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 2001/INF/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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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会
第三十一届会议 |
2001年11月2－13日，罗马 |
第二十二次麦克杜格尔纪念演讲 |
总干事先生，
尊敬的代表们，
女士们和先生们，
1. 我想感谢总干事雅克·迪乌夫先生博士盛情邀请我在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开幕上发表传统悼念弗朗克·麦克杜格尔的演讲。对我来讲这是一种殊荣，对此我誉为对我国与粮农组织之间的合作的赞赏。
弗朗克·麦克杜格尔曾积极促进前国家联盟的公共健康工作，他是70多年前注意到公众健康、个人营养、农业发展和经济政策之间存在联系的首批有识人士之一。响应罗斯福总统实现“四大自由”世界的呼吁，包括“免于匮乏”，美国领导人在1941年说－这“在我们这一代就可以实现”，麦克杜格尔探讨了为整个人类提供足够膳食以保持良好健康的可能性，他推算这一任务将需要使世界粮食供应量翻番。这还意味当时的主要大国将不仅必须确保它们本国人民的营养，而且要确保将向欠发达国家提供财政和技术援助，帮助它们发展农业，使其人民得到充足的营养。
这些倡议鼓舞了1943年5月在霍特斯普林斯召开的联合国粮食和农业大会，会议关于“实现富足经济”的第24号决议首先特别确认“饥饿和营养不良的首要根源是贫困”；“基于正确的社会和经济政策促进充分利用人力和物力资源是普遍逐渐提高产量和购买力的首要条件”；“关税和其他国际贸易壁垒、汇率的异常波动限制食品和其他商品的生产、分配和消费”，然后建议出席会议的国家政府和机构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强化“实现所有土地的所有人民免于匮乏的决心”。
霍特斯普林斯的这届会议促成创建了联合国粮食和农业临时委员会，该委员会又草拟了粮农组织章程，粮农组织第一次大会于1945年10月16日－11月1日召开。在粮农组织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开幕之时我们应以感激和敬慕之心来忆及弗朗克·麦克杜格尔对本机构概念、存在理由和诞生作出的丰硕贡献。除了对他表示敬意之外，我们还应扪心自问如果他了解到：在粮农组织存在56年之后，在第三个千年开始之际，人类实现的粮食和农业状况，麦克杜格尔将做何想法呢？
2. 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们需回述五年前即1996年11月，应粮农组织的邀请世界几乎所有国家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或其代表在此城此地聚会，庄严赞同“关于世界粮食安全的罗马宣言”和“世界粮食首脑会议行动计划”，它们保证通过其建议，提供所有必要的支持来实施这些建议。
从根本上说他们确认并保证确保食物权，其定义为“按照获得充足食物的权力和每个人都有免于饥饿的基本权力，每个人均可获得安全而营养的食物的权力”。他们还宜称，全世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有8亿多人没有足够的食物来满足其基本营养需要，这是无法容忍的”，他们保证发挥其政治意愿和决心“根除所有国家的饥饿，近期目标是“在2015年之前”将现有营养不足人数减半”－即4亿人。这些建议体现在关于要寻求的目标和为实现这一目标所采取的措施的七项具体承诺之中。
世界领导人决定将在20年内实现这项任务，现在已经五年过去了，我们取得了何种进展呢？
