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由于不能充分约束渔民搜寻和捕捞野生鱼类，捕捞渔业将会遭受捕获鱼的数量和质量急剧降低的“内部破裂”
吗？或政府和渔民或其他利益相关者将设法停止依然持续的为鱼相争吗？是不是由于整个社会认为水产养殖对环境损害太大而将停止其发展？或
者相反，水产养殖企业家和科学家是否通过“技术方法”消除了这些不利影响并确保水产养殖继续快速扩大和增长？
没有人能准确回答。没有人能准确预测未来几十年后捕捞渔业或水产养殖将要发生什么情况。但是，由于人类活动具有惯性，而自然演变得到认知形式的证明，可以做出合理预测 —
至少是短期的。事实上，对该部门感兴趣的人士继续预测捕捞渔业和水产养殖的未来情况。
本“展望”部分将首先讨论下一个十年（短期），然后讨论其后可能发生的情况（中长期前景）。
关于短期，我们将考察产量和水产品消费的全球变化，讨论对已知的根据人口、收入和海洋资源状况所确定的短期趋势的影响。
有关中长期的论述将限于对2010、2015和2020年未来全球渔业和水产养殖的两个计算机化模拟试验。
未来十年：限制和机遇
捕捞渔业和水产养殖的发展，一方面是渔民和养殖渔民对持续的商业和技术机遇的反应，另一方面是法律和环境的限制。机遇是变化的逐渐演变形式，尤其包括：对水产品的需求，有权使用自然资源，水生生物资源状况以及治理和部门政策。渔民和养殖渔民的反应将表现在水产养殖发展战略中，也表现在产生于成熟的捕捞部门中的适应能力上。下文对可能的机遇趋势、限制以及渔民和养殖渔民的反应方式做了较为详细的论述。
对水产品的需求
由于消费者数量增加和收入增长而使需求扩大。然而，由于消费者改变对食用鱼的看法并修正水产品消费方式，需求也可被修正 —
增加或减少。发生这类变化有不同的原因：它们可能受到商业广告刺激或是增加对食用鱼特性的了解的结果，或是因为消费者可能将消费与环境的可持续性挂钩。
明确的是，在短期和中期，由于人口和收入增长，对水产品的需求将扩大。然而，这种增长在发达国家将相对缓慢，可能低于每年1%（按鱼的重量计），原因是人口停滞或仅以非常缓慢的速度增长，人均消费水平已经相对较高，消费不会因可支配收入的增加而有大的增长。
在发展中国家，由于人口增长较快以及一些国家的人均消费水平很低，增长将更快。增长 — 再按重量计 — 可以很容易地是所预测的发达国家的两倍或三倍。
水产品需求和消费的这些趋势意味着稳定。然而，这种稳定的形象是错误的。目前“鱼”不被认为是同质产品，而是按种类和产品类型被区分，记录显示对单个种类和产品的需求和消费已经
— 并很可能持续 — 有着相当大的短期变化（见第一部分第38页）。多数变化是在供捕捞的鱼类生物量改变后、对市场水产品可得性短期变化的反应。
在年复一年波动的错综情况中认识需求变化是复杂的。但似乎一致的认识是，某些消费者，特别是发达国家的消费者，正在改变对鱼的观点。关于鱼品价值的新观点包括：（i）鱼不仅是用来吃的，而且可以改善健康
— 是一种健康食品；（ii）吃“正确的”的鱼可以帮助养护水生环境 — 是“环境上安全的”食品；以及（iii）量少和高价地偶尔吃鱼是物有所值的。
消费者观点的这些改变并非总能整体提高水产品消费量。它们对消费的影响不是一种方式。例如，新观点可导致对被视为环境上安全或健康的水产品的需求的增长，但同时也可能导致对不被这样认为的水产品的需求的下降。
调节水产品国际贸易条件变化的大背景是重要的。市场日益增大的自由化可能对发展中国家的野生鱼类种群增加重大压力，特别是国际市场高需求的种类。随着这些种类出口增加，出口国可能要进口便宜的水产品；结果将是不仅增加了对高价值种类的压力，也给热带和温带低价值种类增加了压力
— 这是全球发生的实际情况。
自然资源准入
