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千年内的可持续农业发展与脱贫：
对亚洲危机的思考及从中吸取的教训

I. 引 言

1. 过去三十年中，亚太区域各国的经济和农业高速发展，使贫困率大大下降。然而，该区域仍然是世界上贫民和粮食无保障者人数最多的区域。农业是亚太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农村地区大多数人口唯一最大的就业和生计来源¹。

2. 近几年来，农业面临的政策和外部环境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如今，国家政策日益趋向于经济自由化、开放和面向出口，部门间联系和与全球经济的联系得到加强。面对自然资源减少、人口增长和环境退化，必须认识日益全球化、商业化、城市化和私有化的含义，并在制定国家可持续粮食安全和脱贫政策时加以考虑。关于生物多样性、气候变化和防治荒漠化的三项里约公约既构成了新的制约，又为国家农业规划和经济提供了新的机遇，同时阐明了环境和可持续性问题的全球化过程。

3. 人们必须从各国在最近的亚洲危机期间经历的宏观经济动荡中吸取经验教训。几十年来，该区域的“小老虎经济”维持了经济繁荣，在减轻贫困和粮食不安全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然而，这些经济暴露了易受重大经济冲击影响的一面，大有使多年来取得的增长一扫而光之势。

4. 本文针对农业部门所面临的上述日益复杂的困难背景和最近亚洲危机的经历，指出了进入新千年后可持续农业发展和脱贫的一些前景。为此，文件简要回顾了本区域经济增长、农业生产和贫困的格局，以及关系到未来可持续农业发展的反复出现和正在出现的重大问题。

II. 经济增长、农业发展与脱贫

5.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本区域大多数国家的总收入和人均收入均取得了较大增长。1965年至1996年期间，国民产出年平均增长率在南亚为4.6％，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为7.4％，大大高于人口增长率。结果，各分区域的人均收入分别增长2.2％和5.5％。

6. 一些因素与增长差别相关。对人力资本和物质基础设施进行投资，同时采取面向市场的政策的国家增长较快。这些措施一起增强了经济竞争能力，加强了应付不断变化的经济处境的灵活性，促进了私营部门参与、外来投资和参与世界市场。开放型经济国家和转型国家的农业生产增长较快，但遇到调整困难、结构障碍或不利天气的地方增长缓慢。

7. 1971年至1990年期间，农业部门高速增长。虽然本区域可耕地和永久性作物土地面积停滞不变，但技术、灌溉、投入物和价格政策的改进刺激了生产。牧业和渔业产量也因消费者需求和可处置收入增加而扩大。整个区域的稻谷、小麦、玉米和豆类生产率大大提高。结果，谷物产量的增长速度高于农业总产量的增长速度，使人均粮食产量大大提高。从1969/71年至1990/92年，东亚和东南亚的人均膳食能量供应量从2 060大卡/日增加到2 680大卡/日，南亚增加到2 290大卡/日。

8. 技术成为农业生产发展的基石,随着可耕地日益不足和人口不断增长尤其如此。技术被用于提高生产率和产量，例如提高稻谷、玉米、豆类、甘蔗、油料作物、橡胶和园艺作物的生产率和产量。作物多样化程度提高，生产稳定。还开发和广泛采用了棕榈油、可可豆和天然橡胶的收获后处理和加工新技术。在许多国家中，农村电器化在提高农业生产率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虽然本区域的生物技术尚待充分利用，但在改良植物、动物和微生物方面现已应用了某些生物技术。

9. 牧业和渔业部门（在一定程度上包括林业部门）也出现了类似的发展。适宜改良的本地牛与高产外来品种杂交提高了畜产量，尤其是提高了乳制品加工业中所使用的奶牛的产量。选择和开发新的饲料作物品种和耕作制度成为一些国家的重要计划。在渔业方面，同样开发了鱼类养殖和咸淡水对虾养殖、后院孵化、淡水鱼类蓄养繁殖、网箱养殖和作物－牲畜－鱼类一体化系统等技术。这些新技术为小型渔民和广大农业社区普遍采用。

