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个具有五千多年农耕文明的农业大国，土地制度及其变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的基本方向。中国的土地制度，经历了原始公社的氏族共有制、奴隶制时期的“井田制”、封建社会地主私有制与小农私有制并存、社会主义社会公有制等不同形态。
一、旧中国的土地制度是地主土地私有制占主导地位、农民个体私有制处于从属地位的封建土地制度
地主土地私有制占主导地位、农民个体私有制处于从属地位的封建土地制度，曾长期占据中国的历史舞台，是中国封建社会时期最基本的社会制度。在这种土地制度下，在地权分配上长期起作用的，是土地自由买卖和财产多子均分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夕的土地制度，是地主占有、佃农经营，辅以自耕经营的封建土地制度。1952年8月，刚刚成立的国家统计局根据各地区的统计资料，对1949年农村各阶级占有耕地的情况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占乡村人口总数4.75%的地主，占有38.26%的耕地；占乡村人口总数4.66%的富农，占有13.66%的耕地。而占乡村人口总数52.37%的贫雇农，仅占有14.28%的耕地，处于无地和少地状态。在这种土地制度下，土地的使用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小农自耕制，一是租佃耕种制。对于某一块土地，所有者和耕种者可以是同一个人，也可以是不同的人。
由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和传统习惯存在显著的差异，旧中国的土地租佃制度复杂多样。
根据土地同农业劳动者结合方式的不同，可分为租种制、伙种制和帮工佃种制三种形式。租种制是地主只出租土地，收取地租，其他生产资料由佃户自备。伙种制是地主除出租土地之外，还提供一部分生产用的耕畜、种子、肥料、农具等资料，土地正产物在地主与佃农之间按事先规定的比例分配。伙种制在旧中国的华北地区和陕北地区比较常见。在伙种制下，因为加上了其他生产资料的租赁利息，地主对土地正产物的分成比例往往高于租种制下的分成比例。帮工佃种制有两个主要特点：一是帮工，佃户要为地主承担各种无偿劳役，无偿劳役包括饲养牲畜、赶车运货、做饭洗衣、看护孩子以及纺线织布等。二是地主除出租土地以外，还提供大部分生产资料，有些还提供佃户本人及其家属的口粮和燃料，以至住房和用具。土地正产物，主佃双方按事先议定的分成比例分配，同时佃户从其所得中，将借用的口粮、种子和饲料归还地主。帮工佃种制下，地主对土地生产物的分成比例很高，一般是“二八分租”（地主八成），有的是“一九分租”（地主九成）。旧中国，帮工佃种制约占全部租佃关系的2%。
根据租佃期不同，又可分为论年租佃制、定期租佃制、不定期租佃制和永佃制。论年租佃制多盛行于分租制和伙种制流行的区域，约占旧中国租佃关系总数的25%。在论年制下，地主每年都有撤佃、夺佃的权利和机会，佃户每年都要受到撤佃的威胁。定期租佃制一般在租佃契约上载明租佃期限，地主和佃户都受此期限的约束。根据租佃期限的长短，定期租佃制又分为短期租佃和长期租佃两种。短期租佃指3年至10年以下者。据调查，短期租佃关系约占旧中国租佃关系总数的24%。长期租佃指10年至20年者，约占旧中国租佃关系总数的8%。不定期租佃制不具体规定租佃年限。这是一种便利于地主支配佃户的租佃形式，地主可随时收回租地。这种租佃形式，流行最广，约占旧中国租佃关系总数的30%。永佃制是佃户依约缴租、享有永久使用权的租佃制度，约占旧中国租佃关系总数的11%。在永佃制情况下，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是相互分离的。佃户拥有的使用权叫田面权，可以继承，也可以转佃他人，地主不得干涉。所以，田面所有者与实际耕作者可能是同一个人，也可能是不同的人。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叫田底权。地主可以买卖抵押田底权，不影响农民的使用权，叫“换东不换佃”。永佃制在福建最盛行，浙江、安徽、江苏、江西也较多，北方地区较少。产生永佃制的原因，主要有五个方面：（1）佃农开垦公有或地主所有的荒地，获得永佃权；（2）佃农投资改良租地付出了较多的工本，享有永佃权；（3）佃农交纳了高额押租金获得永久耕种权；（4）江南商品经济发达地区，地主到城市居住（称为“不在地主”），把地永佃给农民；（5）破产农民在出卖耕地时，与买主约定保留永久耕种权（田面权）。永佃制一方面防止了地主夺佃、稍稍降低了地租率，保证了佃户的利益，佃户有长期投资改良土壤的兴趣，有利于促进农业的发展。另一方面，由于田底、田面可以分别典当、买卖，出现了二地主、三地主，加重了土地实际使用者的地租负担（大租和小租）。
旧中国的土地租约大多数是书面的，只有极少数是口头协议。书面的租约一般是由租佃双方和中人（证人或者担保人）三者签字画押。地租形式有分成地租、固定地租和工资地租三种。分成地租又称“活租制”、“分成制”，是一种只规定土地正产物在地主与佃户之间分配比例的租佃形式。地租量随年成的丰歉、收获的多寡而年年变动。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它曾经是实物地租中占主导地位的租佃形式。中国到了近代，分租制已逐渐减少。但到20世纪30年代，分租地租仍占中国租佃关系的28%左右。在分租制下，土地正产物的产量直接决定地租量，地主为保证其地租收入，往往对佃农的生产活动进行干预。分成地租多流行于旧中国北方地区，因为这里的土地受气候因素的影响较大，产量较低，年际间也不稳定。固定地租是按租佃土地的面积预先规定交租数额的一种租佃制度。地租一经确定，“丰年不加、歉年不减”，在一些地方又称“死租”、“铁租”等。也有遇荒年可以减租的，但一般都以政府减免了田赋为前提。产量较高且比较稳定的南方水稻产区，多采取固定地租。由于旧中国的资本主义很不发达，工资地租并不是普遍存在的形式。在土地租佃制下，佃农实际负担的地租率，一般要占到土地正产物的40-50%以上。
旧中国地主私有、租佃经营的土地制度，严重束缚了农业生产的发展，是中国农村长期贫困落后的根源。消灭封建地主土地私有制，推翻封建社会，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内容，也是中国广大农民的强烈愿望。
二、新中国的土地制度是集体所有和国家所有并存的社会主义土地公有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为了废除封建地主的土地私有制度，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解放农村生产力，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中央政府于1950年6月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决定没收地主土地，并无偿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通过土地改革，到1953年，中国废除了封建地主土地私有制度，完全消灭了租佃制，实现了“耕者有其田”。3亿多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获得了7亿多亩耕地，被免除了350亿公斤粮食的地租，而且对拥有的土地“有权自由经营，买卖和出租”。
实行土地改革，废除了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广大农民成为自耕农，但并没有废除土地私有制。农业经济体制是农民小块土地的私有制和自由市场调节下的家庭经营。为了发展生产，使农民富裕起来，并防止两极分化，中国政府发出了开展互助合作的号召，引导农民组织互助组和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从家庭单干，到互助组，再到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虽然土地仍然属于农户私有，但农业生产的组织形式和劳动成果的分配方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互助组阶段，农民只是在具体的生产过程中打破了家庭界限，在主要生产环节上实行互助，而属于各个家庭的土地所有权并没有合并到一起，各个家庭拥有的土地上收获的农产品，还是归各个家庭所有，只是加入互助组的农户必须根据各自的地亩数来分摊生产中的某些费用。这是一种不改变土地所有权、劳动者通过互助协作，来解决生产过程中一些困难的经营形式。这种形式对于农户特别是一些缺乏劳动力和耕畜的农户发展生产，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情况与互助组则大不相同。尽管土地属于农户的私有性质没有改变，但加入合作社，农户的土地必须以入股的形式，交给合作社统一经营；劳动成果也由合作社统一分配，只是保留了入股土地的分红，以体现土地所有者的权利。这种情况下，每一块土地上的产出，与其所有者已经没有直接的联系，所有农户的收益，都由合作社整体的经营状况来决定。对习惯于家庭经营的中国农民来说,这个变化是深刻的。
在发展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同时，1956年，中国掀起了一场办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热潮。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在合并初级农业合作社或者互助组的基础上组织起来的社区集体经济组织。它实行土地、耕畜和大型农具作价入社，集体所有，统一经营，但仍允许农业合作社留下总耕地的5%作为自留地，由农户分散经营，种植蔬菜或其他园艺作物。这些自留地归集体所有，不征公粮，不交集体提留，经营者不得私自出卖、出租和非法转让。
1958年，中国农村又掀起了大规模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人民公社与互助组、初级社和高级社最基本的区别是，公社成了全部财产的主人。在农村人民公社时期，农户与生产队、生产队与生产大队、生产大队与公社之间的经济利益差别被抹杀，等价交换原则被否认，农民不再是独立的经济单元，实行的是集体所有和集体经营。但三级所有本身就是极其模糊的产权制度，农户与生产队之间、生产队与生产大队之间、生产大队与公社之间的产权界限都不清楚，缺乏资源配置效率和劳动激励机制。从整个中国看，人民公社制度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
针对农村人民公社土地制度的弊端，1978年，中国政府决心推行改革开放政策，支持和鼓励农民对农村人民公社进行的各种改革行动。1982年以前，政府并没有明确表示可以把土地承包到农户，而只是强调划小作业组和搞小段包工，允许通过定额包干、联产到组（户）等形式，提高农业劳动的效率。定额包干指社员只承包集体劳动过程中的某个生产环节，根据完成承包任务的情况，集体记给承包人相应的工分，承包人凭工分参加集体统一分配。联产到组（户）是指集体把土地发包给几个或几十个社员自愿组成的生产小组或农户，根据生产小组或农户完成承包任务的情况，记给相应的工分，再由生产小组将工分分给社员（承包农户则直接取得工分），社员凭工分参加集体统一分配。直到1982年，政府才明确规定可以将土地直接承包到户，因此，全国范围看，实行家庭承包经营（包干到户）主要是在1982-1983年期间完成的。1980年，实行家庭承包经营的村占全部村队的比重仅为0.4%，1981年6月底上升到11.2%，1982年大约是67%，1983年达到97.8%，1984年达到98.9%。这时，中国农村的人民公社土地制度就基本上被家庭承包经营取代了。
农村土地家庭承包经营，是中国农民经过反复比较、鉴别和筛选而逐步发展起来的。在这种土地使用制度中，土地归集体所有仍然是一个基本原则。集体根据当地的资源条件，按照国家有关法规，把公有的土地，通过签订承包合同的方式，交给农户经营。耕地一般是按人口平均分配给农户，也有一部分按人口、一部分按劳动力分配的，承包期一般30年。非耕地，如林地、果园、草地、草坡、水面、滩涂等，由于具有生态作用、生产周期长、投资大，在承包制度上同耕地有所区别。除一部分按人口平均承包之外，一般都采取招标的办法选择承包者，承包期也比耕地长，一般30-50年，甚至有100年的。农户取得了土地的经营权，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主体，按照合同规定，独立自主地进行生产操作，决定劳动和物质投入的种类、数量和方式，决定土地正产物的分配。在承包期内，农户承包的土地可以由子女继承，可以有偿或无偿转交他人经营；合同到期以后，原承包户愿意继续承包时，可以优先续订承包合同。除了按合同完成承包的生产任务外，农户还可以自购生产资料，发展承包以外的私营经济，经营二、三产业。集体经济组织作为集体土地所有权和农村社区的代表，承担必要的统一经营职能，主要是对社员履行承包合同的情况进行检查监督，对公共设施（如水利设施、电力设施）的使用统一安排和调度。承包农户在生产经营中需要但单家独户办不好的事业，也由集体经济组织兴办。比如在很多地方，集体经济组织无偿或低偿向承包农户统一提供机耕、机播、灌溉、治虫、收获等生产服务。一些未开发的土地资源，也要由集体统一组织开发经营。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在长期稳定土地承包关系、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的基础上，又产生了两田制、规模经营、四荒地使用权拍卖、股份合作制等多种土地使用形态。“两田制”是把农户承包的土地分为口粮田和责任田，口粮田按人平均分配，主要解决农户生活保障问题。责任田按人口、按劳动力分配或招标确定承包者，主要解决农户收入和就业问题。口粮田与责任田承担的义务不同，口粮田只负担农业税，责任田除负担农业税外，还要以承包费形式负担村提留、乡统筹费。实行两田制，主要是想在稳定土地承包关系的基础上解决农户之间人地比例关系发生变化的问题，使集体成员在获得土地资源方面达到最大限度的公平。农村土地规模经营，有三种不同的类型。一是建立在集体农场基础之上的统一经营。这以北京郊区为代表。二是建立在家庭农场基础之上的统一种植、分散管理。这以江苏苏南和广东南海等地为代表。三是发生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反租倒包”。由于发展的约束条件较多，规模经营经历了一个从发展到萎缩的过程。“四荒”使用权拍卖。改革开放初期，“四荒”地承包方式与耕地基本相同，唯一的区别是承包期限更长一些。“四荒”使用权拍卖，就是“四荒”的所有权不变，拍卖其使用权，谁购买、谁治理、谁受益，使用期限一般长达50-100年，同时，使用权可转让、入股、出租、抵押。股份合作制是把土地折股分配给农民个体拥有，社区实行土地的统一规划和统一开发利用。先是把土地作价折股，然后以某个时点的社区内的全部人口为基数，将土地股（有些地方包括集体其他资产）分配到个人。土地经营所得的收入，则按农民个人拥有的股份进行分配。