在入渔方面的趋势相当清楚。对渔民来说，由于实施了入渔限制，入渔正在被减少。在几种类型的捕捞渔业中实施了入渔限制。日益普遍的限制包括确立和分配使用权（在所有希望入渔者没有足够的捕鱼空间时有用），征收入渔费或等价要求，建立海洋保护区或相似区域，在许可入渔方面从商业转到非消费使用者。
入渔限制也正扩展到水产养殖，今后也将如此。发放许可的要求，包括对新设施的环境影响评估，也将在发展中国家普及。高价值鱼类和甲壳类商业养殖场，无论位于何处，将日益面临几乎固定供应的低价值鱼类（肥育）、鱼油和鱼粉的限制。
水生资源
种群恢复百分比的缓慢增长（无论是由于改进了管理还是由于气候条件）是另人鼓舞的，但这一现象才刚刚出现，尚不能得出可靠结论。在过去十年中改进治理和减少大范围捕鱼的船队尚没有反映在全球的种群状况上，即使一些国家局部的迹象显示改进是有可能的。
许多被开发种群已被观察的趋势显示了严峻的形势，而对渔业资源的压力还在持续增加（也可参见第一部分的海洋渔业状况部分，第28页）。粮农组织捕捞渔业产量统计的平均营养水平趋势分析揭示了世界多数区域下降的趋势，特别是西北大西洋。内陆捕捞渔业也有同样的趋势。考察肉食性鱼类（piscivores）和滤食性鱼类（planktivores）的上岸率，发现同样的变化，显示东北大西洋是一个主要关注的海域；东印度洋和中西部太平洋可能例外，指标显示在所有的区域被完全开发的生态系统已没有再增长的空间。在未来的十年，不排除已经很显著的“捕捞使食物链水平下降”模式也可能在其他海洋区域更糟。
至于非常规种类的潜力，显然除非有捕捞大洋性鱿鱼的新的能量有效方式（或取消对大型中长层流网捕鱼的国际禁令），多数大洋性鱿鱼仍将无法捕捞。也明显的是，除非世界鱼粉和鱼油价格实质性和持续性地上扬，捕捞中层种类的渔业将不会发展起来。为进一步扩大渔业而精心制定的开发生态系统营养链中较低种类（包括磷虾）的战略（成倍提供世界潜在产量），意味着高技术开发成本和面临着人类与大型鲸类竞争食物的公众关注。无论是专属经济区还是公海的深海底层资源，均不可能提供可持续和实质性的产量。
监测和诊断种群状况以及制定管理建议将继续因恶化的自然波动和气候变化而模糊不清。管理系统将日益有能力预测变化的时间，但除了为数不多主要国家外，产业界似乎不会就适应系统预测做出所需的回应。因而，在建立扭转捕捞能力和消除环境波动所要求的适当能力之前，相当比例的种群注定要一直被意外地过度捕捞，除非管理系统变为高度预防性
— 这至少在未来十年是一种高成本的和不可能的情形。
官方宣布的海洋渔业上岸量约为8000-9000万吨，该数量在前一段时间已达到（也可参见第一部分的海洋资源状况部分，第28页）。一段时间以来已达成的广泛共识是，考虑到所估计的遗弃量（目前每年不到700万吨），可能由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捞的数量以及不可能同时获得所有种类的最佳产量，潜在的常规海洋种类产量维持在同样数量，即约8000-9000万吨
。最近的产量记录和水生资源评估没有显示有必要修改这一共识。
治理和特定部门政策
在未来五到十年，渔业部门的特定政策可能将导致个性化的鱼类种群使用权继续扩展，导致消除边缘化的捕捞企业。这些将主要发生在发达的经济体。此外，对渔业领域的经济政策宽容性将减少：直接对渔业能力和努力量的补贴将被严格限制，比例日益增多的渔民将被要求支付政府的服务，也可能支付捕鱼权的特别费用。捕捞成本将由此增加。这将趋于消除边缘化的捕鱼企业，导致增加实际鱼价并刺激水产养殖生产。
热带小型渔业中的使用权将是公共性的 — 而不是个人的 —
并与联合管理安排相关。这种情况将构成治理结构，应当用许可控制进入有关渔业并因此为提高劳动生产力提供法律基础（在没有增加整体产量情况下），这是该部门与此经济的其他部门同步进步所需要的。随着就业减少和留下的渔民用更少的渔船增加生产力（在经济方面），南亚、东南亚和中国小型渔业可能经历重大变化。在未来五至十年间，同样的发展也在非洲没有国内冲突的区域开始。