10. 在亚太区域各国中，工业和服务行业比农业发展得快。因而，农业在国民收入和生产核算帐户中所占的比重一段时间以来迅速下降。在1970－1990年期间，东亚和太平洋分区域的农业比重从39％下降到20％，南亚的农业比重从44％下降到28％。与此同时，依赖农业的劳力比例却未出现相应下降。1990年，东亚和太平洋分区域69％的劳力从事农业活动，而1970年为79％，在南亚从73％下降到64％。

11. 上述结构失调扩大了部门间的收入差异。人力资源、政策和体制制约因素妨碍了劳力从农业部门迅速转移到其它部门，妨碍了农村经济多样化。随着农业家庭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下降，它们比其它非农业家庭更加贫困。国内地区间发展不平衡，又扩大了收入水平和机遇方面的差距。在迅速发展的经济中，工业和服务行业的发展提高了生产要素价格。农业资本和劳力相对不足。一些地方农业劳力短缺，开始雇用流动民工。值得指出的是，随着结构改革过程吸引受过教育的年轻生产劳力就业于农业以外的部门，留下来管理农场的人大多数为妇女、老人和非熟练劳动力。

12. 这些阶段的增长促使本区域的贫困大大减少。增长使贫民的主要资产（劳力）收入提高，增加了其获得教育、保健和营养等社会服务的机会。然而，有些地区未能搭上增长列车，持续存在普遍贫困和贫穷。在向持续增长过渡的时期中，有些人因缺乏利用各种机遇的资产或适宜技能、生理缺陷和其它流动性问题而受到损害。还有另外一些人，其待遇由于为推动经济持续增长所采取的公共行动而减少，使这些人受到调整冲击。

13. 贫困仍然主要是本区域农村的一种现象。一定程度上甚至城市贫困也是农村贫困的间接效应。大约四分之三的贫民生活在农村地区。农业家庭和无地的农村家庭中穷人最多。本区域有34.4亿人口，包括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几个国家。虽然本区域的人口增长率从60年代的每年2.36％下降到90年代期间的1.43％，但一些国家的人口年增长率超过2％，而且人口密度大。因此，在某些情形下，尽管位于贫困线下的人口比例下降，但贫民的绝对人数增加。

14. 迅速发展的经济国家需要增加农村收入，以减少部门间差异，实现人类平衡发展，低收入国家则在解决贫困和粮食不安全方面遇到了更加棘手的问题。它们必须解决人力资源少、机构和基础设施瓶颈困难妨碍生产率、获得资本和现代技术的手段有限以及销售制约因素等问题。

15. 对贫民、小农和仅能维持生计的农民来说，粮食不安全与贫困紧密相关。收入不足和不可靠成为粮食不安全和无力实现可持续生计的核心问题。获得保健服务和卫生以及获得粮食供应和现代能量来源的手段不足和缺乏，使穷人易受害营养不良和疾病的影响，妨碍他们全力生产。灾难也造成本区域易受害人群的粮食不安全²。人口密度增加、移居脆弱地区及有关环境退化，加剧了这些灾难的影响。价格上涨和获得粮食的手段不稳定等重大破坏性影响，往往将人们从过渡性贫困推入贫困陷井。当前的全球环境变化趋势以及最近厄尔尼诺洋流造成的气候变化加剧，将产生额外的压力，可能进一步削弱传统粮食生产系统的恢复能力。

16. 与经济增长格局相符,本区域过去几十年中营养不足率大幅度下降。在1979/81年至1995/97年期间，本区域营养不足人口比例几乎减半，从32％下降至17％。然而，消除饥饿的斗争远未结束。大量人口受到严重营养不良的影响；本区域约占发展中国家所有营养不足人数的三分之二（超过5.25亿）。南亚的营养不足率最高，占其人口的19％至37％，或者占世界营养不足者人数的三分之一以上（2.84亿）。五岁以下的儿童有一半体重不足，而非洲为33％，东亚和东南亚为21％。大量营养缺乏症是低收入和普遍贫困的表现，妨碍了充足的食物消费和健康的生活环境。

