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S/2004/INF/11 |
| CFS/2004/INF/11 |
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 |
第三十届会议 |
2004年9月20－23日，罗马 |
粮安委关于粮食安全的荣誉演讲 |
绿色革命: 一项未完成的使命 1 |
将近33年以前的1971年11月，我有幸拜访了粮农组织并做了麦克杜格尔纪念演讲，缅怀粮农组织的缔造者之一、已故的弗兰克•理杰特•麦克杜格尔博士，纪念他对建设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的贡献。当时我演讲的题目是“处在另一个十字路口的人类与文明”。我在讲话中说，人类正处在一个十分复杂的十字路口和交叉点上，其复杂程度可能超过了人类社会发展曾经遭遇的所有其它的十字路口。我谈及世界分裂为两个集团——一个特权集团和一个赤贫集团。这一鸿沟非但没有缩小，反而有所扩大。今天，世界上最富有的1％的人的所得相当于最贫穷的57％的人的所得。我曾说绿色革命在人类反对饥饿和贫困的战争中只取得了暂时的胜利，如果得到充分实施，它可以在今后三十年为世界提供足够的食物和生活所需。我还曾说，增加世界粮食产量未必就能够解决发展中国家的饥饿问题。事实证明的确如此，现在还约有八亿人遭受饥饿的困扰，至少在一年内的某些时段里生活受到饥饿的折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今天世界上可能有一半的饥饿人口是小规模经营的农民和没有土地的农村贫困人口，尽管在这些粮食没有保障的地区粮食产量能够有大幅的增长。从技术角度上说，饥饿是可以被战胜的。所缺少的是战胜饥饿的政治意愿。不幸的是，几乎在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存在农业发展计划汗牛充栋但却落实不利的情况。
在展望未来之前，请允许我们简要回顾以下最初所谓的绿色革命。以科学技术为基础的粮食生产的广泛应用是一个相对新近的现象。带动农业生产力大幅提高所需的大部分科学知识在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就已具备。但对这一新技术的广泛应用却被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所推迟，经济大萧条使世界农业经济陷于瘫痪。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因支持联军战争而使粮食需求大幅增加才开始广泛采用新的科研成果，首先是在美国，稍后是在许多其它国家。二次大战后，随着军需工厂转产低成本合成氨氮肥，化肥才成为现代农业生产不可或缺的要素（2000年氮使用量约为8千万吨有效成份）。据马尼托巴大学的氮循环专家Vaclav Smil 教授估计，现在62亿人口的40％得以生存要归功于合成氨的哈伯•博世制氨法（Smil，1999年）。
第一个真正的帮助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农业援助计划当属始于1943年开先河的洛克菲勒基金会——墨西哥政府计划。到20世纪50年代，对墨西哥的小麦生产产生了重要影响，洛克菲勒基金会将其工作扩大到拉丁美洲的其它若干国家和亚洲的若干国家。技术进步在粮食作物上的大幅推广首先发生在亚洲，始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比工业化国家的这一过程落后约20年。
美国国际开发署主任William Gaud在1968年3月8日对华盛顿特区国际开发协会的一次讲话中描述新的小麦和水稻技术在整个亚洲的迅速推广时说：
“农业领域的这些和其它进展孕育着一场新的革命。它不像苏联的红色暴力革命，也不像伊朗的白色革命。我宁愿称其为建立在科学技术应用基础上的绿色革命。”
从此创造了“绿色革命”的说法。对我们来说，它象征着应用农业科技开发适应第三世界粮食生产条件的现代技术的过程的开始。绿色革命的研究工作大部分是由公共部门和非盈利私有基金会资助开展的。这一研究工作所取得的知识进步被公开发表和免费共享。由此建立的国际种质试验网络使遗传材料得以免费和近乎自由的交流，开创了植物育种的新时代。新的高产半矮杆小麦和水稻品种是绿色革命的“王牌”，但在玉米、高粱、大麦、马铃薯和多种豆类的遗传改良上也取得了长足进步。
新的半矮杆小麦和水稻品种本身得到了太多的关注，似乎它们自身就可以创造出奇迹般的结果。当然，由于植物结构效率的提高及为增强抗病虫害品性引入遗传资源，这些新品种具有不断提高单产曲线的潜力。然而，这些品种只有在与作物管理的系统性变革结合后才能发挥其遗传单产潜力，如栽培、施肥、水管理及杂草和病虫害防治的时间和频率的变化（表1）。
对其它生产要素也进行了大量的投资。1961年至2000年期间，亚洲发展中国家的灌溉面积翻了一番——从8,600万公顷增加到1.76亿公顷。但生产要素中变化最大的是化肥用量，使用量从200万吨增加到7,000万吨有效成份。机械化方面也发生了巨大变革。拖拉机的使用数量从20万台增加到480万台，还引进了数十万台机械脱粒机（后来又有数千台联合收割机）（Borlaug，2000年）。