区域渔业机构可能通过成员国代表团逐渐拥有决策权而得到强化，并加强恢复衰竭的种群、自我克制捕捞船队的能力以及最重要的是打击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捞。它们也可能成为将常规渔业管理的焦点从单一种群转到生态系统（应用“生态系统办法”）的发动者，特别是在共享或公海资源方面。管理机构将尤其需要了解渔业和气候变化对生境以及海洋群落的影响，并确立对生态相互作用和遗弃影响的认识。由于满足这些需求将要扩大监测和研究，处理高价值种群、高价值渔业或特别脆弱的资源（例如珊瑚礁、濒危物种）的区域渔业机构，可能将把这些作为最优先重点问题。
世界范围水产养殖生产者将不得不适应标准数量的增加。这将具有两个主要目标：确保产品对消费者健康有益和使生产技术对环境的影响降低到最小程度。规则或守则将被协调以便促进国际贸易。反过来，水产养殖部门将得到更强有力的法律认可。
在控制和限制环境影响的法律框架方面，未来十年可能增多和强化尝试限制外来物种的引进。此外，利益相关者将制定政策框架以指导转基因水生生物的使用。由于水产养殖进一步突出，各国将发现它们需要建立综合的水生动物健康计划，以便有能力向水产养殖企业提供日常鱼类健康服务。
适应捕捞渔业的障碍和机遇
捕捞渔业在渔民和渔船的数量方面不再扩大。由于障碍增加和机遇消失，该产业正在巩固和成熟。对许多渔民来说，主要的障碍是减少了对资源的有权使用。多数国家已在其专属经济区完成了渔业国内化，这意味者现在对渔业企业家来说没有多少要征服的新边疆了。公海渔业对中上层以外的种类是资本密集性的，远不能确定其可持续性。这样，多数渔民和捕鱼企业面临的渔业已经达到开发水平或甚至超过了可持续的水平。因此，为改善其收入，他们需要以低成本捕捞同样数量的鱼或在市场上得到好价钱；不然，他们需要捕捞更多的鱼，但他们由此而随后取代其他渔民的位置。
同时，该产业正在老化 —
特别是在发达国家。在经合发经济体中，渔民平均年龄正在增加，这主要是因为年长渔民正在离开该职业的速度要快于他们被替代的速度。这方面似乎有若干原因：没有吸引力的工作条件，高水平的种群开发，以及管理机构将执行政策导致雇佣更少渔民的相关可能性。
然而，渔民数量的下降，再加上每个渔民提高了生产力,
事实上是发达的经济体捕捞渔业持续的经济可变性的先决条件。因此，尽管渔民和渔船平均年龄可能依然高，而且甚至有所增加，但持续的可变性将使新船和更年轻渔民的加入成为可能（其中增加的份额将是流动渔民），允许发达经济体渔业在未来十年继续按现有水平生产。在数量方面，加入的新渔民和渔船将不能弥补旧渔船退役和现有渔民退休。
大于100总吨（或24米船长）、总数为24000只船舶的船队正在发生的情况演示了这一发展。2004年，超过30年的船舶占船队的35%或略多于8700艘，有6%或1400艘渔船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早期建造的。这8700艘渔船的多数可能在未来十年之内停止作业（每年平均870艘）。在本十年的初期，以每年300艘的速度建造新的大型船舶。如果考虑到事故导致渔船失踪，在短期内大于100总吨的渔船可能每年将减少600艘。然而，由于新船，即使规格相同，也比被替代的船效率更高，船队捕捞能力肯定不会以同比率下降。
在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长将为手工和小型渔民创造机遇，使其从生存作业方式转为专门化的企业家方式。这将由于市场和就业机会的变化而发生。经济增长将产生更多城市和第三产业的就业，导致从事兼职和临时捕捞的人数减少，因此为专业渔民的开发留下更多资源。随着联合管理的建立以及日益普遍，过度开发的发生率将下降，而渔业将成为可持续性的。城市的增长将为水产品产生更大的市场。这将导致内部销售增加以及更便宜冷冻和罐装产品及高价值鱼品进口的增长。