17. 亚太区域前几十年取得显著进展而某些情形下成就却有限，强调了持续而广泛的收入增长对脱贫至关重要。经验表明农业和农村发展为何是旨在减轻贫困和粮食不安全的任何战略的根本。

III. 亚洲经济危机及其对农业部门和贫民的影响

18. 亚洲金融危机是在经济迅速增长、表面上看宏观经济指标健康的背景下，于1997年7月中开始的，相当出人意料。它使激进的调整措施处于相当大的动荡之中。危机的深度后来使许多经济分析学家都感到意外。这次经济危机无疑是一个生动的事例，说明了农业和农村部门随着其日益增加的部门间联系和与世界市场的联系而可能面临的不稳定性。危机使人们担心尤其是在贫困和粮食不安全背景下的市场自由化和全球化。假如无法避免，如何才能减轻可能象亚洲危机那样的突发性类似动荡产生的削弱经济的冲击呢？

19. 直接受其影响的国家的宏观经济指标表明危机已经减弱，并于1999年开始复苏。经济已恢复增长，在一些情形下甚至达到了危机前的增长水平。整个区域的前景好转。人们再度产生了希望，恢复的乐观取代了暗淡的前景。以下各节简要陈述了危机的成因及其对可持续农业发展和脱贫的影响。希望从这次经历中吸取的经验教训将促进制定一项21世纪持续“优质”增长的战略。

20. 亚洲危机的起因很大程度上是金融性的。为获得投资资金对短期贷款依赖过度，债务与自有资本比例过高。其它因素加速了危机的形成：全球金融方面的技术发展、严重干旱和自然灾害以及政局动荡。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逆差大，金融和管理体制薄弱，使货币易受投机攻击。维持汇率的短期措施随着国际信用等级下降、私人贷款和投资流入量几乎停止而失败。对前景普遍持悲观态度，造成外资大量撤离。金融市场与现代信息技术相结合，大大影响了经济萎缩的深度和动荡在本区域宏观经济形势相似的国家中传播的速度。

21. 亚洲经济危机对农业、渔业和林业部门提出了一系列挑战。人们感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吸收外流劳力、促进外汇收入、增加国内粮食供应以减轻工资和价格的上涨压力，为国内投资筹集资源。经济危机对农业和农村家庭的主要影响来自两个渠道：汇率和就业。

22. 货币贬值往往纠正汇率扭曲现象，即纠正国家货币定值过高的现象，提高了贸易农产品的相对价格，形成了促进农业产量和收入增加的有利措施。鉴于农业生产要素主要是国内货物，它可能继续促使外汇收入增加，从而有助于经济复苏。然而，各国真正实现这一潜力取决于农业家庭适应相对价格变化的能力。贫困地区结构呆板，妨碍了作出迅速的生产响应。响应受到抑制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过去农业基础设施、适宜技术和支持服务方面投资不足，再次强调必须加强农民自理组织的政策框架，尤其是促进销售和改进对市场机遇的响应。政府开支受到限制，也至少在危机初期减少了可用于向农民提供公共货物的资源。

23. 农产品供应响应也受到高利率和流动资本信贷紧缩的限制，尤其是基本投入物（如种子、肥料）、农产品销售和分发（包括出口和进口活动）的流动资本。由于供应响应迟缓，消费品价格随着货币贬值迅速大幅度上涨。受危机影响部门的食品价格大幅度上涨威胁了家庭粮食安全，部分抵消了过去三十年脱贫工作取得的成果。在若干情形下，贫困率陡升。随着危机蔓延和国家货币以多米诺效应方式贬值，只有效率较高的生产者才能从相对出口竞争性中获得实质性利益。