在起初对高产小麦和水稻品种的巨大热情以及20世纪60年代末作物生产实践的更为集约化后，紧接就是对绿色革命的批评浪潮。有些批评反映了对技术本身没有解决也无法解决的农村社会和经济问题的真切关注。也有一些批评则是基于对采用绿色革命技术的领域所实际发生的情况的不成熟的分析。还有一些问题则着重于环境破坏和可持续性问题。
某些批评含有合理的成分。显然，灌溉地区的财富相对于条件较差的雨养农业地区增长幅度更大，因此拉大了收入差距。谷物由于增产潜力大而代替了豆类和其它单产较低的作物，但所生产的总热量和蛋白质总量却有净增长。农业机械化代替了低收入的农工，但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城镇和城市中却找到了收入更高的非农业工作。
高产谷物品种还代替了单产较低的作物品种，导致了生物多样性的丧失。但这些问题中有许多是暂时性的。亚洲发展中国家栽培的高产谷物品种比传统的作物品种要早熟得多，因此可以进行双季或三季生产。这增加农民和许多非农业农村企业和服务对劳动力的需求。
尽管存在这些不足，以科技为基础的农业对全球粮食生产做出了巨大贡献，也在过去40年中对保护生境做出了巨大贡献。虽然世界人口翻了一番，但对低产农业系统的改造使全球人均粮食供应快于人口的增长。自1960年以来，小麦、玉米和稻米的世界市场实际价格在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后下降了40％，现处于50年来的最低水平（粮农组织，2003年）。所有消费者都从粮食价格的降低中获得了实惠，但穷人受益尤其大，因为他们的粮食消费占其收入的比例更高。自1970年以来，发展中国家粮食无保障人口的比例从38％下降至18%（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2002年）。
绿色革命技术对环境也产生了大量益处，这一点往往被忽视。最大的益处是节省土地转为其它用途。倘若2000年全球谷物单产还停留在1950年的水平，那么要产出2000年的收成整个世界将需要近18亿公顷同样质量的土地——实际使用的是6.6亿公顷（Borlaug，2000年）。显然，并没有这样大量的剩余土地，在人口众多的亚洲更没有，亚洲的人口在这一时期从12亿增加至38亿。倘若更多的环境脆弱的土地被用于农业生产来满足粮食需求，那么对水土流失、森林和草原的丧失、生物多样性及野生物种灭绝的影响将是巨大的，而且很可能是灾难性的。此外，争夺土地资源的冲突也可能将大为增加。
到2015年将世界饥饿人口减半
在1996年的世界粮食首脑会议上，国际社会同意到2015年将饥饿人口减半至4亿人。这一目标在2000年9月的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由139位国家首脑给予了确认，在其后的蒙特雷、约翰内斯堡和多哈召开的世界级会议上也给予了确认。虽然实现这一减少饥饿的水平是可能的，但要实现这一目标就要求从1997年开始每年必须使2,200万的人口脱离粮食不安全的境地。但到目前为止仅有600万人有幸脱贫。目前据粮农组织估计，到2015年粮食不安全人口的数字将减少到6.75亿，按目前的减贫速度，这一目标到2050年才能实现（粮农组织，2003年）。无法实现这一目标的症结在于缺乏政治意愿。我们拥有以环保的可持续途径使世界粮食产量翻番的技术。但若没有粮食不安全的人们在其自身的发展中的广泛参与，并结合对基础教育、医疗设施、水资源开发、交通体系、电网、农业科研和推广投资的大幅度增加，那么解决饥饿人口的粮食安全问题就无法实现。
2000年发展中国家遭受饥饿和营养不良的八亿人口中印度占2.32亿，非洲撒哈拉以南国家占2亿，中国占1.12亿，亚洲和太平洋其它国家占1.52亿，拉丁美洲占5,600万，近东和北非占4,000万（2003年千年项目）。在这一总数中，约有2.14亿人（占饥饿人口的26％）的热量摄取量低到无法工作或自理的程度。约有50％的饥饿人口生活在环境风险较高、只能从事边际性农作的农业家庭——降雨稀少、极为不可靠或过量；土壤本身贫瘠或退化；地形陡峭；以及距离市场和公共服务遥远。另有22％是农村没有土地的穷人，还有20％是城市中的贫困家庭。其余的8％为牧民、渔民和依赖森林为生的家庭。
世界上处于粮食最不安全状况的人口中至少有半数是低收入国家耕作边际化土地的小规模经营的贫农。要解决他们的吃饭问题，他们中的多数必须实现粮食自给（2003年千年项目）。事实上，约有5亿到10亿农民处于“贫困陷阱”当中，他们十分贫穷，无法在基本粮食谷物生产中采用增产技术，而且与市场严重脱节，无法从事有利可图的商业化农业。
因此，有必要在环境风险较高和偏远的地区以可持续的方式提高粮食产量。创造更多的非农业就业来源——包括以农业为基础的涉农工业。要将饥饿人口减半也需要开展公共工程项目，改善基础设施和环境。这些社会投资往往会成为小农“困难时期”的兼职就业机会。以工代赈计划可以在降低水土流失和形成沟壑的速度以及加快树木再植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非洲是最严峻的挑战