适应水产养殖的机遇和障碍
由于中国、南亚和东南亚 — 其生产占世界水产养殖产量（按重量计）的约90% —
的实际工资增加，水产养殖生产和相关的资本及技术知识将传到非洲和拉丁美洲，以寻求降低总体生产成本。
鱼是世界食品供应的重要部分，占整个动物蛋白的约16%。然而，如同上文提到的，鱼由非常大量的种类和产品组成。这对水产养殖发展既是机遇也是障碍。
对愿意开发新的“水产养殖”产品的企业家是一个机遇。由于存在不同水产品的诸多市场，他或她所要做的只是选择其一，通过养殖而不是捕捞进行生产。在这方面障碍是一旦企业家进入市场，市场有自然的限制。在不影响价格的情况下，在捕捞产品的传统市场将多次难以销售养殖产品。
因此，将继续寻求养殖新的 — 最好是高价值的 — 种类，在2015年前取得一定的成功是无疑的。
促进外海水产养殖的战略目标也将继续。很自然，这类养殖方式将在劳力昂贵和环境被严格保护的发达经济体建立。尚未适当开展水产养殖的发展中国家可能开始发展水产养殖，如同多数国家一样，从内陆鱼类养殖扩展到沿海水产养殖。
2015年及以后：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的未来形势
本部分将简要描述和比较最近完成的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未来的两项研究。这两项研究由粮农组织和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IFPRI）[90]承担，使用定量计算机模式预测2015和2020年的情况。还将这些定量预测与《2002年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所报告的预测进行比较。
鱼品和渔产品的未来前景：2010到2015年的中期预测（粮农组织研究）
粮农组织研究有三个分析步骤：对水产品需求的预测基于对人口和宏观经济增长的特别假设，并假设代用品相对不变价格；也基于不变实际价格预测供应；然后按修正的价格作出世界供求预计。
食用鱼和用作饲料的水产品需求
预计世界鱼品和渔产品的总需求[91]将增加约5000万吨，从1999/2001年度的1.33亿吨增加到2015年的1.83亿吨。这表示年增长率为2.1%，而过去20年为3.1%。对食用鱼的需求将为1.37亿吨。对海产品的世界人均需求在2010年为18.4公斤，2015年为19.1公斤，而1999/2001年度为16.1公斤。这意味着今后15年需求将增加18%，而过去20年增加40%。对水产品的人均需求在2010年和2015年分别为13.7公斤和14.3公斤，而对贝类和其他水生动物的需求将分别为4.7公斤和4.8公斤。
在增加的对食用鱼的总需求（约4000万吨）中有约46%是人口增加造成的，剩余的54%由经济发展和其他因素造成。
预计世界鱼粉和鱼油需求每年只增长1.1%（从2000年到2010年）和0.5%（从2010年到2015年）。[92]预计发达国家对鱼粉的需求每年减少1.6%，而发展中国家对鱼粉的需求在2010年前每年增加2.6%，以后每年增加1.4%。满足生产鱼粉和其他非食用目的所需的水产品数量在2015年为约4500万吨。
水产品生产前景
世界渔业总产量将从1999/2001年度的1.29亿吨增加到2010年的1.59亿吨和2015年的1.72亿吨。[93]这意味着预计的全球世界水产品产量增长从过去十年的每年2.7%下降到1999/2001至2010年间的每年2.1%以及2010至2015年间的1.6%。预计世界捕捞产量停滞，而世界水产养殖产量实质增加，尽管比过去要慢。