24. 基本食品价格变化的干扰性最强，对贫民来说尤其如此。即使食品价格发生少量变化，也会对营养状况、尤其是孕妇和哺乳妇女、婴幼儿和学龄前儿童的营养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亚洲危机期间农产品价格的上涨，对城市贫民的福利产生了不利影响，因为城市贫民的大部分收入用于购买食物。非正式部门因危机而失业的工人还受到缺乏社会保障的影响。农村地区最贫困者往往是主要粮食的净购买者，获得安全网计划的手段即使存在通常也受到限制，这些地区食品价格上涨同样产生了不利影响。

25. 通过就业渠道将对农业家庭产生的影响主要是负面影响。城市需求下降，对收入弹性高的农产品如畜产品和园艺产品来说尤其如此。农村非农业就业机会减少，在非农业部门就业的家庭成员的汇款下降。劳力因危机而从城市地区回流，抑制了农村工资率，部分地抵消了通过汇率渠道取得的任何收入增长。而且，劳力成本下降并未在农村地区产生有益影响，如上所述，由于结构呆板和原先存在的其它因素，农村地区的供应响应迟缓。

26. 事后分析证据表明，进口投入物利用量小的贸易商品的生产者或许从危机中受益，或者至少未受到同样的影响。随着国内价格上涨，货币贬值有利于贸易商品。同样，非贸易商品的相对价格下跌，生产要素从这些商品生产中外流。鉴于非贸易商品通常与较贫困的社会阶层相联系，这些商品因消费水平和生产收入下降而受到影响。

27. 以造成国内价格扭曲的方式保护农业和农村部门免受亚洲危机那样的潜在动荡的影响又可能产生反作用。它将使农业和农村部门失去动力，弹性下降，更易受到经济和外部冲击的影响。

28. 粮农组织于1999年6月在曼谷组织的有关亚洲危机的部长级政策圆桌会议上介绍了95个国家的经历。在经济出现增长阶段的88个国家中，绝大多数（77个）国家贫民的收入增加，在一半以上的国家中收入平等状况得到改善。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其余7个受到经济萧条影响的国家中，贫民的收入下降，收入平等状况恶化。本区域中贫困指数对经济增长的反应已作充分的记录。

29. 亚洲金融危机也证明了一种能力，即在前几十年经济发展维持收入增长的情形下，遭受暂时冲击期间可动用储蓄保护消费和福利水平。鉴于增长和贫困的动态状况，从亚洲金融危机中吸取的教训表明，促进可持续脱贫措施构成了保障避免暂时动荡和经济冲击对贫民和粮食无保障者的严重影响的根本要素。而且，充分证明了确定对象的就业和社会部门计划的特殊作用，即减轻贫民在经济衰退情形下所面临的暂时艰难，并使他们避免因亏本出售资产、子女退学或被剥夺基本的医疗保健而掉入陷井。

IV. 可持续农业发展和脱贫方面反复出现和正在出现的问题

30. 亚太区域办国家在维持经济增长、促进长期减轻贫困方面面临着严重的问题。反复出现的人口压力、人口过渡和自然资源退化问题，看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迫。同样也正在出现新的挑战，部分原因是促进最近取得增长的各种相同因素，另一部分原因是全球贸易和金融发展。鉴于这些挑战对可持续农业和脱贫的重要意义，对这些问题给予应有的重视至关重要。提出的这些问题并非包罗万象，而仅仅着重进入新千年时相对可持续农业和脱贫而言的战略关注。

31. 到2020年时，本区域将再增加7.50亿人口，即增加22％。而且，本区域预计将出现从农村向城市的迅速转变，20年内城市人口比例将从36％提高到48％。随着人们收入增加，并从农村移居城市地区，其膳食结构更加多样化。其谷物需求从粗粮转向细粮，他们往往消费更多的畜产品、水果、蔬菜和加工食品。如果收入也按照与最近的趋势相似的速度增长，亚太区域办国家将占全球谷物需求增长的一半以上，占肉产品的比重更大（57％）。虽然供直接消费的谷物（大米）需求开始持平，但谷物引申需求（供作畜饲料的玉米）正在大量增加，主要受到肉类需求迅速增长的推动。不仅粮食和农业原材料需求规模将扩大，而且需求的构成也将随着收入增加、城市化和营养意识而发生重大变化。本区域能否满足这些需求？人们并无失去乐观的理由。过去几十年遇到的粮食和农产品需求－供应状况比目前预见的需求－供应状况更加令人胆怯。人口众多的亚太区域办各国显示了面临严重资源限制而迎接需求不断上涨的挑战的显著能力。然而，随着农业部门逐渐适应市场力量，这些预测对用于农业目的的土地、水和劳力的可供量和适宜性以及对环境和技术有着深远的影响。

