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发展中国家而言，最新数字表明：营养不足人数自与1990－92年（世界粮食首脑会议上使用的基准期）以来，下降了3900万，而此会议上修正的数字为8.16亿。[1]这意味着目前的年平均下降人数保持在600万左右—比去年报告的1990－92年至1996－98年间的年均下降700万少多了。
显然，世界营养不足人口的减少速度已经放慢。因此，为了实现世界粮食首脑会议提出的到2015年将营养不足人数减半的目标，年平均减少人数不再是2000万，而是2200万—远远高于当前的下降水平。
发展中区域营养不足人口减少的总数完全掩盖了不同国家间反差的趋势：在受调查的99个发展中国家中，只有40个国家在1990－92年和1997－99如间具有营养不足人口下降的记录。这一组国家的总下降人数达1.16亿。这与营养不足人数增加的一组国家的7700万形成了对比。由于第一组国家包括了一些大国，如亚洲的中国、印度尼西亚和泰国以及非洲的尼日利亚，其下降的总人数超过了第二组（为数较多的国家）的总增长人数。因此实际下降人数为3900万（见图3）。
如果按营养不足人口占国家总人口的比例计算，而不是按绝对数计算，情形就略有不同。绝大多数（58个）发展中国家的比例实际上已经下降（见图2）。但在阐述这一成就时，不宜太乐观，因为其中18个国家的下降数恰好等同于绝对数的增加。在这些国家中，营养不足人数比例的下降不足以抵消人口增长的影响。需养活人口数量的持续快速增长意味着实现世界粮食首脑会议的目标更为艰巨。
进展情况良好的国家可能通过一条或多条途径实现其目标。它们可能把较多的资源用于增加农业生产—这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最佳选择，而且，如果小农和贫穷消费者能够参与并从中获益，也是创建一个更加公平社会的最佳选项。另外，它们可能进口了大量的粮食，不是从国际商品市场买的，就是作为粮食援助接受的。受长期内战或最近短期冲突折磨的国家通过后一途径所取得的成就可能要好于预计的情况。此外，良好的状况可能反映了从前期恶劣状况中恢复的结果—例如，内战结束后农业得到恢复，营养不足人数的比例急剧下降。在恢复不好的情况下，确实也存在相反的结果。
成绩最好与最差的国家
如果其他所有情况一致，一个国家营养不足人数的变化与其人口大小成比例—人口数越大，预计增加或减少的人数也就越大。但人口数量在营养不足人数的统计中也起到另一个混淆作用。虽然营养不足人数比例的上升意味着其绝对数的上升，但是营养不足人数比例的下降并不一定意味着它们的绝对数下降。例如，高人口增长率可能导致绝对数的增加。因此，营养不足人口比例的变化提供了衡量成就的方法，其不受人口增长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对12个国家进行了分析；它们被选为“成绩最佳者”，即从1990-92年至1997-99年间，其营养不足人口的比例每年下降一个百分点以上。与其相反的极端情况是，有10个国家可被列为“成绩最差者”，因为它们的比例每年增加一个百分点以上（见图4）。首先，被列入本清单的一些国家似乎不合常规。例如，按照目前的理解，苏丹不应被列在图中。但要记住一点，即该数据反映了两个时期之间的变化。一个集中在1991年，另一个集中在1998，所以，饱受战争蹂躏的苏丹当前遇到的干旱还未在数据中反映出来。
尽管这些结果受国家人口的绝对数量及其增长速率的影响，但营养不足总人数的增加或减少数量确实影响了整体进展速度。表1根据以数百万计增加或减少世界总人数的情况，列出了前十位成绩最佳和最差的国家。有关国家一级人数变化的讨论如下：
人口增长与农业发展的作用
正如已经指出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营养不足人口的绝对数均明显上升。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趋势，尽管该趋势被几个成绩较好的国家所掩盖。在人口增长的情况下，要完全改变这一趋势需要更为迅速地增加人均可获得的粮食，或更加公平地获得粮食—或是两者相结合。但减少营养不足的这两条途径的相对重要性将随一个国家的特定情况以及当时某一特定地方的各种主要因素的变化而变化。 然而，在赤贫人口中存在严重营养不足的地方，政府及其国际社会的伙伴必须通过各种安全网络计划进行直接干预。
表2列出了两组国家的人口、可获得粮食数量以及生产增长率的情况—这两组国家指从1990-92年至1997－99年间营养不足人数大幅度增加的国家和营养不足人数下降的国家。