在1999/2001至2015年间预期增加的4300万吨的全球鱼类产量中，有73%来自水产养殖，预计在2015年占全球鱼类产量的39%（从1999/2001年的27.5%增加）。
中上层种类在鱼类总产量中的份额从1999/2001年的30.8%
减少到2015年的24.5%。同样，底层鱼类份额将从16.2%减少到12.7%。形成对比的是，淡水和江河产卵鱼类份额将从1999/2001年的23.7%增加到2015年的29.3%，甲壳类、软体动物和头足类将在同期从20.5增加到25.6%。
贸易前景和对价格的影响
鱼品和渔产品供求预测比较显示，需求将趋于超过潜在供应。到2010年，所有类型的水产品缺口将为940万吨，到2015年为1090万吨。由于市场一方面将通过相对价格上涨取得重新平衡，另一方面对不同水产品的需求将转向对其他蛋白食品的需求，这个缺口将不会被物化。
在模拟市场空旷作用于价格变化方面，应用了世界价格均衡模式。[94]根据预测，所有鱼类的价格在2010年和2015年将在实际条件下分别上涨3%和3.2%。实际价格上涨将对低收入消费者有严重影响。由于价格上涨，所有类型水产品的世界消费到2010年将为1.652亿吨，比在不变相对价格下预测的需求低310万吨。同样，2015年对水产品的总体消费将为1.79亿吨，比对应的需求减少380万吨。另一方面，所有类型水产品的世界供应量受更高价格刺激，将在两个预测期结束时分别增加630万和710万吨。
该研究显示，发展中国家作为整体将增加鱼品和渔产品净出口，从1999/2001年的720万吨增到2010年的1060万吨，但到2015年净出口将稍下降到1030万吨，主要是应对国内需求的增加。在区域基础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将是世界上最大的水产品净出口地区；非洲在1999/2001年有一定幅度的水产品净进口，到2010年将成为净出口地区。预计亚洲的净出口稍有减少，从1999/2001年的510万吨到2015年的480万吨。与这一趋势相反，预计中国是相对不变价格的净进口者，到2015年将成为水产品出口国，主要是由于其水产养殖产量不断扩大。
发达国家将减少目前鱼品和渔产品的净进口，从1999/2001年的1130万吨到2010年的1060万吨和2015年的约1030万吨。在区域基础上，北美洲可能增加净进口，从1999/2001年的170万吨到2015年的240万吨。预计西欧减少净进口，从目前的260万吨到2015年减少约20万吨。其他发达国家，主要是日本，预计大致维持其目前的水产品进口水平。
结论：供应和食品消费
根据这些预测，未来将出现全球水产品供应短缺。尽管短缺的严重程度在各国不同，但总体结果将是鱼价上涨。2010年和2015年所有类型鱼的价格将在实际条件下分别上涨3%和3.2%。
按世界均衡价格，预计世界鱼类产量增长将从过去20年的每年2.9%到1999/2001年和2015年间的2.1%。预计发展中国家的全球鱼类产量在预测期间每年增长2.7%，是过去20年平均增速的一半。在这些国家，捕捞渔业预计每年只增加约1%。因此，增长的大部分将来自水产养殖，预计年增4.5%。发展中国家在世界鱼类产量的份额预计从1999/2001年的75%增加到2015年的81%。发达国家鱼类总产量年度增加只有0.3%；然而，该增长改善了过去20年经历的负增长。结果是，发达国家在世界鱼类总产量的份额预计到2015年从25%下降到19%。在预测期中，发达国家捕捞渔业产量预计停滞或甚至在绝对条件中下降。
平均起来，在2015年人们将消费更多的鱼，但自此以后需求增长可能比过去20年要慢。在均衡价格下全球人均水产品消费将在1999/2001年到2015年间年增0.8%年，从过去20年中的1.5%的比率下降。发展中国家人均预测需求年增1.3%，而发达国家人均需求将每年平均减少0.2%。