32. 人口压力对贫困和粮食安全产生不利影响。贫困和粮食安全又影响了发展中国家向较低生育率的人口过渡。因此，鉴于健康与生育率之间的这种相互关系，贫困和粮食安全应成为旨在降低人口增长、尽量减少环境退化和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各项战略的一个重要成份。

33. 人口压力和政策、体制不当，正在对自然资源基础产生重大影响。本区域一大部分耕地位于脆弱的雨育和半干旱地区，坡度陡峭或者土壤贫瘠，或者两者同时存在。土壤肥力低而下降成为日益严重的问题。这种状况要求本区域继续努力，一方面改进土地持有制管理和机构建设，以改进贫民获得土地的手段，另一方面保护本地自然资源权利并开展有关工作。本区域许多地区人均资源量下降，生产性非农业就业增长缓慢，加剧了贫民通过无法维持的耕作方法对自然资源产生的压力。实际上，自然资源基础、农业生产率、人口健康和营养状况以及贫困之间存在明显的联系。

34. 同资源退化相关的是水资源的短缺。面对扩大可耕地方面的严重限制,水资源制约因素使灌溉面积年增长率下降，从1965－1979年的2.15％下降到1980－1994年期间的1.45％。各国之间、国内各地区之间、各季节之间和各种收入或种族团体之间的水资源分布不均。鉴于人口迅速增长对资源基础退化产生压力,这种分布格局可能对新千年内长期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产生深远影响。另一个方面涉及经济。用户支付的水价并未反映水的稀缺价值。为满足不断上升的需求而开发新水源的成本日益昂贵。城市地区和工业用水需求与农业用水需求冲突日益增加。

35. 找到解决水问题的方法并非易事。解决方法将可能因国家而异，取决于经济发展程度、资源基础状况、耕作布局、体制能力和水资源政策改革力度等根本条件。需要作认真分析，为有效而可持续地利用水资源但又不牺牲社会易受害阶层的利益确定政策和体制设计。应确立适当的价格政策、用水权和灌溉系统设计及管理，鼓励有效用水、吸引投资和促进水用途的可持续性。

金融危机、结构调整及其对贫民的影响

36. 90年代后期许多国家出现了金融危机和宏观经济动荡浪潮，外债还本付息费用上涨，财政和对外失衡加剧。谨慎的宏观经济管理对恢复增长和防止本区域丧失脱贫方面所取得的利益至关重要。

37. 除非供应对这些措施的响应迅速，否则当基本商品和服务的价格随着货币贬值而激剧上涨时，调整将至少损害某些社会团体的利益。不进行调整诱惑力很大，但其代价是未来可能的硬着落。因此，调整计划的理由在证明进行调整后一段时间内产生的一系列利益将多于不进行调整。

38. 经验证明，调整措施未必对贫民产生系统的偏见，即使在短期内也是如此。当调整损害贫民利益时，原因往往并非调整本身，而是政策手段的构成。削减公共开支的方式影响有关贫困的调整结果。

39. 在农村地区，如果农村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质量较高，则产出对贸易商品（包括主要粮食）价格上涨的响应较大。因此，调整期间保护而不削减农村基础设施和基本社会服务方面的公共开支，对实现增长和平等目标均至关重要。

40. 亚洲危机给未来脱贫带来的一项风险是,在某些团体内,危机使人们怀疑经济增长引导脱贫和人类发展的效率。本区域过去在减轻贫困、开发人力资本和促进投资方面取得的成就史无前例，即使亚洲危机之后两年内呈负增长,也无法简单地抹掉这些成就。因此，背离业已证明行之有效的增长牵头的脱贫战略并不明智。