当代中国，除了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以外，还有土地国有制存在。国有土地包括六类：（1）城市市区的土地；（2）农村和城市郊区中已被依法没收、征收、征购为国有的土地；（3）国家依法征用的土地；（4）依法不属于集体所有的林地、草地、荒地、滩涂及其他土地；（5）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全部成员转为城镇居民的，原属于其成员集体所有的土地；（6）因国家组织移民、自然灾害等原因，农民成建制地集体迁移后不再使用的原属于迁移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目前，从耕地范围看只有5%属于国家所有，从整个土地资源看，国有土地占90%以上。
三、中国妇女的土地权益经历了由不平等到平等的变化
在中国，妇女的土地权益并没有被完全忽视，但经历了由不平等到平等的变迁。母系氏族制从来只是个别、边缘地区的案例，根本不构成社会经济的主体形态。
在长达几千年的封建社会时期，中国妇女虽然有获得土地的权利，但这个权利是以不平等和从属于男性的方式实现的。公元280年，西晋颁布占田令，在全国范围内平均分配国有土地，规定16-60岁的男子占田70亩，国家对其中的50亩征收田租；女子占田30亩，不及男子占田的一半，国家对其中的20亩征收田租。公元485年，北魏颁布均田令，向农民分配荒地，规定男子受田40亩，妇女受田20亩，受田不准买卖，死后归还官府；第一次受田的男子，另给桑田20亩，作为永业田终身不还。唐朝于公元624-719年期间，多次颁布均田令，内容基本与西晋以来的各朝相同，规定18-60岁的男子每人受口分田80亩、永业田20亩，未出嫁成年女子受田20亩，超过60岁的男子受口分田40亩，寡妇给口分田30亩。妇女不单独受田，从数量上看已经合并到男子受田之中。农户家庭私有的土地，一般由儿子平均分 配或继承，女子则以陪嫁的形式得到一定数量的土地，但一般只限于拥有土地较多的地主或富农。
从土地改革开始，中国妇女的土地权益已经独立存在，并且完全消除了与男子的差别。土地改革分配土地时，妇女与男子分得数量相同的土地。实行家庭承包经营时，集体分配承包地也是根据人口或者劳动力的数量进行平均分配，而没有考虑性别的因素。
家庭承包经营在实现农业快速增长的同时，也改善了农业结构，农业开始从单纯追求粮食生产增长转向发展经济作物、畜牧业、林业等。另外，随着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大量农村劳动力流向非农部门。这使从事农业生产特别是种植业和畜牧业部门的劳动力，逐步变成以女性为主。第一次全国农业普查结果显示，在1996年，种植业和畜牧业中女性从业人员所占的比例已经达到52.46%。
四、当代中国的土地管理制度是保护耕地、占用审批制、有偿使用和禁止买卖
中国人多地少。土地管理的基本方针是“十分珍惜每一寸土地”。在这个方针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以保护耕地作为主线，确立了以土地用途管制为核心的土地管理制度。
土地权属。《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国实行土地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单位和个人依法使用的国有土地以及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县级人民政府登记造册，确认所有权，但林地、草原和水面、滩涂的权属确认依照其他有关法律规定办理，使用国有土地的具体登记发证机关由国务院确定；依法改变土地权属和用途的，应当办理土地变更登记手续。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所有权，但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国家为公共利益需要，可以依法对集体所有的土地实行征用。
土地用途管制。由国家编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规定土地用途，将土地分为农用地、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严格限制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控制用地总量，对耕地实行特殊保护。各级人民政府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国土整治和环境保护的要求、土地供给能力以及各项建设对土地的需求，组织编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规划期限由国务院确定；下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依据上一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行分级审批，经批准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修改须经原批准机关批准。为更好地监测土地利用状况，国家建立土地调查制度、土地统计制度和全国土地管理信息系统。
耕地保护。严格控制耕地转为非耕地，实行占用耕地补偿制度。非农业建设经批准占用耕地的，占用耕地的单位必须按照“占多少，垦多少”的原则，开垦与所占耕地的数量和质量相当的耕地，没有条件开垦或开垦的耕地不符合要求的，必须依照有关规定缴纳垦地费。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必须确保本行政区域内耕地总量不减少。实行基本农田保护制度。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闲置、荒芜土地；鼓励不破坏生态环境的土地开发利用和土地整理。
建设用地审批和征用。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但是，兴办乡镇企业和村民建设住宅经依法批准使用本集体经济组织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或者乡（镇）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经依法批准使用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除外。建设占用土地，涉及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需要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征用土地，必须依法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并报请批准；必须按照被征用土地的原用途给予补偿，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征用耕地还包括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1987年以前，中国对建设用地实行“行政划拨、禁止使用者转让、无偿无限期使用”的管理制度。1987年起，开始逐步将土地使用权从土地所有权中分离出来，国家以土地所有者的身份，把土地使用权在一定的年限内出让给土地使用者，由土地使用者向国家支付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土地使用者取得的土地使用权是一种物权，可以依法转让、出租和抵押。当前，除法律规定的特殊用地，如军事用地，基础设施用地和其他公益事业用地经批准可以通过划拨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外，其他用途的用地一律通过有偿的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有偿的方式包括出让、租赁、作价出资、入股等。
China is a large agricultural country with a more than 5,000-year long farming tradition. The land tenure systems and their evolution have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China’s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y have evolved in stages, from public ownership by clans in a primitive society, the “nine-square land distribution system” in a society based on slavery, to the co-existence of private ownership by landlords and smallholders in a feudal system and finally to socialist public ownership.
Ⅰ. THE FEUDAL LAND TENURE SYSTEM IN OLD CHINA: PREDOMINANCE OF PRIVATE OWNERSHIP BY LANDLORDS, WITH SECONDARY ROLE PLAYED BY INDIVIDUAL FARMERS
For a long time, China was dominated by a feudal land tenure system. It consisted in private ownership by landlords, with a subordinate system of private farmers, which was the most fundamental social system in feudal China. Under this land tenure system, land was traded freely and land as property was divided equally among sons.
Before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as founded in 1949, China practiced a feudal land tenure system under which the land was mainly owned by the landlords and farmed by tenants, with independent farming only as a secondary system. In August 1952, the newly established State Statistical Bureau analyzed the state of land ownership by different groups in rural China in 1949, based on statistical data collected in the provinces. The result showed that the landlords, who made up 4.75% of the total rural population, owned 38.26% of all farmland and rich farmers, who made up 4.66% of total rural population owned 13.66% of all farmland. On the other hand, poor farmers, who made up 52.37% of the total rural population, owned merely 14.28% of the farmland. This meant that they either had very little or no land at all.
Under such a land tenure system, the land was used in two ways: it was either cultivated by the smallholders themselves or by tenants. Thus, for a particular land area, the owner and the farmer might or might not be the same person.
Due to different level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different traditions depending on the locality, Old China (before 1949) had a complicated system of land lease and tenancy practices.
In terms of labour, the system could be divided into three major categories, namely, pure land lease, sharecropping, and land lease in exchange for services and a fee.