根据粮农组织今年为“世界粮食首脑会议：五年之后”（原订这一时间召开，现已推迟）的一份出版物，当时编辑和分析的资料表明90年代期间世界实现的营养不足人数年均减少率估计8百万，大大低于需要达到2015年规定指标所需要年均减少2 000万。如果我们保持每年减少饥饿人数800万这一速度，那么人类将需要一个世纪才能摆脱这一惨祸。如果我们不能在近期的未来纠正这一状况，上述简单的事实就足以使我们看到人类面临的悲剧性的灾难。
这种状况在伦理上是无法接受的，在政治上是无法理解的，这一严酷的矛盾现象是：它存在于这种环境之中：“根据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提交大会本届会议的报告，上一世纪的伟大成就之一是生产了充足的粮食，不仅可能满足全球人口的需要，尽管它从1960年的大约30亿翻番到2000年超过了60万吨，而且还可以确保实现更佳的营养水平，同期内人均每日食物摄取量从大约2 250大卡增加到2 800大卡”。完全可以理解，这份报告认为这种状况是“无法接受的”：“在全球粮食供应总量绰绰有余的情况下，饥饿竟然大规模同时存在。
3. 我们决不应当也不可能掩盖我们对这些结果的沮丧。一些发展中国家－最先进的已略为缓解了其营养不足程度，但在非洲、中美洲、加勒比和近东的最不发达国家中营养不足程度继续惊人地恶化，而全世界的粮食供应量却不断增加，这表现在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主粮商品库存量在不断增加。
因此这个问题不是仅靠增加发展中国家的农业产量来寻求解决饥饿问题的办法。这一问题要复杂得多，触及缺少收入和就业，因而造成贫困大量持续存在。用杰出的印度科学家M.S.Swaminathan的话来说，粮食安全的最佳定义是创造大量工作而不是生产大量粮食”1。
多边国际信贷机构强加的宏观经济调控计划曾燃起赤贫人民经济状况会有重大改善的希望，但世界银行的数字表明脱贫工作进展甚微甚至倒退。
每日维持生计靠不足1美元的总人数仅从1990年的13.2亿人减少到1998年的12.14亿人，这主要是因为东亚和太平洋国家的情况好转，将这一收入水平的人数减少了近2亿。世界所有其他区域贫穷人数大大增加，但中东和北非除外。
拉美及加勒比经济委员会进行的研究表明，拉美和加勒比生活在贫困之中的人数90年代从1.69亿增加到2.24亿；“赤贫”状况种族歧视、住区隔离和暴力依旧，乃至加剧；多数就业机会是非正式部门创造的；许多部门的工资低于10年前。这种现实状况对我们各国的发展是一个严重障碍，对社会安宁是一个严重威胁，成了道德丑闻。
与此同时收入分配不是恶化就是极为不公。世界上五分之一生活在富裕国家里的人享有的收入是世界上五分之一赤贫人民的74倍。在拉丁美洲，仅有玻利维亚、墨西哥、洪都拉斯和乌拉圭的收入分配略有改善，其余国家的状况未变甚至恶化，其收入水平在世界上是最不公平的。
这些数字以及对90年代世界趋势的认真观察表明，大部分人民日益丧失发展的利益，收入分配倒退、经济实力日益集中于少数国家和大公司。这已造成乡村人口流向城市明显增加，并流向发达国家，在发达国家的主要城市可以见到这种情况。目前我们所面对的是贫困全球化。
4. 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矛盾的时代中，90年代世界发生了广泛的技术变革，其最佳体现是经济、文化和通信的全球化速度惊人。
在经济层面，国际贸易迅速发展，外国直接投资增长甚至大量增加，金融资本流动的增长极为壮观，据报告在国际交易和金融市场上每日流通10亿美元以上。
贸易流量扩大、金融形势昌盛、技术创新量大：所有这些因素都促使我们期望全球经济增长更迅速。会有更多的生产性工作、贫困减少。还有人对我们说，穷富之间的差距，不论是个人或国家，注定会缩小。按专家的话来说，收入和福利水平靠拢。
然而无可辩驳的证据表明，过去20年中世界许多地方的社会公正和经济平等状况正在恶化。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停滞不前，或在经历了短暂高潮之后紧接着是严重的金融困境。目前我们已经确切地知道，这些困境是深刻的倒退，并具有持续影响。