41. 全球化令人担心它造成不平等现象恶化，社会某些阶层永久贫困，致使发展中国家无力保护自己免受外部冲击。实际上，随着公开欢迎全球化的国家在亚洲危机之后开始动摇，要求减少对全球化活动的支持的呼声日高。此类呼声与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十分流行、但未能带来增长和减轻贫困的不适当的管制体系类似。相反，跨国证据表明，与所具备的生产要素一致，开放商品市场和利用相对优势，有利于促进低技能劳力充足但资本短缺的发展中国家实现增长和平等。然而，重要的是巧妙地安排全球化活动的时间和顺序。可能需要适当的补偿和定向政策。而且，需要促进体制结构，加强国际贸易和金融交易的透明度和效率，监测即将来临的危难形势并发出信号。

42. 近几年来，人们普遍感到即使未屈从也已经接受农业全球化。在小型农业村社中，小型农场通过贸易的相互联系日益增加，这一点可能并不明显，但其重要性日增。1971年至1996年期间，亚洲太平洋区域的农产品贸易（表面价值）增加了大约八倍，与世界农产品贸易的增长率相同。1997年，亚洲农产品贸易（出口加进口）共占世界农产品贸易的18％。

43. 农业现受到世界贸易组织（世贸组织）有关其它商品的一般条例的约束，但有具体的例外。世贸组织的农业协定奉行互惠、透明和减免关税的原则,努力促进开放、非歧视性贸易关系。非关税壁垒关税化和逐步消除补贴和保护,属于签署国商定的贸易自由化的主要手段。各项协定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特殊差别待遇，以便使其能够加入全球贸易系统。这些措施包括较长的执行时限、较低的减免要求及提供技术和财政援助。世贸组织成员国必须遵守对农业政策和机构具有深远影响的承诺。即使非成员国也无不受到世贸组织改革框架或结构的影响，因为这些国家同样面临不断变化的贸易环境，或者在加入世贸组织前必须符合某些要求。

44. 为了把握新的机遇，各国必须以不断变化的贸易环境为背景，监测和定期评价国情。本区域许多国家由于满足目的地市场的卫生和植物检疫要求的问题，获得的出口市场准入仍然有限。它们将需要建立或增强能力和基础设施，获得认证，以达到世界市场标准。许多发展中国家仍然缺乏起码的技术和法律专家队伍，因而无法利用向它们提供的特殊和差别待遇，有效参与即将进行的谈判，以确保其利益得到考虑。因此，本区域各国可能希望在涉及农业的各项协定方面发展国家专业力量和分析能力。

45. 现代科学是农业改造和经济增长的强劲动力。适宜的技术是资源贫乏的发展中国家维持粮食安全和减轻贫困的关键。无论有何种实际或所谓的缺点，“绿色革命”帮助避免了普遍的饥饿，使数以百万计的人口脱离长期粮食不安全。在“起初”条件即人力资本和物质基础设施状况、资产分布和管理质量较好的农村地区，绿色革命对贫困和农村发展的作用更大。

46. 人们日益关注环境退化和集约化农业制度的可持续性，因而考虑采用替代技术。一些人主张促进旨在减少化肥施用量并使用有机养分替代化肥的低投入农业。其中包括使用作物残茬、农家肥和堆肥以提高土壤肥力。低投入农业旨在大量依靠农业劳力及先进知识和农场管理。但人们怀疑低投入农业的适宜性，涉及农村地区的贫困和粮食不安全问题时尤其如此。