Under the pure land lease system, the landlord only leased the land and collected rent while the tenants had to provide all other necessary farm inputs.
Under the sharecropping arrangement, the landlord, apart from the land, also provided part of the necessary inputs, such as draught animals, seeds, fertilizers and farm tools. The harvested crop was then shared between the landlord and the tenants according to a pre-determined ratio. Sharecropping was common in northern China and the northern part of Shaanxi Province. Under this arrangement, the landlord would take a larger share of the final yield than under the pure land lease system, to cover the cost of the farm inputs he provided.
Land lease in exchange for services and a fee had two particular characteristics: (i) the tenants had to provide various services to the landlord free of charge, including raising farm animals, transportation, cooking, laundering, babysitting, as well as spinning and weaving; (ii) The landlord leased not only the land but also most farm inputs and, in some cases, also provided food, fuel, shelter and tools for the tenants and their dependents. Yields would be shared between the landlord and the tenants according to a pre-determined ratio and the tenants would return to the landlord what they had borrowed as food, seeds and feed. Under such full tenancy, the landlord would take an extremely high share of the final crop, usually as much as 8:2 or 9:1 (ratio between landlord and tenant). In Old China, this type of tenancy arrangement accounted for approximately 2% of all tenancy arrangements.
The contract time could
be either annual tenancy, fixed-term tenancy, continuous tenancy or permanent
tenancy.
Annual tenancy that represented 25% of all tenancy arrangements was more common
where different kinds of sharecropping prevailed. Under annual tenancy, the
landlord reserved the right to cancel the land lease contract or evict the
farmer each year.
Fixed-term tenancy contracts usually specified the duration of the lease, which was binding for both the landlord and tenant. Fixed-term tenancy included both short-term contracts of 3-10 years and long-term contracts.
Statistics show that before 1949 about 24% of all land lease contracts were short-term, while long-term contracts, usually valid for 10-20 years, accounted for about 8%.
Tenancy arrangements for undetermined periods gave the landlords more freedom to manipulate their tenants. By not specifying the timeframe of the contract, the landlord could take back his land at any moment, if he so wished. In fact, this was the most common arrangement in China before 1949 and about 30% of all land lease arrangements fell in this category.
Permanent tenancy arrangements gave the tenants the right to use the land for an unlimited period of time as long as they paid their rent according to the contract; this arrangement accounted for 11% of all land tenure arrangements before 1949. Under this permanent tenancy, land ownership was separated from land use right. The tenant had land use right, known as “surface right”, which could be inherited and transferred, without any control on the part of the landlord. As a result, the owner of the land area and the person who had usufruct right might or might not be the same person. The landlord thus had “right to the subsoil”, which could be traded and mortgaged without affecting the usufruct right. This was described as “a change of landowner, but not of tenant”. Permanent tenancy was most common in Fujian Province and, to a lesser degree, in Zhejiang, Anhui, Jiangsu and Jiangxi Provinces. It was rarely seen in the north.
Permanent tenancy was mainly obtained in one of the following ways:
·by reclaiming public wasteland or wasteland owned by a landlord, a tenant
acquired permanent tenancy rights;
·if a tenant invested a lot of labour in improving his rented land area, he
obtained permanent tenancy rights;
·by paying a large amount of deposit, a tenant could get permanent tenancy
rights;
·a landlord in economically developed South China who chose to live in the city
(known as “absentee landowner”) could give the tenant permanent tenancy rights;
·if a farmer went bankrupt and sold his land, he could agree with the buyer to
retain permanent rights to till the land (to retain surface right).
Permanent tenancy arrangements diminished the risk of eviction by the landlord as well as the amount of the rent, thus protecting the tenants’ interests. Thus, the tenants were motivated to make long-term investments to improve the soil and promot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On the other hand, as the land surface and subsoil were subject to mortgage or separate trade, there could be a second or even a third landlord, which meant an additional burden on the tenant (main rent plus secondary rent).
Most contracts were in written form with oral agreements being rare. Written contracts were normally signed by both parties and a middleman (a witness or a guarantor).
There were three forms of land lease, i.e. sharecropping, fixed-term lease or tenant farming with payment in cash.
The sharecropping arrangement determined the percentage shares that would go to the landlord and tenant when the crops were harvested. As these shares varied from year to year according to the harvest, the system was also known as “flexible rent” or “proportional rent”. Sharecropping was historically the dominant land tenure arrangement in feudal China. In modern times, sharecropping has become less frequent, but it still represented 28% of all tenancy relations in the 1930s. Under the sharecropping system, the landlords would intervene in the farming activities of the tenants to ensure their income, that was directly based on the yield. Sharecropping was more common in the northern parts of Old China, because here the land was more likely to be affected by climatic factors, with modest yields that could change from year to year.
Fixed-term lease required advanced payment depending on the rented land area. Once the rent was fixed, it would remain unchanged regardless of whether the harvest was good or bad. It was also known as “dead rent” or “iron rent”. Sometimes, in lean years when the government reduced or remitted land taxes, the amount of the fixed lease might also be reduced. Fixed-term lease was mostly practiced in the rice-producing regions of south China where yields were high and stable.
Since capitalism was not
yet developed in Old China, tenant farming with payment in cash was not common.
Under the old land tenure system, the rent would amount to 40-50% of the total
harvest.
In Old China, the land tenure system under which the tenants tilled the land owned by the landlords, proved to be a big constraint to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constituting the root cause for the secular poverty and backwardness in rural China. It became the main purpose of China’s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as well as the strong aspiration of the masses of Chinese farmers, to eradicate the feudal system and put an end to private land ownership by the landlords.
Ⅱ. SOCIALIST PUBLIC LAND OWNERSHIP IN NEW CHINA: PUBLIC LAND OWNERSHIP WITH COEXISTING COLLECTIVE AND STATE PROPERTY
Following the founda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1949, the Central Government promulgated the Agrarian Reform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June 1950 in an effort to replace feudal private land ownership with a new system that gave ownership to the farmers. This was an attempt to free the productive forces in the rural areas, rehabilitate and develop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pave the way for New China’s industrialization. According to the Law, land was confiscated from the landlords and distributed freely to landless farmers or farmers with very little land. By 1953, the land reform in China had succeeded to abolish private land ownership by feudal landlords, putting an end to the old land tenure system and thus realizing the dream of giving the “land to the tiller”. Over 300 million farmers with no or little land were given more than 700 million mu (15 mu = 1 hectare) of farmland and exempted from paying 35 million tons of grain as rent. In addition, the farmers were entitled to “freely using, selling or leasing their land”.
Thanks to the land reform which abolished private land ownership by feudal landlords, the farmers became landowners themselves, but private landownership continued. The rural economy was at that point based on family farms subject to the market forces of private land ownership by smallholders, who only owned small plots.
To boost production and help the farmers improve their living conditions as quickly as possible, while avoiding a polarizatio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called on the farmers to organize in groups of mutual aid and primary agricultural cooperatives.
Although the land remained privately owned by the farmers, the evolution from individual family production to mutual-aid groups and elementary agricultural cooperatives helped bring about tremendous changes in the organizational form and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In the mutual-aid system, the farmers never left their homesteads if not to provide mutual assistance in the main phases of agricultural operations. Since ownership rights remained individual, each household could keep the produce harvested on its plot. The only difference was that the farmers had to share certain production costs depending on the size of their land. This arrangement was a form of land administration intended to overcome production difficulties thanks to collaborative efforts, while respecting the status quo of landownership. The mutual aid groups had a positive impact in the countryside, because they made it possible for those households that lacked manpower or draught animals to develop their production.
Primary agricultural
producers’ cooperatives were quite different from the mutual aid groups.
Although the land remained privately owned, in order to join a cooperative,
farmers had to turn their individual plots over to the cooperative for
centralized management. Remuneration was also distributed by the cooperative,
with the exception of the land provided by the farmers, which was considered as
part of their share in the cooperative and taken into account when the harvests
were distributed. The production on each plot had thus no longer any direct
relationship to the owner. The benefits that the households could expect
depended on the overall performance of the cooperative, which represented a
profound change for the Chinese farmers who were used to family farming.
In parallel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primary agricultural cooperatives, advanced
agricultural cooperatives, the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 based on the
merge of primary agricultural cooperatives or mutual-aid groups, were started in
1956. In the advanced agricultural cooperatives, the cost of land, draught
animals and machinery was evaluated and these assets turned over to the
cooperative. However, 5% of the total land area of the cooperative was reserved
for individual use by the farmers as private plots on which to grow vegetables
or other horticultural crops. The individual plots were owned by the collective,
but the farmers did not have to pay agricultural tax in grain nor were any fees
demanded by the collective for their private plots. On the other hand, farmers
were not allowed to sell, lease or transfer freely their individual plots.
In 1958, a vast movement was launched in rural China to organize general people’s communes. People’s communes differed from the mutual-aid groups and primary agricultural cooperatives in that they became the owners of all property.
In the period of the people’s communes, any differences in economic benefits between farmers and production teams, production teams and production brigades, production brigades and commune were suppressed and, in fact, the principle of exchange for equal value was abolished. As a consequence, farm households were no longer independent economic entities because, in the people’s communes, collective management was practiced in a regime of collective property.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this three-level ownership system (people’s commune, production brigades and production teams) was extremely vague as there was no clear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properties of farmers and production team, production teams and production brigade, and production brigades and commune. The result was inefficient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insufficient incentive mechanisms. The people’s commune system continued in China until the early 1980s.
Due to the shortcomings of the people’s communes, in 1978, the Chinese Government decided to introduce a policy reform and opening, in an effort to support and encourage farmers’ initiatives to reform the people’s commune system.
Before 1982, there was no definite indication from the government that land could be contracted to individual farmers. However, it encouraged a reduction of the size of the labour teams and sub-contracting certain operations. The setting of production quota, as well as contracts with the production team (or household) were allowed in order to improve productivity. Once a contract with fixed quota was signed, the contractor became responsible for a particular job within the collective production chain and was given work-points based on his performance. His work-points would determine how much he got paid in the end out of the total production of his collective. Once contracts were signed with a group of farmers who voluntarily organized themselves or a farm household, the groups were given work-points based on their performance. The total work points were distributed among the members of the team (or farm household) who would thus benefit from the work-points accumulated by the whole collective.