世界上任何其它地区的粮食生产状况都无法与撒哈拉以南地区的危机相提并论。过去二十年中人口的高速增长和改良生产技术的极少采用造成人均粮食产量下滑、粮食缺口增大和营养水平的恶化，在农村贫困人口当中尤为如此。尽管20世纪90年代小农粮食生产有提高的迹象，但这种恢复还十分脆弱。
传统的刀耕火种式的轮垦和综合性农作模式只能造就低产但相对稳定的粮食生产系统。人口和粮食需求的增加迫使农民转向更为边际化的土地，也造成原先用以部分恢复土壤肥力的灌木休耕期的缩短。随着连续耕作的增加，有机质和氮迅速耗尽，而磷和其它养分储备出现缓慢但稳步的减少。这已造成了严重的流域退化（土壤、水、森林）和环境破坏。土壤肥力的下降也是造成农民和牧民之间冲突的因素之一，而且很可能是20世纪90年代布隆迪和卢旺达内战的深层原因（Sanchez等，1997年）。
在过去的17年中，我们一直致力于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的名为世川——全球2000计划的小农农业发展计划。它由已故的世川良一发起，由其子世川阳平落实，日本财团提供资金支持。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及其来自卡特中心的全球2000团队是重要的合作伙伴。我们与14个国家的农业部开展了合作，并将与数十万渴望并能够将基本粮食作物单产翻番和增至三倍的小规模农民合作。但尽管有表现十分出色的作物示范计划，普遍的产量效益却尚未实现。
现今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的农业状况与绿色革命技术曾发挥了重大影响的亚洲的状况迥然不同。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灌溉农业极少，缺乏水分是普遍常见的问题。与20世纪60年代的亚洲相比，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的农村基础设施大为落后——特别是在运输系统方面。此外，由于历史性的动物健康问题（锥虫病和东岸热病），与亚洲的农民相比非洲撒哈拉以南的农民所拥有的畜力相对较少，不得不依靠人力来进行整地、耕作及其它农业经营活动。最后，人类疾病，如疟疾和近年来的艾滋病毒/艾滋病对非洲农业工作者的生产力造成了重大损失。所有这些因素都导致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的农业增加值处于世界最低水平——平均每个劳动力约为400美元。
鉴于土壤肥力下降的堪忧趋势，完全可以这样认为，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最为“环保”的手段是在目前化肥用量很低的水平（亚洲每公顷耕地化肥用量是非洲的20倍，拉丁美洲是非洲的10倍）上将用量提高至三倍或四倍（图1）。然而对于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的众多小农来说，化肥的使用昂贵且具有风险，一般比其它发展中地区成本高两至三倍。此外，与其它区域相比，非洲农民出售他们的产品所得到的农场销售价格往往明显偏低。
若要在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实现粮食安全并提高小农的生产率，那么该地区化肥的使用量就必须翻番或增加两倍。没有站得住脚的理由不去这样做。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说，植物中含有的其所需要的氮离子是来自分解的有机质还是来自一包化肥对其并没有区别。但在将销售价格（对投入和产出）降低之前，需要一系列重新培育和维持土壤肥力的措施。其中必须包括那些能够使小农得以依靠内部投入（如固氮谷物豆类、绿肥和树木）来维持土壤肥力的作法。判断有关对植物养分的无机和有机来源的相对优先程度的实际决策标准应该是看哪种方法能够以最低的成本为小农提供重要的植物养分，并应与其经济状况相适应。
随着土壤肥力的恢复，优良品种的增产潜力就能够得到充分的发挥。科研院所正在推出高产、早熟、抗病虫害品种和杂交种，特别是水稻、玉米、小麦、木薯和某些谷物豆类。这些品种的大面积推广能够对小农的产量形成重大影响。特别是早熟品种为包含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和绿肥作物在内的耕作模式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少耕法也为遏制水土流失、保持水分和减轻令人腰酸背疼的手工除草和整地劳作提供了很大的希望。
多数专家都一致认为，要使非洲农业成为减贫的主力军就必须实现5－6％年的增长率。要达到这样较高的增长率将需要进行重大的政策变革和大幅增加投资。对于小农来说，可以谋求实现四个主要目标：
但若农业销售成本居高不下，这些发展目标就无法实现。高效的交通运输是经济现代化的生命线。集约化的农业生产特别有赖于以负担得起的价格对车辆的使用。然而，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的农业生产多数仍是沿小路、小道和社区公路的广大网络发展的，最常见的运输方式是“妇女的腿、头和脊背”。事实上，花费一个家庭时间最多的就是家庭运输。
