环境释放，第二部，生态风险评估概述。《植物学报》（2003年）33, 19–46
22 http://www.icgeb.org/~bsafesrv/bsflib.htm
23 卫生组织，国家环保局，2000 http://www.euro.who.int/foodsafety/Otherissues/20020402_5
24 9 Duke SO. 杂草管理：抗除草剂作物的影响。2001年。
25 LI JUAN CHEN 和 BAO-RONG LU*，从亚洲栽培稻(Oryza sativa)到其杂草型和野生亲缘水稻的基因流动。《植物学纪事》 93：67-73，2004年。
26 国家科学院，动物生物技术：基于科学的忧虑，2002年；皇家学会，2000年。 http://www.nap.edu/catalog/10418.html?onpi_topnews082002
27 卫生组织/粮农组织专家磋商会，转基因动物，2003年
28 http://www.who.int/foodsafety/publications/biotech/ec_sept2001/en/
29 UK, Acre; www.defra.gov.uk/environment/gm/fse/results/fse-summary.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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