Only in 1982 did the government explicitly agree to contract the land directly to the farm household. Direct contracting of land to the farm households in rural China was carried out between 1982 and 1983. In 1980, only 0.4% of all villages or production teams had entered into this type of household contracts. In June 1981, the percentage rose to 11.2%, increasing to 67% in 1982, 97.8% in 1983 and 98.9% in 1984. By then the land tenure system based on people’s communes had by and large been replaced by the farm household contract system.
The adoption by the Chinese farmers of the farm household land contract system is the result of extensive research and many assessments. Under this land use system, collective land ownership remains a fundamental principle. Taking into consideration local natural resources and their conditions, the collective gave the farm households access to land through contracts.
Land is usually distributed equally among the households based on the number of
household members. In certain villages, part of the land was distributed in this
way and the rest according to the number of active household members. In
general, the duration of the contract is for a period of 30 years.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there is a difference between the rules for contracting arable land
and those for contracting non-arable land, such as forest areas, orchards,
grassland, grassy hills, watersheds and floodplains. In fact, the latter play an
important ecological role; in addition, big investments are required to develop
these areas, the results of which can only be seen in the long term. While some
lands is contracted equally to all people in the village, most land is
contracted through bidding, with the contract extending for a period of 30-50
years, or even 100 years.
Once a farmer gets the right to farm the land, he becomes an independent
economic entity. He may thus, depending on the contract, make independent
decisions regarding production, i.e. what, how much and how to plant, and
investments. He also decides how to distribute the final produce obtained from
the land. In addition, during the contract period, his contracted land can be
inherited by his descendants or transferred to others, either free of charge or
against a fee. When the contract expires, he has the prerogative to renew it if
he so wishes. After having fulfilled their production contract, the farm
households may also operate in the secondary and tertiary industry and develop
private business using their own means.
The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 as the collective landowner and the representative of rural communities, is responsible for centralized management, including supervising that the farm households fulfill their part of the contract, as well as the overall coordination of the use of public facilities or infrastructures (such as irrigation networks and power plants). The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 also helps the contractors with agricultural productive activities that cannot be undertaken individually. For instance, in many places the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 provides the contractors, free of charge or at low cost, such services as mechanized tilling and sowing, irrigation, pest control, harvesting, etc. It may also develop uncultivated or unused land resources in a centralized manner.
Since 1990, new patterns of land use have emerged while the basic land contract system gives the Chinese farmers long-term, secured use of land. These new land use patterns, based on dual rights, include large-scale operations, auctioning of land use rights over uncultivated areas (in the mountains, ravines, hills or floodplains), as well as the cooperative shareholding system.
Under the dual system, the land contracted by the farm households is divided into two categories, i.e. for subsistence and to meet the production target of the collective. Subsistence plots are distributed equally among all the inhabitants to ensure a means of subsistence for the family. On the other hand, land assigned to collective production can either be distributed based on the number of inhabitants, active persons, or through bidding: it is necessary to ensure employment and family income for the farmers. The farmers derive different obligations from these two categories of land: on subsistence plots only agricultural tax is levied, while on collective production fields, the household is required to pay, in addition to agricultural tax, a rent in kind to the village and township. The purpose of introducing this dual (two-field) system is to arrive at an equal distribution of land per person following a change in the number of family members of a farm household.
There are three types of large-scal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systems. The first system consists in centralized land management by collective farms, typical in the suburbs of Beijing. The second system consists in centralized cultivation with decentralized management and is typical in southern Jiangsu Province and Nanhai of Guangdong Province. The third type is known as “reversed contracting” (i.e. the contractors contract the land back to the collective) and is found mainly in the developed coastal regions in the east. Due to many constraints, large-scale agriculture is receding.
Marginalized uncultivated land in mountainous areas, ravines, coastal areas and floodplains, was distributed in the same way as farmland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agrarian reform, with the only difference that the contract period for the former was longer. Auctioning of the land use right over these marginalized areas does not change its ownership right. The buyer of the land use right can develop the land and keep the profit, with a contract normally extending for a period of 50-100 years. In addition, the land use right can be transferred, leased, mortgaged or used as investment by a shareholder.
Under the shareholding cooperative system, land is placed under centralized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by the collective, while the individual farmers hold shares of the land. In this case, the first thing to do is to assess the value of the land and then convert this value in monetary terms. The land shares are then distributed to individual farmers based on the total population of the community at a particular time. In certain places, other public assets are also converted into shares and divided among the farmers. The income from the land is then distributed to the farmers according to the number of shares they hold.
In contemporary China, state ownership of land also exists in addition to collective land ownership. There are six categories of state-owned land:
·land in urban areas;
·land situated in rural and suburban areas that has been confiscated,
expropriated or repurchased by the State in accordance with law;
·land requisitioned by the State in accordance with law;
·forests, grassland, wasteland, floodplains and other land no longer belonging
to the collective;
·land formerly owned by a collective, the members of which have moved to urban
areas;
·land formerly owned by a farmers’ collective, the members of which have
resettled elsewhere as result of a decision by the State or natural disaster.
Presently, only 5% of the arable land in China is owned by the State, but over 90% of all land resources are owned by the State.
Ⅲ. A PROCESS TOWARD GENDER EQUALITY: TODAY, CHINESE WOMEN, WHO USED TO BE DISADVANTAGED, ENJOY EQUAL RIGHTS AND INTERESTS WITH MEN OVER LAND RESOURCES
In China, though women’s land rights have never been completely overlooked and, although unequal due to gender differences, they have changed to become more equal with men’s rights. Matriarchy, that is present only in certain remote and backward areas, does not represent mainstream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s agricultural and rural areas.
For several thousands of years, in feudal China, women enjoyed certain access rights to land that, however, were unequal and subordinate to men’s rights.
In 280 AD, the West Jin
Dynasty issued an order to distribute land according to a system of quota. The
order provided for the distribution of land nationwide: 70 mu to each man
between 16-60 year of age, of which 50 mu in the form of lease; 30 mu (less than
half of man’s share) for each woman, of which 20 mu in the form of lease.
In 485 AD, the North Wei Dynasty issued an order to distribute wasteland to
farmers. The order provided that each man get 40 mu and each woman 20 mu. The
land was not tradable and had to be returned to the authorities once the user
died. In addition, the order also gave first-time male land users the right to
an additional 20 mu of mulberry land on a permanent basis.
The Tang Dynasty issued several land distribution orders from 624 to 719 AD with similar stipulations as the West Jin Dynasty, allocating 80 mu of farmland and 20 mu of permanent land to each man 18-60 of age, 20 mu of land to each unmarried adult woman, 40 mu of farmland to each man over 60, and 30 mu of farmland to each widow. Married women did not get their own land, but their shares were included in the land given to the men.
Private land owned by farm families was normally equally shared or inherited by the sons. The daughters had the right to some land in the form of dowry. This arrangement was usually applied only in the case of daughters of landlords or rich farmers who owned a lot of land.
Starting with the agrarian reform, Chinese women have acquired fully independent and equal land rights as men. Any inequality based on gender has been completely eliminated. During the agrarian reform, both men and women received the same amount of land. When the family-based land contract system was adopted in rural China, land was distributed equally based on the number of family members or active family members, without gender discrimination.
While contributing to a rapid accelera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the family-based land contract system has also helped to improve the agricultural structure. In the past, Chinese agriculture was mainly focused on increasing grain production, but today attention is also given to the development of other activities, such as cash crops, animal production and forestry.
With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many workers in the countryside have taken up non-agricultural activities, making women the backbone and majority workers in agriculture, particularly in crop and animal production. The first national agricultural census showed that, in 1996, women constituted 52.46% of all workers engaged in crop and animal production.
Ⅳ. PRESENT LAND MANAGEMENT SYSTEM IN CHINA: PROTECT CULTIVATED LAND, EXAMINE AND APPROVE LAND OCCUPATION, PROMOTE ECONOMIC LAND USE AND FORBID SALE OR PURCHASE
China has a large population, but proportionately limited land resources. The main principle in land management is therefore “to greatly value every square inch of land”. Guided by this policy, the Land Management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gives priority to farmland protection and exercises strict control over land use.
Land rights.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tipulates that China has adopted a socialist public land ownership system, i.e. ownership by the people as a whole and collective ownership by the masses of workers.
Rural and suburban land is owned by the farmers’ collectives, except for land owned by the State in accordance with law. Land assigned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houses, and private plots and hill areas that are used privately are also owned by the farmers’ collectives.
The use of all State and collectively owned land by organizations or individuals must, according to law, be registered with the county government in order to verify property rights. However, the land rights on forestland, grassland, watersheds and floodplains are regulated by other laws. The authorities responsible for the registration and certification of state-owned land use are designated by the State Council and any lawful alteration of land rights or land utilization must be formally registered in the cadastre.
No organization or individual may illegally transfer land ownership rights by acquisition or transaction or any other means. However, the land use right can be transferred according to law.
According to law, the State may requisition collectively owned land in public interest.
Controlling land use allotment. The master plan elaborated by the State for land use allotment, recognizes three categories of land: agricultural land, land for construction and unused land.
There are severe restrictions on turning farmland into land for construction, in order to limit the total size of land used for this purpose. This offers special protection for the farmland.
People’s Governments at all levels work out their own land use plans based on the nat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plan and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requirements for area management,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land availability in view of the many different construction requests.
These plans cover a time period specified by the State Council. A corresponding land use plan is prepared by the respective administrative level. These plans are subject to approval at the different levels of competence and once approved, any alteration is subject to re-approval at the same level.
To better monitor land use, the State has established a cadastre system, a land statistical system and a national land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Farmland protection. The use of farmland for other purposes tha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is strictly controlled, while any occupation of cultivated land for other purposes must be compensated.
Anybody who has been authorized to build on cultivated land for other than agricultural purposes, must clear new farmland of the same size and quality as the occupied land, according to a principle of equality. In case it is not possible to clear land or the reclaimed land does not meet the set standards, the user must pay reclamation fees according to the rules.
People’s governments in all provinces, autonomous regions and municipalities directly under the central government ensure that the total farmland within their respective administrative regions remains constant.