我来自的区域，拉丁美洲进行了深刻的结构改革，主要是在90年代。拉丁美洲认真地遵照所谓的华盛顿共识的许多建议；它是热心于此的，深信既定的经济原则。我深信这是一个完全依靠自由市场来创造财富和福利的问题。然而拉丁美洲90年代的增长慢于1950－1980年期间（过去10年年增长率不足3％，而前30年年均增长率5.5％）。而且收入分配不是恶化就是极为不公。
那么出了什么问题呢？
依我看一个核心问题是常规的新自由主义方法有许多缺陷。它被同样地应用于发展水平非常不同的国家。它被同样地用于经济衰退和金融繁荣的时期。它被同样地用于不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
我们被告知我们已经达到极盛期，推动经济仅有一条绝对的道路。这一极端教条的概念藐视新自由主义，市场至上被严重误解，造成了我们时代的一些最严重的问题：不公平、贫困加剧、极度动荡和广泛的不确定因素。
确实，随着经济创新（其本身很受欢迎），世界缩小了，使我们更接近“地球村”。但我们也碰到了这种矛盾：穷国与富国、各国的穷人与富人之间的鸿沟加深。如我前述，我们已经面临着贫困全球化。
5. 国际社会采取了何种行动来对付这种趋势？我刚才简述的状况告诉我们：近年来所作的努力是不够的。
70年代和80年代发展中世界出现了严重的宏观经济失衡，这导致许多国家在国际多边信贷和金融机构的指导下采取了激烈的纠正行动。但这些行动更多地注重通过经常极端的经济方法进行调整，而非考虑人和社会变数的调整，应更好地理解：国家和国际机构没有适当的政策方针，市场的反应能力就很有限。其特点是发生代价昂贵的金融危机，这已为特别是Joseph Stiglitz等新的诺贝尔经济学获奖得者清晰透彻地证明，Joseph Stiglitz研究了对发展中世界的严重后果。
呈现明显全球化的另一个领域是国际贸易。我们各国使用的产品中有多少是世界不同角落的物品和服务？这不是一个新情况；自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国际贸易的增长速度快于各国的国内总产值总量。
40年代中期至90年代晚期期间，外部贸易增长是世界产品年增长率的两倍。这一趋势得益于关贸总协定以及随后乌拉圭回合谈判和世贸组织的存在。工业品的贸易增长尤为明显。90年代贸易相对于生产的增长甚至更为明显，世界产品年增长率为2.5％，而世界贸易量年增长率为7％。然而这种贸易活力并不适用于我们生产的大部分产品；仅有五分之一，即世界生产的每5美元中只有1美元的产品跨越国界。
而且发达国家在区域一体化过程中联系起来的邻国之间的贸易量比例很大。例如在欧洲联盟，其63％的出口到另14个成员国之一；余下的37％出口到世界上180多个其他国家。在北美（加拿大、美国和墨西哥），其出口的一半运往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其他两个成员。这表明地理仍然举足轻重，而这种状况对发展中国家基本不存在。这还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发展、加强和创建我们自己的区域和分区域机构，以反映我们本身的现实，可在全球和国家组织间进行调解，全球化可以更公平更均衡。这将使我们能够更有力地表达我们自己的合法权益，使我们能够共同努力来促进各国之间的互惠发展。
解决自战后最初年代以来就已存在的国际不公平的传统方法之一是：富裕国家和多边组织提供的官方发展援助。尽管这些国家不断作出承诺，但发展援助占高收入国家国内总产值的比例从1992年的0.33％减少到1999年的0.24％，这意味着按照允诺的增长到0.7％，已减少了四分之一。
然而，目前较先进的国家已经认识到提供贸易机会的重要性，而非提供资源作为发展合作的一部分，但这种机会仍在期待之中。它们不仅继续对其农业及乡村部门提供更多的保护，从而危害发展中国家农产品的贸易机会，而发展中国家农产品具有真正的竞争优势，而且它们还按照初级产品的工业加工程度不断增加关税，从而使发展中国家不可能前进到更高一级的发展阶段。