到2020年的鱼品：变化中的全球市场的供求（IFPRI研究）
IFPRI研究预测从1997到2020年的鱼品供求及贸易对水产部门不同政策和环境情形所作出的反应。该研究使用粮农组织统计数据库，按六个情形[95]进行，使用了涉及食用鱼的IFPRI的IMPACT模式[96]。本概述讨论这些情形中的两个：基线情形和被描述为“生态崩溃”的情形。
水产品生产
预计（在基线情形下）到2020年全球增加食用鱼产量40%，到1.3亿吨，年均增长率为1.5%（包括中国的发展中国家为1.8%，或不包括中国为1.6%；发达国家为0.4%）。捕捞渔业和水产养殖平均年增长率预计分别为0.7和2.8%，同发展中国家捕捞渔业增长率（1%）相比，发达国家的较低（0.7%）。到2020年，约73%的增加的食用鱼总产量来自发展中国家（1997年为73%）。水产养殖将提供41%的食用鱼供应（5400万吨）；低值食用鱼在食用鱼总产量中的份额将稳定在48%。投资增加和水产养殖快速扩大将大大提高产量。在生态崩溃情形下，增加的水产养殖产量缓和了食用鱼产量的下降到17%。
水产品消费
发展中国家低价和高价商品消费（在基线情形下）年增1.9%，如包括中国为2%，而发达国家（0.2%）和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停滞。按这一情形，1997-2020年间全球消费年增长率预计为约1.5%。人均软体动物和甲壳类消费将增加最快（分别为年增1%和0.7%），而高价鱼类消费预计将下降。将中国的产量按减少1公斤的消费量降低，主要影响中国国内，对中国之外的消费和世界水产品价格影响不大。在基线情形下水产养殖的更快发展将增加1.9公斤的人均食用鱼消费量。在生态崩溃情景下，由于更高价格对需求压力的适度影响和水产养殖产量增加供应，人均消费将只从17.1公斤（在基线情景下）下降到14.2公斤。
鱼 价
研究显示，在未来20年鱼价可能继续走高。在更可能的基线情形下，预计高价鱼类和甲壳类价格上涨15%，鱼粉和鱼油价格上涨18%，而预测的软体动物和低价鱼类的上涨幅度显著要低，但依然是实际价格上扬（分别为4%和6%）。这与其他近于统一价格的食品相反。预测的鱼类价格将高于其他肉类产品价格的20%。在几个生态崩溃和水产养殖需求增加的综合情形下，鱼粉和鱼油价格成倍上涨（分别为+134%和128%）。水产养殖的快速发展，在给予鱼粉和鱼油价格压力（+42%）的同时，预计减少低价值食用鱼类的实际价格（-12%），显示对有关生产系统效率的投资将使这些商品能接近更贫穷的人们。周期性的改善转换率将降低鱼粉（-16%）和鱼油（-6%）价格，意味着肉食性鱼类养殖将得益于为此目的而进行的研究。更缓慢的水产养殖增长将导致所有食用鱼价格明显上涨（+19-25%幅度），强调在面临的捕捞渔业供应水平上水产养殖对市场的影响。
世界贸易
在净国际贸易方面，消费增长率（在基线情形下）到2020年将在发展中国家每年超过产量0.2%（不包括中国为0.3%），导致从发展中国家（不包括中国）到发达国家的净出口减少（食用鱼产量的5%，相比之下，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为11%)。预计中国、印度和拉丁美洲将是净出口者，但只有拉丁美洲将出口其产量的相当大的部分。发展中国家将继续是低价值和高价值食用鱼的净出口国，尽管许多将开始进口高价值商品，因此推动可能增长的南-南贸易。
结 论
IFPRI研究确立的定量展望所强调的五个主要结构转移已在进行之中，但从现在到2020年将更为深入。
1. 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亚洲国家）将是来自捕捞渔业和水产养殖的食用鱼产量的主要生产国。没有被完全开发的种群将被更沉重地捕捞。
2.