A basic farmland protection system has been be adopted. No organization or individual is allowed to leave land idle. Land 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 are encouraged, as long as the ecosystem is not negatively affected.
Examination, approval and requisition of land for construction purposes. In case of a construction project, state-owned land can be legally applied for. Exceptions are township enterprises, houses for villagers and rural public facilities or infrastructures for which authorization has been obtained to use collectively owned land.
When farmland is used for construction purposes, the user must obtain approval. This authorization is indispensable in the case of land requisition and must be applied for according to law. The level of compensation depends on the original use the land was under. The fee comprises compensation for the land itself, a resettlement allowance for the farmers and, if farmland is used, compensation for lost crops and facilities derived from other land use rights.
Prior to 1987, the Chinese land management system allocated land for construction through administrative decree for use sine die and free of charge. It was not possible for the user to transfer his usufruct right.
As of 1987, the usufruct right has been progressively separated from the ownership right. The State, as the owner of the land, assigns the usufruct right for a certain number of years to the concessionary, who pays a fee to the State. This usufruct right, which is a kind of property right, may be legally transferred, leased or mortgaged.
Presently, except for land assigned for military purposes, public infrastructure and other public welfare activities through administrative allocation, the right to use land for other purposes can only be obtained against payment of a fee. Usufruct rights can change in the following manner: through transfer, mortgage, investment or the assignment of land, after an assessment of its value.
La Chine est un vaste pays agricole dont l’expérience relative à la culture intensive du sol remonte à plus de 5 000 ans. Les divers régimes fonciers et leur évolution ont, dans une large mesure, déterminé l’orientation fondamentale du développement socio-économique de ce pays. De la copropriété des clans apparaissant dans les communautés primitives et du régime appelé 《JING TIAN ZHI》 en vigueur durant la période esclavagiste à la propriété publique en vigueur dans la société socialiste, en passant par la coexistence, dans la société féodale, de la propriété privée des propriétaires fonciers et de celle des petits paysans,la Chine a connu différents régimes fonciers.
I. LE RÈGIME FONCIER DE L’ANCIENNE CHINE :UN RÈGIME FÈODAL OÙ PRÈDOMINAIT LA PROPRIÈTÈ PRIVÈE DES PROPRIÈTAIRES FONCIERS ET OÙ LA PROPRIÈTÈ PRIVÈE INDIVIDUELLE DES PAYSANS TENAIT UNE PLACE SECONDAIRE
Le régime foncier féodal, qui a occupé une position dominante pendant de longues périodes, représentait le système social fondamental de la société féodale chinoise. Sous un tel régime, le commerce libre des terres et le partage égal des biens entre tous les fils régissaient en permanence le problème de la répartition des droits fonciers.
Le régime foncier féodal d’avant la fondation de la République populaire de Chine, en 1949, était caractérisé par la possession des terres par les propriétaires fonciers et leur exploitation effective par les fermiers, tandis que l’exploitation indépendante des paysans propriétaires ne venait qu’en second lieu. En août 1952, le Bureau d’État des Statistiques qui venait d’être créé, entreprit, sur la base des statistiques établies par les provinces, une analyse de l’occupation, en 1949, des terres arables par les différentes classes des régions rurales chinoises. Elle montre que les propriétaires fonciers et les paysans riches qui représentaient respectivement 4,75% et 4,66% de la population rurale accaparaient 38,26% et 13,66% des terres cultivables. En revanche, les paysans pauvres et les salariés agricoles, qui représentaient 52,37% de la population rurale, détenaient seulement 14,28% des terres cultivables. Ce qui signifie qu’ils avaient peu de terres ou n’en avaient pas du tout.
Sous pareil système d’usage des terres, deux modalités étaient alors en place : l’exploitation par les petits paysans sur leurs propres terres et le fermage. Pour une parcelle de terre donnée, le propriétaire et le cultivateur pouvaient être soit la même personne soit des personnes différentes.
Comme les régions se trouvaient à différents stades de développement économique et qu’elles avaient des coutumes et traditions diverses, il existait, dans la société chinoise d’avant 1949, des modalités de location des terres très variées et parfois très complexes.
Si l’on tenait compte de la modalité de l’association des travailleurs agricoles et des terres, on pourrait distinguer trois modes d’affermage, à savoir le bail à ferme, le bail à métayage ( pour culture en partenariat avec le propriétaire ) et la tenure de terres en échange de services et de redevances.
À propos des modes d’affermage, le bail à ferme était un système dans lequel le propriétaire donnait seulement à bail sa terre contre le prix du loyer tandis que les intrants nécessaires pour la production devaient être fournis par le fermier.
Dans le cas du bail à métayage ( pour la culture en partenariat avec le propriétaire ), le propriétaire mettait à la disposition du fermier, outre la terre, une partie des équipements et des intrants nécessaires pour la production, comme les animaux de trait, les semences, les engrais et les outils aratoires. Les produits principaux de la récolte étaient alors partagés entre les contractants selon une proportion prédéterminée. Le bail à métayage ( pour la culture partenariale ) se rencontrait très souvent dans le Nord du pays, surtout au Nord du Shaanxi. Comme une redevance devait être perçue pour la location des moyens de production, une part plus importante de la récolte que dans le cas du bail à ferme devait revenir au propriétaire.
La tenure de terres en échange de redevances et de services présentait deux aspects particuliers. Le premier consistait dans le fait que le fermier était tenu de fournir au propriétaire divers services gratuits comme l’élevage des animaux, les transports, la cuisine, la lessive, la garde des enfants, la filature et le tissage etc. Le second consistait dans le fait que le propriétaire devait fournir au fermier et à sa famille la plupart des moyens de production et parfois, la nourriture, le combustible, voire le logement et le matériel d’usage courant nécessaire. Les principaux produits de la récolte étaient partagés entre le bailleur et le preneur du bail selon une proportion convenue à l’avance. Le fermier avait l’obligation de rembourser au propriétaire, avec la part de récolte qui lui revenait, la nourriture, les semences, l’aliment de bétail etc. qu’il avait pris à titre d’emprunt. Le contrat de ce type d’affermage fixait une rente foncière très favorable au propriétaire : une proportion de 80% généralement et parfois de 90% de la récolte devait revenir au propriétaire. Dans l’ancienne Chine, ce type d’affermage représentait environ 2% des baux fonciers.
À considérer la location sous l’angle de sa durée, on avait l’affermage annuel, le bail à durée déterminée, le bail à durée indéterminée et enfin le bail emphytéotique.
En ce qui concerne la durée du bail, l’affermage annuel qui représentait 25% des baux se rencontrait souvent dans les régions où l’on pratiquait surtout le métayage et l’affermage pour culture partenariale. Quand le bail était annuel, chaque année, le propriétaire avait le droit et la possibilité de dénoncer l’affermage, même délibérément, ce qui constituait une menace constante pour le fermier.
Le contrat du bail à durée déterminée devait prévoir explicitement la durée du bail, ce qui était contraignant tant pour le propriétaire que pour le fermier. On pouvait distinguer deux types d’affermage : à longue durée et à courte durée. Avant 1949, les baux à courte durée, généralement de 3 à 10 ans, représentaient 24% des affermages, tandis que ceux qui étaient à longue durée, de 10 à 20 ans, n’étaient que de 8%.
Le bail à durée indéterminée, qui ne stipulait pas la durée de l’affermage, laissait plus de liberté au propriétaire, car il avait la possibilité de dénoncer le bail à tout moment. Le bail à durée indéterminée était la forme d’affermage la plus répandue, car il représentait 30% de l’ensemble des baux de l’ancienne Chine.
Le bail emphytéotique, qui représentait 11% des baux, conférait au fermier qui respectait le contrat de bail en payant le fermage, le droit d’usage permanent de la terre. Dans le cadre de ce type de bail, le droit d’usage de la terre était séparé du droit de propriété. Le droit d’usage du fermier était en effet le droit de la superficie. Ce droit était héritable et transmissible par sous-bail, le propriétaire ne pouvait pas intervenir sur cette question. Le propriétaire de la superficie et le cultivateur pouvaient être la même personne ou des personnes différentes. Le propriétaire foncier jouissait alors du droit de tréfonds de la terre. Il pouvait vendre ou hypothéquer ce droit, sans pour autant remettre en cause le droit d’usage du fermier, comme l’exprime l’adage populaire :《Le propriétaire change, mais le fermier reste》. Le bail emphytéotique était le plus répandu dans le Fujian et, dans une moindre mesure, également dans le Zhejiang, l’Anhui, le Jiangsu et le Jiangxi. Il était rare dans le Nord de la Chine.
L’existence de l’emphytéose pouvait s’expliquer par les contextes suivants :
·Quand le fermier avait
défriché la terre du domaine public ou d’un propriétaire foncier, laissée en
friche, il jouissait du droit au bail emphytéotique ;
·Si le fermier avait beaucoup investi dans l’amendement de la terre prise à
bail, il pouvait jouir du droit au bail emphytéotique ;
·Le fermier qui avait payé un gros fermage comme gage pouvait avoir ce droit ;
·Dans les régions du Sud à économie marchande développée, le propriétaire
foncier qui préférait habiter dans les villes ( propriétaire absent ) donnait sa
terre à bail au fermier à perpétuité ;
·Le paysan en faillite qui vendait sa terre au preneur dont il obtenait l’accord
de lui laisser le droit de cultiver en permanence la terre (droit de superficie).
Le bail emphytéotique contribuait à prévenir la dénonciation délibérée du contrat d’affermage par le propriétaire foncier et à réduire le taux de la rente, donc à protéger les intérêts des fermiers. De ce fait, les fermiers étaient motivés à engager des investissements à long terme dans l’amélioration du sol, ce qui devait favoriser le développement de l’agriculture. Mais d’un autre côté, comme le fonds et la superficie de la terre pouvaient être nantis ou vendus, il devait y avoir des sous-bailleurs voire des sous-sous-bailleurs, ce qui rendait encore plus lourde la charge des usagers définitifs de la terre par le cumul des fermages originaires et des sous-baux.
Les contrats étaient généralement conclus sous forme écrite. Rares étaient les baux oraux. Les baux sous forme écrite étaient généralement certifiés par la signature ou l’apposition de l’empreinte digitale des deux parties, bailleur et preneur, et du courtier ( à défaut, du témoin ou du garant ).