贸易的发展只有部分得到世贸组织（前为关贸组织）的管理。特别是在最近的一系列谈判范畴内，所谓的乌拉圭回合，日益更多地采用了更多严格的“管理杠杆”，使发展中国家的条规更加符合发达国家的条规。遗憾的是这个问题是对“生产能力差异”很大的国家应用“不变的条规”；从而对不平等的各方采用同等处理，使我们再次承受武断强的新自由主义思想。这使发展中国家极难创造新的生产能力，使其出口多样化，加强创造更多生产就业机会的能力。实现公平发展意味着获得相对优势并发展竞争能力，日益提高收入水平，例如效仿东亚在70年代中期至90年代期间的成功发展经验。新自由主义方法经常产生的后果是积虑设计的基于贫困工资的竞争力。
世贸组织协定为乡村世界燃起的希望已被粉碎。世界主要大国在密室之中谈判的协定使发达国家可以保持其大量的农产品保护（关税、配额和对发展中国家商品进口的其他限制，经合发组织国家国内农业部门的支持大量增加（自签署协定以来补贴已增加8％，目前达到总额3 630亿美元）。在没有市场的相应开放之时我们怎么才能继续鼓励发展中国家的农业生产持续增长呢？相反，我们经常见到的是乡村贫困状况恶化，因为国内市场的供应过剩对农民收入，特别是赤贫农民的收入产生负面影响。
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战略没有对其粮食安全和寻求发展创造就业并与就业相结合给予足够的注意。因而遗憾的是，尽管在这类会议上表示的良好意愿和全球承诺，但迄今并未对改善世界上仍然存在的亿万贫穷饥饿的人的生活状况产生切实的效果。
6. 我们该怎么办？
经验告诉我们没有限制的经济自由不会确保不平等的对象之间关系的公正，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强者会把自己的条件强加给弱者。因此，我们所需要的行动是寻找实现公益的方法－公益的定义是“允许人民，不论群体还是个人，更充分更便利地实现其成就的社会条件总和”，而这正是国家的存在理由和宗旨：促进和确保公益。这为全体和每一部分；为整个社会及每一个成员所共有。
要做到这一点就意味着要承认市场自由化并非象新自由主义思想所假定的那样，是一种神圣不可更改的教义－而应承认它要接受公益的限制。自由本身并不能保证公益，因为如果让不平等的各方相互自由竞争，强者将会强加弱者无法选择只能接受的条件。
经济效益仅略有增长，却恶化公平和缺少稳定，这在显示无可辩驳的迹象，从伦理和政治上迫切需要改变方向。我们需要加紧各国的努力来改革我们的经济，使其现代化，使发展中世界的各个角落和部门享有社会及经济进步和人权。然而，同时看来显然有必要对国际经济及金融机构一直鼓吹并强加于各国的改革进行改革。
全球化不是一种状况，而是一项进程；它随着人类的行动而变化，这种行动的一部分就是公共政策。奇怪的是当今全球化的时代，更统一和更均衡的世界管理的某些基本特性被削弱了。例如正当更加需要帮助之时，富国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努力减少。未对投机性的资本流量进行必要的严密监督，因为流动资本的巨额增加。所要求的是更坚定、更有效的行动，而不考虑国家、区域和国际三级的部门既得利益。关键目标是避免金融和市场危机的再次发生，其影响就象野火一样已在全世界蔓延。
正如国际货币基金的前总裁，Michel Camdessus一再所指出的那样－而且人们无法将他说成社会主义者－“市场的无形之手亦需要国家保障的强有力的正义之手和社会声援之手”。我相信如果发展要能符合伦理的要求，这是绝对必需的。我们必须寻求并找出有效的方法，来实现的发展不仅视为经济增长过程－生产比整个人类社会可能需要更多的物品和财富－而是要视为改善整个社会的及其每一个人的生活质量的更深刻的过程。
自由是人类尊严的一个显著属性，因为我们不是生活在孤立或隔离的宇宙中，而是生活在一个集体的社会之中，确保所有人自由的唯一道路就是管理自由的实施，以便一个人的自由不妨碍他人的自由，总之正义必须伸张。没有条规，最强者的意愿的法则会无情地强加给最弱者，暴力、武断和混乱将盛行。
同时世界所有国家在构成人类社会大宪章的庄严文件中赞同的世界人权宣言及有关文件补充每个人的自由权以及其它内在或有关权利的保障，如享有公正有益薪酬的工作权，有益个人及其家人的健康和福利的生活标准权，包括食物和衣着，以及人的其它基本需要，包括健康和教育的提供。