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是世界上公路网最不发达的地区（表2）。此外，以目前的投资速度，预计道路密度到2030年才能达到南亚20世纪60年代绿色革命开始时的水平。找到改变这一预测并加快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实用有效的基础设施（道路、饮用水和电力）的发展速度的途径是减少贫困、改善医疗和教育以及实现和平与繁荣的所有其它努力的基础。
表 2. 世界部分国家每百万人的平均铺装道路长度
公 里 公 里
美国 20,987 几内亚 637
法国 12,673 加纳 494
日本 9,012 尼日利亚 230
津巴布韦 1,586 莫桑比克 141
南非 1,402 坦桑尼亚 114
巴西 1,064 乌干达 94
印度 1,004 埃塞俄比亚 66
中国 803 刚果人民共和国 59
资料来源： 大不列颠百科全书，2002年年鉴
农村基础设施的改善将提高农业生产力并推动经济发展，因此减少贫困并改善农村生活水平。道路可以减少农村的隔离状态，因此有助于化解种族仇恨并使得可以在此前教师和医疗工作者不愿前往的地区开办农村学校和诊所。所有这些发展都将使反叛团伙难以发动叛乱活动，因为在农村经济较为蓬勃发展的地方难以招募游击分子。
但仅农业本身并不能为所有的非洲人口提供就业，特别是在较长期的时间内。尽管有艾滋病毒/艾滋病这样的灾难，但预计2000年至2030年期间农村人口还将从4.11亿增加到6.16亿，但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下降至50％（FAOSTAT，2003年8月）。必须扩大农村的农业和非农业就业，才能减少贫困并减缓向城市贫民窟的迁移。
2002年7月，非洲国家的首脑正式通过了一项新的发展战略，称为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该伙伴关系为在下列三个指导原则下开展行动规定了一个战略框架：
1) 对非洲的发展过程进行反思，为在非洲统一组织的框架内加强共同自力更生措施的基础上开展行动确定战略方向。
2) 重新建立对发展过程的主人翁地位。
3) 重新掌握发展过程的领导权。
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期望国际社会对非洲的自我发展计划提供支持，但不希望国际社会为非洲规定一个计划。捐助国则期望非洲各国政府进行相互监督，对无赖国家采取行动并同意满足绩效标准作为提供和继续提供国际援助的基础。
非洲国家的领导人需要在制定非洲农业发展综合计划的过程中表现出才能。捐助国的资助对管理过程的注重将大为提高，与已往相比对绩效标准的要求也更高。非洲各国政府承诺把各自国家对综合农业发展预算的拨款份额从35％增加到50％（即增加50％），这样就牵涉到它们的更多利益。
世界人口的增速在放缓，全球粮食需求的增速也随之放缓（粮农组织，2003年）。几乎所有的增长部分都将发生在发展中国家，主要是在亚洲和非洲。尽管增长率放缓，但据预测全球人口在2000年到2030年期间仍将每年增加7,000至7,500万。联合国人口机构对人口增长将如近期的多数预测所说的那样以较快速度放缓持乐观态度，我们对此不敢苟同。全民初级学校教育的持续缺乏、文盲和赤贫现象的痼疾不祛都向我们预示，在今后的30至50年内增长率仍将维持较高水平。尽管艾滋病毒/艾滋病对非洲和其它发展中区域人口增长的总体影响目前尚不明晰，但我们认为世界更有可能稳定在100亿至120亿左右，即比目前联合国的预测多10至20亿。
在今后的三十年中农村居民的比例将继续大幅下降——从2000年的53％下降至2003年估算的40％，但预计农村总人口名义数量还将略有增加。中国将是总人口最多的国家（16亿），但将只有40％（比2000年少两亿）生活在农村（FAOSTAT，2003年）。这些人口变化情况对各级政府都构成巨大的挑战。
粮食需求预测
到2030年之前对粮食谷物的需求可能每年将增加10亿吨，比2000年世界谷物产量高50％，到2050年世界谷物需求可能将翻番——达40亿吨。由于经济迅速增长、城市化和人口众多，亚洲的发展中国家将占全球谷物需求增量的一半。
尽管预计南美洲和非洲撒哈拉以南热带地区（稀树草原）及主要在北美洲的温带地区的农业面积将扩大，但粮食需求增量中的约80％必须通过提高现有用于生产的土地单产的方式来提供。在发展中国家的很多地方实际作物单产与单产潜力之间存在巨大差距，特别是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南亚和拉丁美洲的小规模农业。
收入和城市化程度的提高导致膳食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世界粮食经济越来越多地受到膳食向畜产品转移的驱动（Delgado等，1999年；粮农组织，2003年）。预计鱼、肉和奶制品的人均消费量将大幅增加，特别是在人口众多且经济愈发繁荣的亚洲。
对禽畜需求的增加反过来造成家畜谷物饲用量份额的大幅增加，这一趋势有在今后的几十年内减少赤贫和粮食不安全人们的谷物供应的风险。在粮农组织预测的2030年谷物需求增加量10亿吨中，有一半强将是饲料用粮（粮农组织，2003年）。