Le fermage pouvait se présenter sous trois formes : le métayage ( ou le partage de la récolte entre le propriétaire et le métayer ), le fermage fixe et le fermage en espèces.
Le métayage prévoyait le pourcentage du partage entre le propriétaire foncier et le métayer. Comme les quantités du partage changeaient d’année en année en fonction de l’abondance de la récolte, il était appelé 《fermage flottant》 et 《fermage proportionnel》. Dans l’histoire féodale chinoise, le métayage prédominait sur toutes les autres formes d’affermage en nature. À l’époque contemporaine, le métayage est devenu moins fréquent, mais il représentait encore 28% des locations des terres dans les années 1930. Sous le système de métayage, les propriétaires fonciers, pour garantir leur revenu de fermage, intervenaient très souvent dans les activités productives des métayers, car, en effet, leur revenu dépendait directement de la production. Le métayage était fréquent dans le Nord de la Chine, car la production y était non seulement médiocre, mais aussi très inégale, d’année en année, à cause des incertitudes climatiques.
Le montant du fermage fixe était déterminé à l’avance en fonction de la superficie de la terre louée. Il était aussi appelé, dans certaines régions, 《fermage figé》 ou 《fermage rigide》, car, une fois fixé, il restait immuable dans les années à récolte abondante comme dans les années de disette. Parfois, en cas de mauvaise récolte, on pouvait espérer la réduction du fermage, mais à condition que les impôts et charges agricoles de l’État fussent réduits ou supprimés. Le fermage fixe était appliqué plus fréquemment dans les régions rizicoles du Sud de la Chine où le rendement était généralement satisfaisant et stable.
Comme le capitalisme était peu développé, le fermage en espèces n’était pas fréquent.
Sous le système de la location de la terre, la rente foncière à la charge des fermiers pouvait représenter jusqu’à 40 ou 50% de la récolte.
La propriété privée des propriétaires fonciers et l’exploitation des terres moyennant l’affermage étaient à l’origine de l’état arriéré et de la pauvreté séculaire de la campagne chinoise; en effet, ce régime foncier de l’ancienne Chine entravait tout développement de la production agricole. La révolution de la nouvelle démocratie, qui visait principalement à renverser la société féodale et à abolir le régime de la propriété privée des terres des propriétaires fonciers féodaux, incarnait véritablement les aspirations des larges masses paysannes de la Chine.
II. LE RÉGIME FONCIER DE LA CHINE NOUVELLE :UN RÉGIME SOCIALISTE DE LA PROPRIÉTÉ PUBLIQUE DES TERRES OÙ COEXISTENT PROPRIÉTÉ COLLECTIVE ET PROPRIÉTÉ ÉTATIQUE
Après la fondation de la République populaire de Chine en 1949, pour abolir la propriété privée des propriétaires fonciers féodaux et instituer un régime foncier basé sur la propriété des paysans, le gouvernement populaire central, soucieux de libérer les forces productives dans les régions rurales, de redresser et de développer la production agricole afin d’ouvrir la voie à l’industrialisation, a promulgué, en juin 1950, 《la loi de la République populaire de Chine sur la réforme agraire》. Cette loi prévoyait de confisquer les terres des propriétaires fonciers et de les distribuer à titre gratuit aux paysans sans terres ou qui en manquaient. La réforme agraire a permis de supprimer en Chine, en 1953, le régime de propriété privée des propriétaires fonciers féodaux, d’abolir le système d’affermage et d’attribuer la terre à ceux qui la travaillaient. Plus de 300 millions de paysans qui n’avaient que peu voire pas de terre se partagèrent 700 millions de mus de terres ( Un mu de terre vaut approximativement 650 m² ), et leurs redevances sur les 35 millions de tonnes de céréales furent exemptées. De plus, ils acquirent le 《droit à l’exploitation en toute liberté, au commerce et à la location》 des terres qu’ils possédaient.
Ainsi, les paysans sont-ils devenus des paysans propriétaires. Mais, ce faisant, on n’a pas aboli le régime de la propriété privée des terres. Le système de l’économie agricole d’alors était une exploitation familiale paysanne soumise à la régulation des forces du marché sous le régime de la propriété foncière privée des paysans qui ne possédaient que de petites parcelles.
Pour développer la production et permettre aux paysans de mener, aussi vite que possible, une vie aisée et enfin éviter la différenciation en bipolarisation, le gouvernement chinois a lancé l'appel aux paysans chinois à s’organiser en groupes d’entraide et en coopératives de type inférieur dans la production agricole.
En passant de l’exploitation individuelle au groupe d’entraide et à la coopérative de type inférieur, bien que la terre restât leur propriété privée, les paysans chinois ont connu de profonds changements aussi bien en matière d’organisation de la production que dans l’obtention des résultats de leur travail. Dans les groupes d’entraide, les paysans ne sortaient du cadre de leur foyer que quand ils se prêtaient mutuellement l’aide dans les phases principales de la production. Comme ils n’avaient pas fusionné leur droit de propriété foncière, chaque foyer pouvait posséder la production récoltée sur ses parcelles. La seule différence résidait dans le fait que les paysans devaient se partager le coût de certains frais de production en fonction de la superficie de leur terre. Le groupe d’entraide représentait donc une forme de gestion qui visait à vaincre les difficultés rencontrées dans la production au moyen de la collaboration des travailleurs tout en respectant le statu quo de la propriété foncière. Le groupe d’entraide a joué un rôle positif à la campagne, car il permettait aux foyers qui manquaient de main d’œuvre et d’animaux de trait, de développer la production.
La coopérative de type inférieur était très différente du groupe d’entraide. Bien que la nature privée de la propriété foncière demeurât inchangée dans la coopérative, les paysans qui y adhéraient devaient, comme contribution, céder leur terre pour une gestion unifiée par la coopérative. La rémunération était, elle aussi, assujettie à la répartition par la coopérative, sauf pour la terre apportée qui était considérée comme une part de participation dont on tenait compte dans la répartition des récoltes pour traduire les droits de propriété. Dans ce cas, la production de chaque parcelle n’avait plus de rapport direct avec son propriétaire. Le bénéfice que pouvaient espérer les foyers paysans dépendait de la performance globale de la coopérative, ce qui représentait un changement profond pour les paysans chinois, habitués à une exploitation familiale.
Tout en poursuivant le développement des coopératives de type inférieur, la Chine, en 1956, s’est mobilisée en une campagne visant à l’organisation des coopératives de type supérieur. Celles-ci étaient des organisations économiques des communautés rurales créées en fusionnant des coopératives de type inférieur ou des groupes d’entraide. Au sein des coopératives de type supérieur, la terre, la traction animale et la mécanisation lourde, après évaluation de leur coût, étaient cédées aux coopératives pour devenir propriété collective et être utilisées de façon communautaire par les coopératives.
Néanmoins, il était permis à ces coopératives de réserver et de mettre à la disposition de leurs membres 5% de la superficie totale de leurs terres cultivées comme parcelles individuelles pour une exploitation décentralisée. Ces parcelles étaient généralement destinées à la culture maraîchère ou à d’autres cultures horticoles. Les parcelles individuelles faisaient partie de la propriété collective, mais les paysans n’avaient pas à payer l’impôt agricole en céréales ni les prélèvements de la collectivité pour leurs parcelles privées. D’autre part, les paysans ne pouvaient ni vendre, ni louer, ni transférer librement leurs parcelles individuelles.
En 1958, un mouvement de grande ampleur s’est déclenché dans les campagnes chinoises : l’organisation généralisée des communes populaires. Ce qui distinguait fondamentalement les communes populaires des groupes d’entraide et des coopératives, c’est qu’elles sont devenues propriétaires de tous les biens.
À l époque de la commune populaire rurale, la différence des avantages économiques entre les familles paysannes et les équipes de production, entre ces équipes et les brigades de production et entre ces brigades et la commune populaire fut supprimée et le principe de l’échange à valeur égale, complètement aboli. Les foyers paysans ne constituaient plus des cellules économiques car, dans les communes populaires, ce qu’on pratiquait, c’était une gestion collective sous le régime de la propriété collective.
Mais il faut remarquer que cette propriété à trois échelons était un système de propriété extrêmement flou car les limites des droits de propriété entre les foyers paysans et leur équipe de production, entre l’équipe et la brigade ainsi qu’entre les brigades et la commune populaire n’étaient jamais clairement définies. Il en résultait que l’allocation des ressources ne s’avérait pas efficace et que le mécanisme de l’incitation au travail faisait défaut. Le régime des communes populaires a été maintenu en Chine jusqu’au début des années 1980.
Face aux défauts des communes populaires rurales, le gouvernement chinois, décidé à appliquer, à partir de 1978, des politiques de réforme et d’ouverture, a encouragé et soutenu les initiatives réformatrices des paysans vis-à-vis des communes populaires.
Avant 1982, le gouvernement n’avait pas explicitement indiqué qu’on pouvait signer des contrats forfaitaires sur l’exploitation de la terre avec les foyers paysans. Mais il encourageait à réduire la taille des équipes de travail et à organiser des tâches forfaitaires pour des opérations déterminées. Dans le but d’améliorer la productivité, il permettait la fixation préalable de quotas de production et la conclusion de contrats forfaitaires avec l’équipe de travail ( ou le foyer ), en fonction du rendement obtenu. La fixation prédéterminée des quotas était un accord, conclu avec des membres de la commune populaire, consistant à leur confier le travail d’un chaînon de la production collective et à leur distribuer un certain nombre de points de travail en tenant compte du résultat de leurs efforts respectifs. Ces participants bénéficiaient alors de la production globale de la collectivité au prorata des points reçus. Le contrat forfaitaire en liaison avec le rendement était conclu entre la collectivité et une équipe, librement constituée par un certain nombre de membres ( ou un foyer paysan ) pour l’exploitation d’une terre. L’équipe ( ou le foyer paysan ) recevait un certain nombre de points en fonction de la production obtenue. Ces points devaient alors être redistribués entre les membres de l’équipe et ceux-ci (ou le foyer paysan ) participaient ensuite aux bénéfices de la rémunération en points de travail accumulés par la collectivité.