47. 低投入技术属于劳力密集型，需要大量的生物质包括畜粪以生产适当数量的堆肥，实现农业单产的微弱增长。实际上，小农可能发现低投入技术回报不足。农业收入可能落后于其它现代化农业部门，除非存在有机农产品小市场，消费者愿意为这些产品支付溢价。然而，一般来说，此类机遇对远离城市地区或消费中心的小型生计农场非常有限。实际上，农业部门所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并非如何使传统农业为未来世世代代维持低水平生产率，而是如何将传统农业改造为现代化可持续制度，对减轻生态脆弱和经济条件不利的高地地区的贫困来说尤其如此。而且，如不进行技术改革，农业将停滞不前，生产就业和收入将停止增长，健康和营养状况将恶化，以致妨碍发展中经济国家的人口过渡。

48. 减轻大量使用投入物所产生的不利环境影响的其它方法取决于科学和技术，例如病虫害综合防治和植物综合营养系统。病虫害综合防治是因地制宜，综合利用病虫害防治技术可持续防治虫害的一种方法，对环境安全而不产生污染。植物综合营养系统利用各种植物养分来源－有机质、绿肥、生物固氮和其它接种菌－以补充和增补矿物肥料，解决保持土壤肥力、维持农业生产率和增加农民利润的问题。

49. 能源供应和需求结构因其对生产和环境的影响而成为另一个技术改革领域。目前，在本区域大多数农村地区，传统生物量占主要用于烧煮的能源消耗量的一大部分。经济程度的提高以及在某些情形下木质能源的减少，意味着这种结构将发生变化。数以百万计的家庭正在转向使用诸如煤油、液化石油气和电力等现代燃料。在一些国家中，煤炭将继续作贡献。农业集约化将要求增加直接和间接的能源投入量。灌溉、机械化、运输、加工和保存都将要求提高能源密集度和能源可靠性。本区域所有国家都将面临一种双重挑战，即既满足这些能源要求，又不对环境产生不当而无法逆转的影响。使用可再生能源如太阳能、风能、生物质和水能等方面的技术进展，为更加可持续的能源系统创造了机遇。作物、牧业和林业残留物以及其它形式的生物质可能作出大量贡献，而农业部门将成为主要的能源生产部门。应当动员本区域在其中许多领域的科学和技术力量，以加快这些技术的普遍应用。

50. 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近来的发展，提供了相当大的潜在利益。生物技术可通过培育改良品种的耐旱性、害虫抗性和固氮能力来减少生产风险。它还能提高食物的微量营养素含量，减轻贫民的营养不良问题。在自由化的贸易环境中，提高生产率和降低成本以增强农民的竞争力，是提高农业收入和确保通过降低价格、改善贫民的粮食安全状况的先决条件。近来的信息和通信技术革命已经导致信息和通信技术的使用费大大下降，因而通信既可行而其费用又承受得起，农村地区尤其如此。信息、通信技术和因特网带来了按合理价格提供农业推广、价格信息和农民感兴趣的其它事项的极大可能性。

51. 挖掘技术潜力，需要公共部门制定相应的政策重点。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发展拓展了公共（和私营）部门促进交流和传播有关市场和新技术的信息及其它推广信息的新颖渠道。关于生物技术，为可持续农业和脱贫利用其潜在利益，要求公共部门致力于应用研究，开发适合发展中国家小农的生物技术。对遗传改良生物及其产品可能带来的健康和环境危险的关注，以及公平分享对遗传资源应用生物技术所产生的利益，属于需要公共部门认真重视和采取行动的根本问题，如制定有效的生物安全条例，建立并实施适当的知识产权和公共财产权制度及反托拉斯法³。

52. 必须通过研究与开发不断寻找粮食和农业生产应用现代科学的新方法。农业研究与开发方面的投资继续产生高效益。然而，经过几十年持续增长之后，用于农业研究与开发的资源增长速度急剧下降。对农业研究与开发的机构支持正在逐渐下降，需要协同努力，恢复此类支持。

53. 最近几十年来，亚太区域办发展中国家迅速城市化。虽然贫困主要存在于农村地区，但在不久的将来更多的贫民和营养不足者将生活在城市中。城区中贫困和粮食不安全小区的不同状况和原因表明，解决城市粮食不安全问题并无通用的办法。减轻城市地区的贫困所需采取的政策和计划干预行动的性质也不大可能与农村地区所需的干预行动的性质相同。城市贫民经常流动，难以确定干预行动的对象。此外，就遇到困难时往往发挥了重要的应付机制作用的社会支持网络而言，城市地区可能没有农村地区发达。