预计国际谷物贸易量将从2000年的交易量2亿吨年上升到2030年的3.5亿吨。这些贸易增量的大部分将发生在传统粮食出口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阿根廷、巴西、欧盟）与新兴工业化国家，特别是亚洲的新兴工业化国家之间。
尽管鱼类仅占世界粮食供应中热量来源的约2％，但却提供了16％的动物蛋白以及脂肪和矿物质。世界鱼品产量在过去三十年中一直高于人口增速，但也为此付出了代价。到2000年，四分之三的海洋渔业资源被过度捕捞、耗尽或利用量处于最大可持续产量（粮农组织，2003年）。20世纪90年代每年的海洋捕捞量稳定在8,000至8,500万吨，但水产养殖对快速增长形成了补充，现在水产养殖已占2000年世界鱼品总产量1.25亿吨的四分之一强。到2030年，世界鱼品年产量有望增加到1.5至1.6亿吨。其增长基本上全部来自水产养殖，水产养殖生产总体上发生在亚洲，特别是在中国（粮农组织，2003年）。
满足对粮食供应预测
粮农组织对2030年粮食产量的预测是全球范围内粮食供应充足，但在局部层次，特别是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和南亚可能伴有严重的短缺（粮农组织，2003年）。有人担心在集约化栽培程度较高的地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均有）作物单产正在接近其自然极限。尽管面临这些挑战，多数专家认为世界上具有的科学和技术知识——现有的和处于研究后期的——到2030年可以养活地球上预测的80亿人口。
在耕作、品种选育、施肥、用水、杂草和病虫害防治以及收获方面还存在提高生产力的可能。从技术上说，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的小农还有可能将单产翻番，拉丁美洲和亚洲也能实现50％的增长。经合组织的多数国家单产有望提高25－50％。更大的问题是农民和牧民是否能够得以利用这些技术以理想的速度提高粮食产量。
今后20至30年内单产的大部分增幅可能仍将来自于对“台面上”现有的但尚未充分利用的常规技术的应用。但也需要新的科研突破，特别是通过生物技术（Conway，1999年）。需要对粮食作物继续进行遗传改良，提高单产极限并增加单产的稳定性。尽管生物技术提供了新的充满希望的研究可能性，但也必须认识到常规植物育种正在继续为增加粮食产量和加强营养做出重要贡献。
农村向城市的移民也将以若干种方式对农业生产造成影响。首先，随着劳动力的外迁，将有更多的农活由机械替代原先的劳动密集型作法。其次，城市的大量人口一般邻近出海口，有可能将更多地从低价格的生产者手中购买粮食，对某些作物来说很可能意味着从国外进口。因此国内生产者将不得不与这些进口食品在价格和质量方面进行竞争。
遗传单产潜力极限进步的放缓令人关注。要将单产极限提高并增加单产的稳定性则需要采用常规育种和生物技术研究手段不断对粮食作物进行遗传改良。在水稻、小麦和玉米研究方面，正在谋求实现作物结构、杂交和更广泛利用遗传资源领域的变革，以提高遗传单产潜力的极限。在所有三个领域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中国杂交稻的成功（现在占灌溉面积的60％）重新引起了人们对杂交小麦的兴趣。由于种种原因，世界上对杂交小麦的多数研究停止了。近期在化学杂交介质方面的改进、生物技术的进步和小麦新株型的出现促使对小麦杂交进行重新评估。由于杂交优势的改进和籽粒饱满度的提高，小麦的单产极限可以提高25－30%。
在玉米方面，单产的提高以往主要是通过培育可耐受高定植密度的品种和采用单交杂交种来实现的。中国的玉米单产和产量已经大幅提高。但在其它多数区域，整个发展中世界，特别是非洲的试验单产与小农单产之间存在巨大差距。这些差距是可以弥合的。
改善水利系统
灌溉农业占全球取水量的70％，覆盖耕地面积的约17％（约为2.75亿公顷），但占世界粮食产量的40％和世界谷物产量的近60％。据粮农组织估计，在今后的25年里世界灌溉面积将继续扩大，发展中世界将增加5,000万公顷，其中主要是在亚洲（粮农组织，2003年）。
世界灌溉用水及城市和工业用水的快速增长造成了水资源的愈发短缺，今后可能会导致内乱。据联合国1997年世界淡水资源综合评估估计，“由于不断增长的人口和人类活动的需求持续提高，世界人口约有三分之一生活在出现中度至高度水资源紧张的国家（世界气象组织，1997年）”。世界气象组织预测，到2025年世界人口三分之二将处于“水资源紧张状态。”
为满足不断增长的世界人口的需要而在水资源允许的范围内扩大粮食生产，必然的结论是21世纪的人类需要发动一场“蓝色革命”来对所谓的“绿色革命”给予补充。在新的蓝色革命中，必须将水资源利用生产率纳入土地利用生产率。新的科学技术必须引领道路。使水的定价接近其实际成本是提高使用效率的必需步骤，但也要兼顾其对公平的影响。应使农民和负责灌溉的官员以及城市消费者有节约用水的积极性。
提高用水效率的技术有许多。废水可以经过处理用于灌溉，这可以成为世界上许多大城市市郊农业迅速发展的特别重要的水源。通过采用滴灌系统等现代技术，向植物输送水的效率可以大幅提高，并且输送方式大多可以避免土壤渍涝和盐碱化。改为栽培需水较少的新作物（和/或新改良品种），加之更为有效的庄稼栽培顺序和及时播种，也能达到很好的节水效果。最后，集水技术的改进和小规模灌溉系统为缺水地区的小农带来了很大希望。