Ce n’est qu’en 1982 que le gouvernement a explicitement donné son accord pour que l’exploitation de la terre fût confiée à forfait directement au foyer paysan. L’exploitation forfaitaire familiale de la terre, dans les campagnes chinoises, s’est pratiquement réalisée entre 1982 et 1983. En 1980, seuls 0,4% des villages ou des équipes de production ont adopté l’exploitation forfaitaire familiale. Ce pourcentage était monté à 11,2% en juin 1981. Il était déjà de 67% en 1982. En 1983 et 1984, ils étaient respectivement de 97,8% et de 98,9%. À cette époque, le régime foncier des communes populaires rurales a été pratiquement remplacé par le nouveau système de l’exploitation forfaitaire familiale.
C’est à l’issue d’une longue recherche et de multiples comparaisons que les paysans chinois ont retenu ce nouveau système de gestion. Dans le cadre de ce système d’usage de la terre, la propriété foncière collective continue d’être un principe fondamental. Tenant compte des conditions locales en matière de ressources naturelles et conformément aux dispositions légales de l’État, la collectivité remet la terre aux foyers paysans moyennant un contrat forfaitaire.
Généralement, la terre est distribuée de façon égalitaire aux foyers en fonction du nombre de leurs membres. Dans certains endroits pourtant, une partie des terres est distribuée de cette manière et le reste, en fonction du nombre d’actifs. La durée du contrat forfaitaire est généralement de 30 ans. Il est utile de remarquer la différence entre les règlements régissant le contrat forfaitaire des terres cultivées et ceux régissant le contrat forfaitaire des terres non cultivées, telles que les terres boisées, les vergers, les prairies, les coteaux enherbés, les plans d’eau et les zones inondables. En effet, ces derniers doivent jouer un rôle d’intérêt écologique, de plus leur développement nécessite de gros investissements qu’on ne peut récupérer qu’à long terme. Compte tenu de ce qui précède, sauf pour une partie de ces terres qui sont distribuées et prises à forfait par tête d’habitant, on fait le plus souvent un appel d’offre pour choisir les adjudicataires avec lesquels on conclut un contrat forfaitaire sur une longue période, généralement de 30 à 50 ans, voire 100 ans.
Lorsque les foyers paysans acquièrent leur droit à l’exploitation des terres, ils deviennent par là des agents économiques. De ce fait, ils peuvent, en conformité avec le contrat, décider dans leurs opérations productives et en toute indépendance, la nature de leur travail, le volume ainsi que la modalité de leurs investissements. Ils sont également souverains dans la distribution des bénéfices tirés des principaux produits de leurs terres. En outre, pendant la durée de leur contrat, ils peuvent aussi laisser leurs terres prises à forfait en héritage à leur descendance ou les transférer à d’autres personnes à titre gratuit ou onéreux. D’ailleurs, à l’expiration du contrat, ils auront le droit de préemption pour le renouvellement de leur contrat, s’ils le souhaitent. Après avoir accompli la tâche de la production prévue dans le contrat, les foyers paysans peuvent aussi se procurer les moyens nécessaires pour développer une économie privée en se lançant dans les secteurs secondaire et tertiaire.
En tant que titulaire du droit de propriété collective des terres et représentante de la communauté rurale, l’organisation économique collective exerce les fonctions indispensables de la gestion centralisée, qui consistent à superviser l’exécution du contrat forfaitaire par les foyers paysans et à coordonner l’utilisation rationnelle des installations publiques ( par exemple, installations hydrauliques ou électriques ).
L’organisation économique collective prend également en charge les opérations indispensables à la production agricole auxquelles les foyers paysans ne peuvent se livrer individuellement. Dans pas mal d’endroits, elle fournit un service gratuit ou à bon marché pour les opérations comme le labour et le semis mécanisés, l’irrigation, le traitement phytosanitaire, la récolte etc. Elle peut aussi exploiter de façon centralisée les ressources foncières non encore utilisées.
Après que les paysans chinois se soient vu garantir le droit d’usage de la terre à long terme grâce à l’établissement et à la stabilisation du système de contrat forfaitaire, de nouvelles formes d’usage de la terre ont apparu dans le régime foncier des régions rurales depuis les années 1990. Citons par exemple la dualité des règles d’usage de la terre, les opérations agricoles sur vaste échelle, la vente aux enchères du droit d’usage des terres incultes situées sur les montagnes, dans les ravins, sur les coteaux et en zones inondables et enfin le système coopératif d’actionnariat.
La dualité des règles d’usage de la terre consiste à diviser les terres prises à forfait par les foyers paysans en deux catégories, c'est-à-dire la terre pour assurer la subsistance et la terre pour honorer les engagements envers la collectivité. La terre pour assurer la subsistance, distribuée par tête d’habitant sert à assurer les moyens de subsistance de la famille. La terre pour honorer les engagements envers la collectivité, elle, est distribuée soit par tête d’habitant, soit par actif, soit au moyen d’un appel d’offre : elle est indispensable pour assurer l’emploi des paysans et le revenu de leurs familles. Ces deux catégories de terres imposent au foyer paysan des obligations différentes : pour la terre qui assure la subsistance, seul l’impôt agricole est exigible tandis que pour la terre obtenue en vue de faire face aux engagements envers la collectivité, en plus de l’impôt agricole, le foyer doit encore s’acquitter, au titre de la redevance forfaitaire, des prélèvements du village et des retenues du canton. L’idée de la dualité des règles d’usage des terres est de redresser, dans le cadre du système forfaitaire des terres, toute inégalité en ce qui concerne la disponibilité des terres, qui proviendrait du changement dans le nombre des membres de chaque foyer paysan et, ce faisant, de garantir à chacun des membres de la communauté l’accès égalitaire aux ressources foncières.
Le mode d’exploitation sur vaste échelle se présente sous trois formes. La première consiste en une exploitation centralisée des fermes collectives. La banlieue de Beijing en est un exemple typique. L’exploitation sur vaste échelle prend une autre forme dans le Sud du Jiangsu et dans la région de Nanhai du Guangdong. Elle consiste en une exploitation centralisée avec une gestion décentralisée. Une dernière forme de l’exploitation de vaste dimension est fréquente dans les régions côtières développées de l’Est du pays. La grande superficie de l’exploitation a été obtenue par ce qu’on appelle 《Sous-bail ou sous-traitance, par la collectivité, des terres sous contrat forfaitaire qu’elle a signé avec les foyers paysans》. À cause de nombreuses contraintes, l’exploitation de vaste dimension est passée de l’étape du plein essor à une phase de récession.
La vente aux enchères du droit de l’usage des terres incultes situées sur les montagnes, dans les ravins, sur les coteaux et en zone inondable représente une autre forme nouvelle de l’octroi du droit d’usage de la terre. Au début de la réforme, leur mode de prise en charge était identique à celui qui était prévu pour les terres cultivées. La seule différence résidait dans le fait que pour ces terres incultes, la durée du contrat était plus longue. La vente aux enchères du droit d’usage des terres incultes situées sur les montagnes, dans les ravins, sur les coteaux et en zone inondable ne change en rien le droit de propriété. L’acquéreur de ce droit d’usage doit assurer leur aménagement et jouit de l’usufruit. La durée du contrat peut aller jusqu’à 50, voire 100 ans. De plus, le droit de leur usage est transmissible, louable et hypothécable et en outre utilisable pour investissement en partenariat.
Le système coopératif d’actionnariat consiste à convertir les terres en actions et ensuite à les distribuer aux paysans, ce qui doit permettre à la communauté de les aménager et de les exploiter d’une manière rationnelle. Pour ce faire, la première opération est d’évaluer la valeur des terres, de les mettre à prix pour les convertir en actions. Ensuite, les actions sont réparties entre les paysans en prenant comme base, pour le calcul de la moyenne, la population totale de la communauté à un moment donné. Dans certains endroits, les autres biens publics sont, eux aussi, tout comme les terres, convertis en actions et répartis entre les paysans. Le revenu résultant de l’exploitation est partagé entre les paysans en fonction du nombre d’actions possédées par chacun d’eux.
Aujourd'hui, en Chine, à part le système de la propriété collective des terres, existe aussi la propriété d’État des terres. Sont propriété d’État les six catégories de terres suivantes :
·Les terres dans les
zones urbaines;
VLes terres situées dans les campagnes et dans les banlieues des villes, qui ont
été confisquées, expropriées ou rachetées en vertu de la loi et sont devenues de
ce fait propriété d’État
;
·Les terres réquisitionnées légalement par l’État
;
·Les bois, les pâturages,
les terres incultes, les zones inondables ainsi que d’autres terres qui ne sont
pas des propriétés collectives en vertu de la loi ;
·Les terres qui appartenaient à la collectivité dont tous les membres sont
devenus des citadins ;
·Les terres laissées inutilisées qui appartenaient à la collectivité paysanne et
dont les membres ont été déplacés par suite d’une décision de l’État
ou de calamités naturelles ;
Actuellement, seulement 5% des terres arables sont propriété étatique. Mais lorsqu’on tient compte de l’ensemble des ressources foncières, plus de 90% sont sous le régime de la propriété d’État.
III. UN PROCESSUS D’ÉGALISATION ENTRE LES GENRES : LES FEMMES CHINOISES QUI ÉTAIENT DANS UNE POSITION DÉFAVORISÉE EN MATIÉRE DE DROITS ET INTÉRÉTS DANS L’ACCÉS AUX RESSOURCES FONCIÉRES, SONT TRAITÉES AUJOURD’HUI SUR UN PIED D’ÉGALITÉ AVEC LES HOMMES
En Chine, les droits des femmes en matière d’accès aux ressources foncières n’ont jamais été totalement négligés. On peut remarquer que ces droits, jadis inégaux en raison du genre, ont évolué vers la parité avec ceux du genre masculin.
Le matriarcat, qui n’a existé que dans des régions marginales et reculées, ne peut être considéré comme une structure sociale importante ni un facteur notable de développement économique, dans le contexte agricole et rural chinois.
Pendant plus de deux mille ans de société féodale en Chine, si les femmes avaient quand même certains droits d’accès à la terre, ces droits, qui n’égalaient pas ceux des hommes, étaient toujours subordonnés à ceux de ces derniers.