用约翰保罗二世的话来说，不尊重和促进人权－个人和社会、经济和政治，包括国家和民族的权利－的发展不会真正尊重人类。（Encyclical Letter Sollicitudo Rei Socialis）
如果人权的概念－个人尊严内在的－目前已经成为铸造民族和国家和睦的基石，我们只能得出如下结论：不能让社会的经济生活任其发展，而不考虑和尊重这些权利应作为所有国家正式承认的伦理要求。
寻求正义是国家的一项职能。它要求每个国家在其主权范畴内，要求所有国家在国际范畴内确立或商定必要的条规来确保公益，而超越每个国家的单个利益超越个人和群体的私利，而不论它们可能如何强大。
进行声援是民间社会的一项职能。我们时代的市场经济往往将个人拘泥于物质范畴。对许多人来说，获得消费物资经常已经成为他们的主要关切，促发了强烈的竞争、使伙伴变为仇敌，使个人主义思想日趋严重。社会网络瓦解，而历史教导我们如果要遏制强者的暴虐，保卫和促进公益，则需要加强社会网络。弱者的力量在于他们的凝聚和团结，促进凝聚和团结的天然而有效的工具就是集体组织。
总干事先生、尊敬的各位代表、女士们和先生们
我是来自一个称为智利的遥远小国，它是所谓的发展中世界的一员，尽管我要谦逊，但我认为在这一庄严的场合应总干事雅克·迪乌夫的盛情邀请，我有义务坦诚地阐明我的想法。我不是经济学和农业专家，但在社会发展的现有阶段，自然法则和自然财富的法则以及人类福利的机会的强烈要求，理智使我反复思考怎么可能仍有12亿人生活在赤贫之中，其中8亿人长期遭受饥饿，好多亿人没有工作。
正如人们可预料的那样，全世界都知道上述情况，而且联合国组织近年来推动了一系列国际峰会来处理这种现实－和其它同样令人忧虑的趋势－对当今人类提出的挑战。这些会议包括1990年的世界儿童首脑会议、1992年的地球首脑会议、1995年的世界社会发展首脑会议、同年的世界妇女大会、和1996年的世界粮食首脑会议。实际上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国家元首或高级贵宾均出席了以上会议，在所有这些会议上经常强调和承认人类面临的相应的严重问题，作出了庄严承诺来处理这些问题，批准了纠正的计划，我们全体均保证将这些计划付诸实施。
然而时间在流失，而并没有看到问题的解决。没有发生重大变化。饥饿、贫困、歧视妇女、抛弃儿童和空气污染、臭氧层被毁基本上未得到遏制。发展援助承诺和计划仅得到部分实施甚至根本没有进展。
在面临这种痛苦的现实之时，许多人民，特别是受影响最深重的群体或同情他们的人－对国际机构及其本国政府失去了信心，鼓吹采取抗议行动， 达到这种程度：承认甚至认为暴力反应有理。例如乃至是恐怖主义的犯罪行径最近惊动了世界，招致人们应得的一致的谴责，亦使一些人试图解释其根源。
挑战是巨大和紧迫的。它要求每个人显示出大度友善和慷慨。它要求国际组织以极大的热情和效率行动起来，研究、提出和落实现实的解决办法。它要求各国领导人显示出政治家的远见、独立和刚毅，为促进公益作出必要决定。
就本届大会的主题，粮食和农业的具体方面而言，我希望我所阐明的这些考虑将得到与会者的共鸣，并将有助于通过有关协定和措施，更有效地成功消除饥饿惨祸和更好地促进世界农业发展。
最后我想再提一下我原先的问题：如果弗朗克·麦克杜格尔了解到世界粮食和农业的现状将会作何想法呢？
尽管我不熟悉他的技术知识或他的信念，但我不禁想象他可能会极度失望。和罗斯福总统一样－他曾为其参谋－他肯定会认为并希望人类会在他那一代摆脱饥饿。毫无疑问，他若知道了过了这么长时间我们却仍然离这一目标如此遥远，无疑他会非常伤心。
他的精神的遗芳和榜样大概会鼓励我们继续不懈奋斗，以使他的理想在最短的时间内成为现实。
这也是人类有权期望我们所成之事。
谢谢诸位。
2001年11月2日，罗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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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线杂志，2001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