此外，在第一组里，人均粮食和农业生产增长率远远低于第二组，后一组突出反映了农业发展在促进粮食可获得量或迅速增长的关键作用。
最后，表2还提供了国内外投入到农业上的资金变化情况，还是与这两类国家的分组相一致。国内投入到农业上的资源是由农业实际资本的净总值来体现的，即牲畜、拖拉机、灌溉工程、土地改良、多年生作物等。该值的年度变化反映了国家在农业上的投资情况。直接投入农业的外部资源（外部援助）是指支持农业发展的多边和双边捐助机构所作出的承诺。在营养不足人数一直上升、人均粮食及农业产量增长一直很慢的国家中，以农业工人数目比例表示的实际资本事实上一直在下降，而在营养不足人数持续下降的一组，实际资本却一直在增长。另一方面，以农业工人数目比例人表示的外部农业援助在两组中均出现下降—但第一组的下降幅度较大。这说明这一组成绩差的原因，无论从公平还是从公正方面来讲，都可以归昝于用于农业发展的资源不足。如果把成绩最佳组与成绩最差组相比较，投入到农业的资源变化情况的差别十分明显（如表3所示）。
变量组
根据初步分析，发展有两个变量组与食物不足发生率的变化有相当大的关系：
i）反映国家极度打击的变量（以粮食紧急状况出现的频率、公民权利的丧失和平均寿命的下降情况来衡量；
ii）反映农业生产力增和情况的变量。
换言之，在出现的打击（无论是自然灾害还是人为灾害引起的）与减少营养不足人数方面所取得的进展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而在农业生产力增长与营养不足人数减少这间则存在显著的正相关。
在如何减少营养不足人数上，进一步强化这一平衡的观点是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IFPRI）最近开展的一项研究；该所调查了1970至1995年间63个发展中国家中诸多因素与体重不足儿童下降数之间关系。该研究表明，儿童体重不足人数较低在统计学上的解释主要集中在以下成比例的决定性因素：
·妇女受教育程度（43％）；
·全国人均可获得粮食量（26％）；
·卫生与环境因素（19％）；
·妇女在社会中的地位（l2％）。
过去30年，世界粮食产量的增长一直快于人口的增长。在1969－71年和1997－99年间，全世界人均获得食物的数量已由每天2410大卡增加到2800大卡；发展中国家已由每天2110大卡增加到2680大卡。发展中国家在获得食物数量方面所取得的显著增长，高于将营养不足人数占总人口比例减半的速度，即由1969－71年的37％减到1997－99年的17％。但这个下降速度还不足以将营养不足人口的绝对数减半；该绝对数1969-71年估计为9．56亿，1997－99年仍高达7．77亿，这是粮农组织最近三年的平均估计。
显然，如果要达到1996年世界粮食首脑会议确定的到2015年将营养不足人数减半的目标，必须继续增加世界粮食生产。从理论上讲，如果粮食的增长伴随着更加平等地获得粮食，略为增加生产就可满足需求。该目标可通过向获得粮食阶层中目前处于低层者实行—粮食本身、生产粮食的手段或购买粮食所需的购买力—再分配来实现。在国家及国家内部之间、家庭及家庭成员之间，获得食物的不平等现象是可以衡量的：
·国家之间食物获得情况的衡量提供了一个指标，它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十分有用，因为它使得一些国家确定它们自己在下列领域谈判中的地位，如减少债务、资本转移和贸易地位。它还有助于各国根据本国农业和经济的发展，评估其自己的有关成就。
·衡量国家内部家庭之间的平等性，有助于评估克服不同人口群体之间不平等现象方面所取得的进展，也有助于划分区域或社会阶层，特别是那些处于营养不足风险下的阶层。
·关于家庭中公平获得粮食的问题，因受各种社会经济和文化习惯及传统的影响，国家之间的差异肯定很大。在某些情况下，家庭内部获得粮食是十分公平的。如果不公平，某个年龄和性别群体的人就会出现明显的营养不良症状。这种不公平方式可通过特定资源转让和（或）营养教育计划予以解决；必须认真安排这些计划，以使其与国际行为规范和国家文化标准相一致。
国家之间的不平等获得
就本报告而言，在按人均膳食能量供应分为十个类别的若干国家中，针对这些国家获得粮食的不平等现象推算出其基尼系数。该系数是根据1969－71年和1997－99年间不同类别国家占世界人口的比例计算出的（见表4）。