V. 结论－今后的任务

54. 如何提高生产率，实现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多样化，以便创造就业和收入机会，减轻贫困和贫穷，将仍然是本区域决策者需要考虑的问题。农业和农村部门实现基础广泛的持续增长，构成了解决亚太区域办许多国家农村贫困的关键战略。在这项战略任务中，农业部门面临全球竞争环境发生巨大变化的前景。农业处于相对产出价格而言资本和劳力成本上涨的困境之中。工业化使农业部门中教育程度和生产率较高的年轻劳力外流，而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又要求农业通过应用现代科学和技术提高效率。找到在迅速而不断变化的环境中维持农业增长的适当方式，需要远见、前瞻性政策措施和新颖的方法。

55. 在本千年中，农业部门必须满足对食物、能源和农业原材料不断变化而日益增加的需求。如何既满足这些需求又同时为今后世世代代完整地保留不断减少的自然资源基础，是人们关注的另一个基本问题。为了迎接这项挑战，农业部门需要不断探索和采用生产率和可持续性更高的技术。因此，在发展支持机构的同时，为了开发一系列可专门为小农进行改造的技术而在农业研究方面投资，正成为一项迫切的公共政策重点。即使如此，各国和国际对农业研究与开发和传播技术的支持正在下降。这是一个十分紧迫的问题，因为这一下降正是在有待解决的问题（如可持续性、改进雨育农业和提高小型农场生产率）十分复杂和日益重要时出现的。

56. 可持续农业发展和脱贫需要有利的政策和体制环境，提供定义明确和可加以实施的财产权，减少交易费用，鼓励以权力下放的方式在农村地区广泛开展经济活动。实际上，必须在政策改革之前或与其同时为销售系统有效运作建立体制框架。亚洲危机的经历强调了以下观念，即为了维持经济开放的利益，需要发展适当的机构和国家能力。

57. 政策目标应当包括赋予农业生产者个人和通过其自己选择的组织获得生产资料、知识和市场的手段，以灵活而竞争的方式把握市场机遇。这就需要在人力和土地资源开发、改进信息和推广、建设农场至市场的道路及有关基础设施方面投资。增强人的能力将有助于劳力流动和提高生产率。小型私营部门带头的农民管理的灌溉技术，将改善小型农场的资源基础，使其获得根据市场情况进行调整的备选方案和灵活性。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资将促使形成有效的市场，降低农村地区的业务成本，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多样化。

58. 经验表明，政策改革的设计应当考虑各国公、私营部门在经济职能和支持服务方面的特定相对优势。尤其得到强调的是公共部门应当集中力量解决市场失灵问题，以便提高私营活动的效率，确保竞争力和服务质量，实现保护环境和公共财产资源及区域平衡发展的长期社会福利目标。

59. 亚洲及太平洋国家不能背弃面向市场的政策改革。教训表明以扭曲国内价格的方式保护农业和农村部门，会使该部门的弹性下降，更易受到经济和外部冲击的影响。然而，亚洲危机也表明，全球化的利益产生于活跃、透明和妥善管理的金融市场。这是今后必须大力实现的另一个重要目标。

60. 为了迎接21世纪可持续农业发展和脱贫的挑战，各国必须定期监测和评价情况发展，适当调整政策、机构和技术。在这一方面，大会或许希望要求粮农组织根据成员国的要求，提供直接支持和能力建设服务，以便进行所需部门回顾，研究各种政策问题和有助于本区域粮食安全和可持续减轻农村贫困的备选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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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农业的定义包括作物、牧业、渔业和林业。

2/见APRC/00/3号文件－亚洲及太平洋区域的粮食不安全和易受害性：世界粮食首脑会议后续行动。

3/ 见APRC/00/5号文件－生物技术的影响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