在灌溉地区，小麦生产中新的绿色/蓝色革命技术的一个突出的例子是“苗床栽培法”。这种方法与传统的栽培系统相比多种优势。用水量减少20－25％，这是巨大的节约！投入物的效率（化肥和植保农药）也大为提高，可使总投入降低25％。这一技术在南亚和中国推广迅速。
保护性耕作法（免耕、零耕、少耕）是另一个具有重要“集水”和保育土壤特性的技术。保护性耕作法通过减少和／或排除传统的耕地作业可以缩短一年两季和三季作物土地的周转时间，大大提高了单产总量的潜力，特别是像水稻/小麦和棉花/小麦的轮作，从而实现增收。通过采用对环境无害的广效除草剂，保护性耕作法也能大大缩短小规模农业家庭所必须投入艰苦的除草劳动的时间。留在田间的覆盖物可以减少水土流失、积蓄有机物和提高保墒能力，这对于边际化的土地尤为重要。土层不受破坏也就意味着把上茬作物的残根留在原处。这些根系腐烂后便成为水分渗入土层的途径，也使保护性耕作法转化为“集水”系统。这对于易发生旱灾的地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保护性耕作法可以大幅度提高土层中储藏的可以用于作物生产的含水量。
提高边际化土地生产力与环境
如前所述，世界最贫穷及处于社会和营养不利地位的人口中至少有半数生活在边际化的土地上，力求依靠农业谋生。干旱、土壤有问题和贫瘠经常是相互联系的——但也并不尽然。历史上的地质条件事件对土质有很大影响，较为近期的不合理的农业实践也对土质形成很大影响。同样，由于降水稀少或低温，在相对较为肥沃的土壤条件下也可能出现农业环境恶劣的情况。
农业科研人员在过去的15－20年间一直在研究生态农业的方法，减少农民必须使用的外部投入物（特别是农药）的用量。利用作物残余物、固氮植物、灌木和树木、动物粪便和堆肥提高土壤肥力是这一方法的重要组成部分。病虫害综合管理（往往是高产农业的核心所在）也正在被亚洲和其它地方缺乏资源的农民所采用。
为开发更加适应旱地农业和气候变化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的作物还需要进行更多的植物育种研究工作。这些作物包括一般在较干旱地区生长的小米、高粱、大麦和各种豆类。更多的早熟高产品种在降雨稀少且经常不可靠的地区也可以发挥巨大的效益。这些品种往往比传统品种早熟20－50％，单产潜力和抗病虫害性能更高。
有充分证据表明可以在高产品种中加入更高的耐热性和抗旱性，而且可以开发出对氮、磷和其它植物养分的利用效率比目前具有的最优品种和杂交种更高的谷物作物品种。开发对寄生杂草独脚金具有更高抗性的谷物品种也是一项重要的研究工作，因为这种寄生杂草在边际化的土地上尤为猖獗。
在开发对土壤盐碱化、溶解铝和铁毒性具有更高耐受性的谷物品种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这些品种将有助于缓解在许多现有的灌溉系统中出现的土壤退化的问题。它们也使农业得以进入酸性土壤地区，如巴西和南部非洲的稀树草原，从而为全球生产基础增添更多的可耕地。
改善营养质量
除热量摄取不足外，有大量人口受到微量养分缺乏的严重影响，导致贫血、失明和其它疾病。一系列成本低廉的公共卫生措施可以大大减少这些问题。对某些贫穷的人们来说，对食品进行强化并提供补充物质是一项经济有效的措施。进行营养教育，倡导健康和多样化的饮食是又一项措施。常规植物育种和生物技术也能够改进主要食品的营养质量，这对穷人大有益处。所有这些战略都应被视为是互补的，而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
1970—1990年间国际玉米小麦改良中心开展了一项开拓性的采用常规植物育种方法改良玉米的工作。安第斯高原上发现的一种玉米含有赖氨酸和色氨酸含量为两倍的opaque-2基因——这是制造蛋白所必不可少的两种氨基酸，在普通的玉米中含量通常有限。优质蛋白玉米具有与脱脂奶相同质量的蛋白质，但单产、外观和味道却与普通玉米相仿。发展中世界约种植了50万公顷，其中60%在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
最新的植物育种工作着重于增加主要粮食作物中的微量养分的浓度，或通过去除微量养分吸收抑制因子的方式，或通过提高促进微量养分吸收的氨基酸含量的方式。许多作物，包括水稻、小麦、玉米和豆类的自然遗传变异显示铁、锌和其它微量养分的浓度各不相同。此外，通过生物技术可以将维生素原A导入稻米、白玉米和其它粮食作物中。这能够对数以百万计的无力获得平衡膳食和食品补充物质的贫困人口造成深远影响。
应对气候变化
二氧化碳浓度的提高、温度的上升、降雨模式的变化和天气变化的加剧能够对农业和土地利用造成重大影响。尽管针对与全球变暖有关的实际气候变化的时间、严重程度和分化效应存在一定的观点分歧，但在三个重要方面似乎达成了共识。第一是极端天气情况可能增加，形式是剧烈暴风雨和洪水增多以及与农业生产最为息息相关的旱灾更频繁、更严重。第二，似乎自然条件好的土地可能将拥有更为有利的生长条件，而目前受洪水和特别是旱灾周期性影响的地区则可能遭遇更多的灾难。第三，针对克服热害、旱灾及与其相关的生物和非生物抗逆因素的几乎所有农业科研工作都在缓解全球变暖可能造成的负面效应方面具有潜在的益处。