En l’an 280 après Jésus-Christ, sous le règne des Jin de l’Ouest, un décret concernant la distribution des quotas de terres fut promulgué. Il consistait à attribuer des terres de façon égale dans l’ensemble du pays : 70 mus de terres aux hommes âgés de 16 à 60 ans, dont 50 mus à titre de bail ; 30 mus de terre aux femmes ( soit moins de la moitié par rapport aux hommes ), dont 20 mus à titre de bail.
En 485, la Dynastie des Wei du Nord promulgua le Décret sur l’attribution égale des terres en friche, accordant 40 mus aux hommes et 20 mus aux femmes. Les terres attribuées ne pouvaient être vendues et devaient être récupérées par les autorités locales après la mort des intéressés. Les hommes qui recevaient les terres pour la première fois, avaient en outre droit à 20 mus de terres supplémentaires pour la plantation de mûriers et d’autres arbres, comme terres à tenure perpétuelle, non récupérables.
Sous les Tang, entre les années 624 et 719, furent promulgués plusieurs décrets portant sur l’allocation des terres. Ils avaient un contenu semblable à ceux des différentes dynasties depuis les Jin de l’Ouest. D’après ces décrets, les hommes âgés de 18 à 60 ans avaient chacun droit à 80 mus de terre et à 20 mus de terre pour la tenure perpétuelle, les femmes adultes célibataires, à 20 mus de terre, les hommes âgés de plus de 60 ans, à 40 mus par personne et enfin les veuves, à 30 mus de terre chacune. L’attribution de terres n’était pas faite aux femmes mariées indépendamment, leur part étant comptabilisée et incorporée dans celle de leur mari.
Les terres privées des familles paysannes étaient généralement partagées entre les fils de façon égale ou laissées en héritage en leur faveur, les filles, elles, avaient droit à une certaine superficie de terres sous forme de dot, cependant, cette situation n’existait pratiquement que chez des propriétaires fonciers ou paysans riches qui possédaient plus de terres que les autres.
Avec la réforme agraire, les femmes ont acquis des droits parfaitement
indépendants en matière de terres. L’inégalité liée au sexe a été complètement
éliminée. Lors de la réforme agraire, les femmes et les hommes se sont vu
attribuer la même quantité de terres. Au moment de l’application du système
d’exploitation forfaitaire familiale à la campagne, la distribution des terres
collectives a été effectuée aussi de façon
égale d’après le nombre des membres de famille ou celui des actifs, la
différence des genres n’entrant pas en ligne de compte.
Tout en contribuant à la réalisation d’un progrès rapide dans la production,
l’exploitation forfaitaire familiale a permis de restructurer l’agriculture.
L’agriculture qui auparavant, visait uniquement à l’obtention de la croissance
de la production céréalière s’est orientée petit à petit vers le développement
des cultures de rente, de l’élevage et de la sylviculture.
L’essor de l’industrialisation et le développement de l’urbanisation dans les campagnes ont réorienté beaucoup de travailleurs vers des secteurs non agricoles, de sorte que la main d’oeuvre se consacrant aux productions agricoles, végétale et animale, se compose principalement de femmes, qui sont majoritaires aujourd’hui. Les statistiques du premier recensement agricole national montrent qu’en 1996, les femmes représentaient déjà 52,46% du nombre total des travailleurs dans les domaines des productions végétale et animale.
IV. LE SYSTÈME ACTUEL DE GESTION FONCIÈRE VISE À PROTÈGER LES TERRES CULTIVÈES, À RESPECTER LA PROCÈDURE DE L’EXAMEN ET DE L’APPROBATION DANS LE CAS DE LEUR OCCUPATION, À PRÈCONISER LEUR UTILISATION À TITRE ONÈREUX ET À INTERDIRE LEUR VENTE OU LEUR ACHAT
La Chine est un pays ayant une population nombreuse mais une superficie proportionnellement restreinte de terre cultivable. Le principe fondamental de la gestion foncière est donc d’《attacher un grand prix à chaque pouce de terre》. À la lumière de ce principe, la 《Loi sur la gestion foncière》 de la République populaire de Chine, axée sur la protection des terres cultivées, a défini des réglementations de contrôle strict quant à l’usage des ressources foncières du pays.
Les droits fonciers
La 《Constitution de la République Populaire de Chine》 stipule que la Chine applique le régime socialiste de propriété publique des terres. Ce régime revêt deux formes, à savoir la propriété du peuple entier et la propriété collective des masses travailleuses.
À la campagne et dans les banlieues des villes, la terre est propriété collective des paysans, exception faite de celle qui, en vertu de la loi, est propriété d’État. De même, les terrains pour construction de logements et les parcelles de terre cultivable ou montagneuse réservées à l’usage personnel appartiennent aux collectivités paysannes.
L’utilisation des terres étatiques ou collectives par des établissements ou individus conformément à la loi doit être inscrite et enregistrée auprès des gouvernements populaires au niveau des districts pour vérification du droit de la propriété. Mais la vérification des droits fonciers pour les forêts, prairies, plans d’eau et zones inondables est régie par d’autres lois appropriées.
Le Conseil des Affaires d’État désigne le service qui enregistre l’utilisation des terres sous propriété étatique et en délivre le permis. En cas de transfert des droits fonciers ou de changement d’affectation des terres suivant la loi, les formalités d’enregistrement cadastral sont requises.
Aucun établissement, aucun individu ne peut transférer illicitement le droit de la propriété des terres, par appropriation, transaction ou par d’autres moyens. Mais le droit d’utilisation des terres peut être cédé légalement.
L’État peut réquisitionner des terres de propriété collective selon la loi si les intérêts publics le réclament.
Contrôle sur l’affectation des terres
Le plan d’ensemble élaboré par l’État concernant l’affectation des terres les divise en 3 catégories : terres à usage agricole, terres pour construction et terres non utilisées.
Des mesures restrictives sévères sont imposées à la conversion des terres agricoles en terrain pour construction en vue de restreindre la superficie totale des terres dévolues à cette fin. Ainsi, les terres cultivées font-elles l’objet d’une protection particulière.
Le gouvernement populaire de chaque échelon doit établir un plan d’ensemble sur l’affectation des terres suivant la planification de l’économie nationale et du développement social et en tenant compte des exigences de l’aménagement du territoire, de la protection de l’environnement et de la plus ou moins grande disponibilité de terres face aux demandes de différents projets de construction.
La durée du plan d’ensemble sur l’affectation des terres est fixée par le Conseil des affaires d’Etat. Le plan correspondant d’un échelon administratif est établi en tenant compte de celui de l’échelon supérieur. L’examen de tous ces plans est sous la responsabilité du service compétent de l’échelon supérieur. La révision d’un plan sur l’affectation des terres déjà approuvé doit être ratifiée par l’organisme qui l’avait approuvé.
Pour bien contrôler l’affectation des terres, l’État a créé un système de recensement des terres, un système de statistiques agraires et un système national d’information sur la gestion foncière.
Protection des terres cultivées.
L’utilisation de terres cultivées à d’autres fins que celle de la production agricole doit faire l’objet d’un contrôle strict, de même que le système de compensation des terres cultivées perdues dans le cas d'une affectation différente, doit être véritablement mis en application.
Qui a obtenu l’autorisation de construire à des fins non agricoles sur des terres labourées doit préparer à la culture des terres de superficie et de qualité équivalentes, conformément au principe de l’égalité entre occupation et défrichement. Au cas où le défrichage est irréalisable ou que les terres défrichées ne remplissent pas les conditions requises, les frais compensatoires du défrichement seront à verser conformément aux règlements concernés.
Les autorités des provinces, des régions autonomes, des villes relevant directement de l’autorité centrale doivent veiller à maintenir constante la superficie totale des terres cultivées sous leur compétence.
Le principe de protection des terres agricoles de base doit être appliqué. Il est interdit, aux établissements comme aux particuliers, de laisser des terres inutilisées ou à l’abandon.
La mise en valeur et l’aménagement des terres, à condition de ne pas porter atteinte à l’écosystème, sont encouragés.
Examen et approbation de l’utilisation des terres pour la construction et leur réquisition
Si on avait besoin d'une terre pour un projet de construction, il y aurait lieu de formuler la demande d’utilisation de terre appartenant à l’État conformément aux dispositions légales s’y rapportant, exception faite pour les travaux de construction réalisés par l’organisation économique paysanne sur ses propres terres, dans le but de créer des entreprises rurales ou de construire des logements pour ses villageois avec l’autorisation dûment accordée, de même pour les travaux d’infrastructure publique ou d'utilité publique des cantons (bourgs) ou de villages ayant obtenu l’autorisation d’utiliser la terre de propriété collective paysanne.
Dans le cas où des terres cultivées doivent être réaffectées pour un projet de construction, il faut dûment formuler la demande pour en obtenir l’autorisation. L’autorisation de la réaffectation de terre cultivée est indispensable pour la réquisition de la terre. Pour l’obtenir, une demande doit être formulée selon la loi. Les frais de compensation doivent être versés en tenant compte de l’affectation originaire de la terre avant sa réquisition. Ils comprennent les frais compensatoires pour la terre, l’allocation pour la réinstallation des paysans et, en cas d’occupation de terres mises en culture, les frais de compensation pour la récolte perdue et pour la suppression d’autres droits ou avantages éventuels qui étaient attachés au terrain en question.
Avant 1987, le système chinois de la gestion des terres prévoyait que pour les projets de construction, les terres étaient 《allouées par arrêté administratif pour une utilisation sine die et à titre gratuit et que le transfert du droit d’usage par l’utilisateur était interdit》.
Depuis 1987, le droit à l’usage des terres s’est dissocié progressivement du droit de la propriété. L’État, en tant que propriétaire foncier, cède pendant un certain nombre d’années le droit d’usage de la terre au concessionnaire, qui lui verse une redevance. Comme le droit d’usage de la terre est un droit réel acquis par son usager, il peut être cédé, loué ou hypothéqué légalement.
Actuellement, excepté les cas d’utilisation de terres à des fins spéciales spécifiées par la loi, comme pour l’usage militaire, pour la construction des infrastructures ou pour l’utilité publique, cas où les terres peuvent être attribuées par arrêté administratif, l’acquisition du droit d’utilisation de terres à d’autres fins ne peut être obtenue qu’à titre onéreux. Les différentes formes du transfert du droit d’usage sont les suivantes : cession, bail, investissements ou apports en terre après l'évaluation de sa valeu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