该表说明，回家之间粮食的获得并不是很不均等：吉尼系数约为0．10。该表还说明，在过去30年中，这种不均等方式一直在不断下降。在这些不均等水平上，过去27年中的下降是相当显著的，尽管它们似乎很微小。这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多数国家在膳食能量供应类别中已由较低类别转移到中等类别，而不是由膳食能量供应的中等类别转移到较高类别。例如在1969－71年和1997-99年间，从3个最低类别转移出来的国家数为32个，然而只有16个国家转移到3个最高类别。从这一连串的结果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自1969－71年以来，世界粮食可获得量的增长确实一直伴随着有利于国家的再分配，而这些国家原先的人均粮食可获得量很低。
家庭之间的不平等获得
国内获得粮食不均等主要是由家庭之间的收入或购买力的差异造成的。评价这种不均等的最好和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查看不同收入阶层的家庭食物消费数据。但是，现有的这类数据并不多，而且所查到的数据大多是一次性的简单数据，而不是依时间而变化的数据系列。不过，已经有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家庭收入和开支分配的数据。
与贫困相对应的营养不足发生率
粮农组织测定营养不足发生率的标准是以家庭食物消费和可获得量的分配为基础，而世界银行估计赤贫发生率所采用的标准则是以家庭用于消费品上的支出分配为基础。在低收入家庭中。食物消费与消费品开支呈紧密的正相关。此外，在多数情况下，对家庭食物消费和可获得量分配不均的计算，均以家庭收入与开支分配不均的数据为依据。所以，把两项分开计算有可能产生类似结果。为了确定该结果是否如此，把粮农组织估计的国家营养不足发生率累加计算，以便与世界银行估计的区域赤贫发生率相对应。其结果列在下面的表中。
除一个区域之外，所有区域的赤贫估计数均高于营养不足估计数。例外的区域发是近东和北非，那里的营养不足发生率估计为7．7％，而赤贫发生率估计仅有2％。这种反常现象反映了两个国际组织的方法在应用到低发生率时仍有不足之处。在粮农组织的估计数中，食物消费以膳食能量表示；如果家庭成员的消费低于特定的最低能量需求，可以视为营养不足。每日最低需求量既要考虑到保持体重所需的卡路里，同时又要考虑从事轻微活动之需求；虽然每日最低需求量因国而异，但大约为人均1900大卡，这取决于年龄、性别和平均身高。
在世界银行的估计数中，用于食物和非食物消费品的开支按调整为购买力平价（PPP）的国际货币来表示。生活在每天人均消费购买力平价不足1.08美元家庭的人，可被视为生活在赤贫之中。购买力平价1.08美元的贫困线来自世界银行所计算的33个国家中10个最贫困国家的贫困线中值。国家贫困线考虑各种基本食物的数值，该值也包人均能量需求的估计值前按每天2200大卡计算。所以，世界银行确定赤贫所采用的国际贫困线。是依据食物消费水平计算的，该水平高于粮农组织确定营养不足所采用的食物消费水平。这说明了世界银行的赤贫估计数高于粮农组织估计的营养不足人数的总趋势。它还加强了已广泛接受的共识，即营养不足的人主要存在于极端贫困人口中的赤贫者之中。因此，与营养不足作斗争就意味着与最极端的贫困条件作斗争。
此外，也可以获得与这些数据有关的基尼系数的时间系列数据。由于家庭之间获得粮食不均等很大程度上是由收入不均所决定的，后者的变化叫作为家庭获得粮食情况变化的一个替代数据。
一室内市场中各种供销售的水果和蔬菜
粮农组织就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23个国家收入分配的可比数据进行了调查，其时间跨度为1970－1993年。[2]根据这项研究，可作出下列结论：
·国内收入不平等（吉尼值从0．25到0．55以上）远远大于国家间粮食分配不平等。
·就所有国家而言，不同时期之间的系数变化相当小，所有国家或者说绝人多数国家都没有增加或下降趋势的迹象。在历经快速增长的一些国家，所有收入阶层均趋于同步上升，从而在分配模式上变化很小。
粮食在家庭开支中所占比例随着收入的增加而下降。此外，在食物消费上具有上限和下限（用大卡表示），然而在收入问题上并不存在这种情况。这意味着在获得粮食上的实际变化情况与收入相反，其变化情况要小于通过分析而测出的变化。
所以，可以推论，随着时间的变化，在家庭粮食消费上所有不平等模式的实际变化一直很小，如果所有变化均可察觉的话。这就是为何国家要组织特别计划来帮助最低收入阶层的人提高扣完所得税的收入水平；在最低收入阶层中，营养不足人口的比例最高。总之，尽管全世界国家之间在粮食获得上的不平等程度一直在稳步下降，但在发展中国家内部的家庭之前并未发现同样的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