南-南贸易将由于出现城市中产阶级的增加而增加。发达国家的国内生产者将逐渐离开该部门；这些国家的政策将可能变成支持水产品进口的友好机制。鱼品将日益成为高价商品，贸易产品从冷冻的低等级原条鱼转为有附加值产品的趋势将继续。
3.
环境争论将继续：先在发达国家然后在发展中国家，对可持续性的关注将增加并激发环境规定和制度。过度捕捞将依然是主要关注，使用中上层种群生产鱼粉和鱼油将成为重要政策问题。水产部门的污染与食品安全的联系，包括该部门之外的污染源，将受到更多的世界范围的关注。
4.
渔业和水产养殖技术在北方和南方将面临新的挑战：减少水产养殖需要的鱼粉和油；减少和减缓集约水产养殖对环境的影响；找出食品安全规定的替代方案，该规定要求资本密集性、规模敏感性的遵守方法；利用信息技术改进渔业管理。
5. 将需要确立该部门的制度，通过发展渔业和水产养殖来减少贫困并改进环境可持续性和食品安全。
插文12
2030年欧盟的水产品消费1
粮农组织委托从事了一项关于欧盟水产品消费长期预测的研究。该研究显示，与1998年相比，在2005-30年间欧盟25国2人均水产品消费3将在19个国家4以1998年为基数呈现增长趋势（1%到12%之间）和在六国5呈下降趋势（从1%到4%）。
2004年前欧盟15国的一般消费趋势反映海产品消费增加。这种增长来自方便产品消费的增长。冷冻产品趋于下降，而淡水鱼类消费将停滞或下降。超市海鲜产品零售份额的增加也将便利于购买，增加了消费，而对海味食品的有益健康考虑的日益增加可能进一步推动海产品消费的积极趋势。
经济条件的改善是许多新成员国人均消费增长的主要动力。冻鱼依然占水产品消费的大部分，但该组的种类将是增加小型中上层种类、减少底层或其他种类，例如甲壳类、软体动物或头足类。淡水鱼类将逐渐被海洋种类取代，因为后者通常易于烹饪、提供广泛的口味以及鉴于超市遍布而便于购买。
净供应量的增加的可能原因将是增加从第三国进口（主要是亚洲、非洲和南美洲国家）和在一些国家（希腊、西班牙、挪威、英国）增加水产养殖生产。新国家加入欧盟将增加欧洲间贸易：首先，因为欧洲对外贸易的大部分目前是西欧国家和东欧以及北欧国家之间的贸易；第二，由于西欧的工厂转移到新加入的东欧国家，诸如波兰或波罗的海国家；第三，因为西欧国家减少了再出口的机制。同样，降低了贸易壁垒和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加工水产品质量提高将导致欧洲进行产业结构调整。
1 该未来水产品消费预测基于过去趋势假定、文献观点和专家磋商。在捕捞、水产养殖、商品生产、商品进出口增长率方面做了1200多个假设。在捕捞方面，欧洲渔船产量可能到2030年将面临零增长。水产养殖在鲑鱼、鲈鱼和鲷鱼养殖方面正按实质性的速度增长，但环境限制、民众对沿海职业的选择以及不允许养鱼的卫生规定继续是未来的指数趋势。
2 奥地利、比利时-卢森堡、塞浦路斯、捷克共和国、丹麦、爱沙尼亚、芬兰、法国、德国、希腊、匈牙利、爱尔兰、意大利、拉托维亚、立陶宛、马耳他、荷兰、波兰、葡萄牙、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西班牙、瑞典、英国。