与气候变化有关的研究重点恰好与“面向穷人”的农业研究议程中最为重要和紧迫的课题相吻合，这是一件幸事。这些课题包括提高氮的利用效率、提高水的利用效率以及在农业、林业和草原管理战略中对碳的获取（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2002年）。保护性耕作法增加了土壤有机物质并保护土壤和水资源。减少作物残留物的焚烧、植树和防止毁林以及在生产力低下的农业用地中引入混农林业也在碳的吸收方面做出重要贡献（R. Lal，2003年）。
生物技术与小农
与某些人关于生物技术只适于较为富裕的农民的说法相反，事实上，生物技术为提高我们的粮食和纤维作物，甚至可能包括水生品种的单产潜力和单产可靠性及营养品质提供了许多新的令人振奋的机遇。
尽管有某些人坚决反对转基因作物，但农民对新品种的商业化应用已成为农业历史开始以来技术推广最为迅速的情况之一。1996年至2003年期间，转基因作物的商业化栽培面积从170万公顷增加到6,780万公顷（James，2004年）。其栽培区域分布在17个国家，其中美国占总面积的63％，阿根廷占20％。从具体作物的角度看，转基因大豆最多，有4,100万公顷，其次是转基因玉米1,600万公顷，转基因棉花700万公顷，以及转基因油菜籽400万公顷。最为重要的品种特性为除草剂耐药性，占总面积的77％，其次是抗虫性（苏云氏杆菌）占15％。2003年中国约有400万小农种植了280万公顷苏云氏杆菌棉花，比2002年增加40％。初步估算显示，2004年世界转基因作物的栽培总面积将继续增加。面向北美洲市场的一个玉米品种的新品性是防治长角叶甲，即将在美国推出。预计巴西栽培对除草剂具有耐药性的转基因大豆的面积将继续增加。此外，预计印度苏云氏杆菌棉花的面积将有大幅上升。
到目前为止，没有可靠的科学知识可以证实转基因作物本身具有危害。脱氧核糖核酸重组在医药中的应用已有25年历史，尚没有因基因改变过程造成危害的个案记录。转基因食品的情况迄今为止也是这样。种子工业在确保其转基因种子对作物是安全的且这些品种生产的食品是可以安全食用的方面工作卓有成效。
转基因植物在提高单产的可靠性，特别是针对生物和非生物抗逆因素的可靠性方面正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们预计在不久的将来，当科学战胜了感情和意识形态的时候，许多环境保护主义者将把转基因生物看作是对环境进行更高层次保护的有力的“自然”手段。转基因生物的应用已经使除草剂和杀虫剂的用量大为减少。到目前为止，仅是在美国的棉花、玉米和大豆上使用的杀虫剂用量就减少了21,000吨，原因就是采用了对病虫害具有遗传抗性和对某些除草剂具有耐药性的品种，从而使总用量减少（Gianessi，2002年）。
要充分发挥生物技术在开发本文所指的面向穷人的技术方面的力量，公共部门自身及通过与私有组织开展合作有望扮演关键角色。各国政府应准备与此类共同科研工作合作并从中受益。它们需要建立起一个能合理规避风险和进行经济有效实施的管理框架，对转基因作物的试验和应用进行指导。它们也必须对私营部门的知识产权给予足够的保护。
由于这一领域的科研工作有大量是私营部门开展的，而私营部门会对其发明申请专利保护，因此农业政策决策者必须面对可能出现的利用渠道的严重问题。对于生物工程产品应给予多长时间、以何种条件的专利保护？此外，生物技术研究的高成本造成农业生命科学公司的迅速兼并整合，这对许多人来说是令人不安的。这些问题是各国、各区域和全球性政府和组织所必须严肃思考的。
我们必须承认对此感到不安，我们也认为解决这一潜在问题的最好途径是政府保证为旨在产出“公共产品”的公共部门的科研计划提供充足的资金，以便确保农民和消费者不至被可能出现的私营部门垄断行为所操纵。不幸的是，在过去的二十年中，工业化国家对公共国家科研体系的支持力度慢慢减小，对国际农业科研的支持更是急剧下降到惨淡的边缘。如果这些趋势继续下去，我们就会面临丧失农业科研组织的广泛合作网络（从公共部门到私营部门，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的风险，而这些科研合作网络是推动农业进步所必需的。
对生态养护的社会投资
可能有6亿贫困人口之多生活在环境脆弱的土地上并依赖于他们仅掌有极少法律权利的自然资源为生。缺乏土地的农民不得不开垦不适于农耕的地区，如易发生水土流失的坡地和水土流失很快的半干旱地区，以及由于土壤有机质迅速丧失而仅在几年后作物单产就迅速下降的开垦用作农耕的热带雨林。许多这样的边际化土地不仅对极为贫困的人们的生计具有重要作用，也在流域和生物多样性养护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在这些土地上鼓励增加农业生产的过程中，必须充分认识到这些多重作用。这就意味着在生态系统或地貌特制的层次进行自然资源养护活动。这些方法也能直接有助于扶贫和改善粮食安全状况。此外，此类投资可以在积极的环境影响的基础上产出积极的国际公共产品。资本投资与补贴的区别在于前者带有长期的盈利预期，而后者是对制约因素的短期去除。但需要采取积极主动的步骤来实现扶贫、养护和农业发展的综合目标。因此，可以在环境高度恶化的农村农业社区组织以粮代赈计划，启动高度优先的生态养护开垦工作。这些计划可以在“饥饿期”为某些处于粮食最不安全的人们提供补充性就业。建议从本国粮食过程地区抽调粮食作为实物报酬。由此实现多重发展目标：改造严重退化的流域、加强粮食安全并为国内生产的主要粮食品种扩大市场需求。