3 总体明显消费（人类消费净供应）用国家居民人数相除。
4 奥地利、比利时-卢森堡、捷克共和国、丹麦、芬兰、法国、德国、希腊、匈牙利、意大利、拉脱维亚、立陶宛、马耳他、荷兰、波兰、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和英国。
5 塞浦路斯、爱沙尼亚、爱尔兰、葡萄牙、瑞典和西班牙。
IFPRI研究与粮农组织研究比较及早期预测
这两个研究提出了渔业和水产养殖相同的未来了吗？答案是肯定的，但存在明显差异。
在生产和消费总量、捕捞渔业产量和水产养殖的相对作用以及实际鱼价趋势存在差异。
粮农组织研究在水产品供应和消费方面更为乐观。预计在2015年总量达1.79亿吨，而IFPRI研究在基线情形下预测到2020年的产量 — 1.7亿吨 —
较低。因此，只预计粮农组织研究按实际价格预测的增长低于（2015年约3.2%）IFPRI研究的预测（到2020年，按种类类别计在4%与15%之间）。
此外，IFPRI研究预计捕捞渔业上岸量将大大增加，而粮农组织研究在这方面更为审慎。IFPRI研究预测捕捞渔业产量在2020年为1.16亿吨，而粮农组织研究只预计2015年捕捞渔业产量约为1.05亿吨。
因此，最大的差异是在水产养殖产量方面。IFPRI预测的数量只是粮农组织研究预测增长的一半。到2020年，IFPRI预测 — 在基线情形下 —
水产养殖产量为5400万吨（比2000年增加1800万吨），而粮农组织研究预测到2015年产量就达到了7400万吨（比2000年增加3800万吨）。
粮农组织和IFPRI使用的模拟未来情形的模式具有重要相似性。它们均使用补偿世界水产品供求的国际贸易机制，均考虑生产接近替代食品产业的可能发展。因此，结果差异的根本原因最有可能是使用的假设。有三种可能特别重要：它们涉及价格敏感性、增加捕捞渔业产量的实际可能性和水产养殖对发展机遇的“反应性”。
粮农组织研究假定消费者将对实际价格的小幅上涨立即做出减少需求的反应（弹性需求）。然而，由于养殖者对价格上涨创造的机遇的快速反应 — 甚至在价格不变时需求增长 —
在粮农组织研究中，消费者在实际价格不变的情况下将不会被市场影响而过多减少其希望消费的水产品消费量。粮农组织研究未假定捕捞渔业将提供产量增长中的主要部分。
IFPRI研究对水产养殖快速增加产量的可能性更为审慎。因此没有象粮农组织研究预测的那样，预测整个渔业部门有能力快速增加产量，尽管事实上IFPRI研究对捕捞渔业上岸量的增加更为乐观。
《2002年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SOFIA 2002）中的预测包括在IFPRI研究的预测中。SOFIA
2002对2020年的产量预测（总量、用于人类消费和水产养殖）是IFPRI研究中包含的高端预测，即SOFIA 2002的预测位于粮农组织研究（总结和上述评论）与IFPRI研究的预测之间。可以预想，SOFIA
2002对捕捞渔业产量的预测比IFPRI研究也更为悲观（表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