多数有望使小农受益的“面向穷人”的投资都属于公共产品研究和开发活动。经合组织国家需要对其官方发展援助进行大幅度增加甚至翻番，对低收入国家政府的较为匮乏的资源给予扶持。
提高土地使用权的可靠性
农耕和放牧是农业社会财富的首要来源。第一次绿色革命发生在农民拥有相对可靠的土地所有权的灌溉和具有地下水的土地上并不是一种巧合。这毫不奇怪，因为高产品种和作物管理系统要求对获得最高单产和收益所需的生产要素增加投资。第二次绿色革命面临的主要障碍之一就是土地使用权的不公平和不可靠，这正是发展中世界贫困和内乱的主要诱因。世界赤贫人口有半数以上生活在环境脆弱的土地上，依赖他们仅掌有极小法律权利的自然资源为生。缺乏土地的农民不得不开垦不适于农耕的地区，如易发生水土流失的坡地和水土流失很快的半干旱地区，以及由于土壤有机质迅速丧失而仅在几年后作物单产就迅速下降的开垦用作农耕的热带雨林。
穷人需要通过集体所有、长期租佃、有效的租赁市场或某些其它方式获得对土地的可靠使用权。尤其是妇女需要有可靠的土地使用权制度。传统的土地使用权制度往往不鼓励农民进行土地改良投资，因为在围栏、修梯田和灌溉上的投资收益不能得到保障。在很多地区，传统的放牧权也不利于对土地养护的投资，造成农民和牧民之间的紧张升级。人口与家畜数量的压力导致了过度放牧和土壤退化，反过来由于农民和牧民都需要扩大他们对土地的经营规模，又造成土地使用权方面的冲突。
秘鲁经济学家Hernando de Soto及其在秘鲁利马的自由民主学会的同事是研究他所称的“资本的秘密”问题的先驱。他们的研究结果发现，世界上贫穷的人们往往能够积蓄足够的资产来脱离贫困（De Soto，2000年）。事实上，他认为他们资产的实际价值高出1945年以来接受的全部外国援助和投资之和数倍。但他也认为穷人持有资产的形式有瑕疵——他们缺乏充分记载和记录的产权文契。结果造成其资产不能方便地转化为资本，不能在当地狭隘的圈子之外交易，也不能用作贷款的抵押或投资的入股。
在过去的50年中，世界多数地方的农业增长快于人口增长。粮食生产方面取得的这些成就有助于降低发生针对粮食、土地和水资源的冲突的可能性。但农业发展机遇中易于实现的目标大多已被利用。更艰难的工作还挡在面前，人口高密度、贫困、资源基础数量和质量的下降以及管理系统不足等问题往往使之更为复杂化。尽管我们不能忽视增加粮食和农业产量（粮食总量）的总体需要，但我们也必须更加重视研究与开发工作，满足长期粮食不安全的人们的特殊数量和营养需求。把科学技术延伸到第一次绿色革命忽略的地区和农民，加上作物总产量的可预见的增产，有可能为所有人实现可持续的粮食安全。农业收入的提高将使小农，特别是边际化土地上的小农为保护自然资源基础而增加投资。
成功地减少了饥饿人口的低收入国家普遍是那些经济发展较快，特别是农业行业发展较快的国家。它们也实现了人口的较慢增长、艾滋病毒感染率较低且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类发展指数排名较靠前。但经济发展本身并不足以消除饥饿，因为众多饥饿人口往往被排除在社会之外，无法主张权利，无法利用市场和从市场中受益。此外，深陷贫困陷阱的人们缺乏教育，没有接受服务的渠道，对妇女和儿童尤为如此。要确保无力生产或购买食物的人能够吃饱，还需要有效的社会保障网络。需要有解决饥饿、贫困和疾病问题的统一政治行动。
更为动态的农业生产系统也将有助于创造更多的农村非农业就业机会。中国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现代生产方法带动了单产和农业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在1990年以前每年均增产1亿吨谷物。农业劳动力生产率和农村收入的迅速提高为发展非农产业提供了巨大的机遇。到20世纪80年代，农村乡镇企业成为中国国民经济发展的最强劲的推动力（Fan等，2002年）。
人类和文明可能又一次站在另一个十字路口面前。这一次，资本主义的未来可能将见分晓。全球化为国际市场和金融体系的一体化带来了巨大变革，也为30亿或40亿人带来了巨大的经济进步和利益。同时，还有25亿人面临被从这些市场体系长期边际化的风险，注定要生活在长期的贫穷和绝望之中。如果国际社会，特别是享有特权的国家不能找到把更多的边际化的人们纳入这些全球市场新体系的方法，则很难想象全球化如何可以持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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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Norman E. Borlang (世川非洲协会主席, 1970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 与 Chritopher Dowswell (世川非洲协会交流部主任) 合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