渔业资源：产量、利用量和贸易趋势
概 览
2002年全球捕捞和水产养殖生产提供了1.01亿吨食用水产品，人均供应量为16.2公斤（活体等重），自2000年起人均供应量的增长来自水产养殖（表1、表2和图1、图2）。在中国之外，世界人口增长快于总食用鱼供应的增加；中国之外人均鱼供应量从1987年的14.6公斤下降到1992年的13.2公斤，并在此后维持稳定（图2）。总体上，水产品为26亿多人口提供了至少20%的人均动物蛋白摄入量。鱼蛋白在世界动物蛋白总供应量中的份额从1992年的14.9%增加到1996年的16%的高峰；2001年接近此高峰值（15.9%）。
表1 世界渔业产量和利用量
注：不包括水生植物。
1初步估计。
表2 渔业产量和利用量：不包括中国的世界情况
注：不包括水生植物。
1初步估计。
图1 世界捕捞和水产养殖产量
图2 世界水产品利用量和供应量，不包括中国
基于某些主要捕捞国报告的2003年的初步估计数表明，世界渔业总产量比2002年略微下降（-1%）。然而，供人类消费的鱼品总获得量增至1.03亿吨，保持了人均供应量。捕捞渔业下降是某些主要鱼粉生产国减少渔业的限制造成的，但在部分上由其他食品渔业和水产养殖的增长所抵消。
中国依然是遥遥领先的最大生产国，2002年报告的渔业产量为4430万吨（1660万吨和2770万吨，分别来自捕捞渔业和水产养殖），估计人均国内食用水产品供应、出口和非食品用途为27.7公斤。然而，如同《2002年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所指出的，继续有迹象表明，中国的捕捞渔业和水产养殖产量统计数可能太高，[1]这一问题自上世纪九十年代早期就已经出现。由于中国的重要性以及其产量统计的不确定性，与本报告前几期一样，一般将中国情况与世界其他地区的情况分开讨论。
捕捞渔业的全球上岸量（图3）在1999-2002四年中处于相对稳定状态。2002年世界捕捞产量为9320万吨（8450万吨为海洋产量，870万吨为内陆产量），比2001年产量略高。在1998年从约7900万吨增长到2000年的8700万吨后，世界海洋捕捞产量在2001年下降到约8400万吨，2002年维持在这一水平。内陆捕捞产量在2000-02年间在870万吨左右略有波动。
图3 世界捕捞渔业产量
区域间海洋产量有相当大变化。2000至2002年间，西北和东南太平洋、中东部和西南大西洋产量下降，但印度洋和太平洋热带区域产量继续增长。温带的东北大西洋和地中海产量没有明显变化，而西北大西洋和东北太平洋总产量在2001年增加，2002年维持稳定。在能提供扩张潜力的种群比例方面，自1974年起呈现持续下降趋势；此外，被过度开发和衰退的种群比例从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的约10%增加到21世纪头几年的接近25%（见第32页图19)。处于或超过其最大可持续水平的被开发的种群比例在捕捞区域之间不同。尽管各地情况不同，但从可获得的信息可以继续确定，全球海洋捕捞渔业的潜力已经被挖掘；需要更严格的计划来恢复衰退的种群，并预防目前正在处于或接近其最大潜力的被开发种群的衰退。
与此相反，水产养殖的全球生产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为人类直接消费的世界供应量的相对贡献方面持续增长。2002年的产量（5140万吨[2]，其中中国占71%）比2001年高6.1%。水产养殖部门（不包括中国）在2002年提供了1200万吨的食用水产品供应[3]，相比之下，捕捞渔业为5300万吨（中国来自水产养殖的产量为2800万吨，捕捞渔业为700万吨）。水产养殖生产的食用鱼依然以淡水产量为主（57.7%）。2002年发展中国家占产量的90.7%，产量主要以草食/杂食或滤食性种类为主。除欧洲外，所有各大洲在2000-02年间水产养殖均呈现增长。主要种类组产量增长持续快速，但甲壳类在2000-02年间有放缓迹象。向适当养殖方式和发展战略的转移正在进行，并作为一个关键目标；某些国家（主要是发达国家）在这方面取得了有重要意义的进展，但其他许多国家依然还需要做出相当的努力。
2002年，约76%（1.007亿吨）的世界渔业估计产量用于人类直接消费。其余的24%（3220万吨）作为非食用产品，主要生产鱼粉和鱼油，略高（0.4%）于1999年的水平，但低于2000年水平的5.8%。
2002年世界水产品贸易总额增加到582亿美元（出口值），比2000年增加5%，表明自1992年起增加45%。2002年报告的出口量为5000万吨[4]，比2000年略有下降（1%）。在强劲增长几十年后，水产品贸易量近几年增长迟缓，短期内不太可能重现2000年以前的增长趋势。
2002年从渔业和水产养殖部门就业中获得收入的人数达到约3800万人（见第22页表7），比2001年有所增加。其中，超过三分之一的为专职，其余的为兼职和临时工。总劳力占在经济上从事农业的世界总人数13.3亿的2.8%，而1990年为2.3%。亚洲的渔民和养殖渔民最多（占世界的85%），中国占世界总数的近三分之一。在多数重要渔业国家，捕捞渔业就业所占份额停滞，水产养殖提供的就业机会增加。但自2000年起，在一些发达国家，与一些种类产量增长放缓同步，水产养殖就业水平开始下降。
世界捕捞船队主要集中在亚洲（约85%的带甲板船，50%的无甲板机动船和83%的非机动船）。2002年，大型船的数量增加到24406艘，但由于许多政府采用了能力限制计划，增长已经停止。记录显示2002年约13%的大型船舶的船龄低于十年，28%的超过30年船龄（相比之下，1992年分别为30%和6%）。有迹象表明一些主要捕捞国船队规模持续下降。
区域渔业机构（RFBs）的作用自1992年联合国环境和发展大会（UNCED）通过了关键的国际渔业文书起发生了明显变化。许多区域渔业机构已在审议或修改其各自的协定或公约，以便在UNCED后加强其养护和管理的作用。总体上，区域渔业机构正在进行革新和合作行动，以实施恢复衰退的种群并预防进一步衰退以及打击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IUU）捕捞的国际渔业文书。区域渔业机构的限制是，成员国不愿给予区域渔业机构充分的决策权和责任以及不情愿地实施区域渔业机构作出的决定。区域渔业机构正在转为具有渔业管理职能的机构，并就其决策能力提出更多要求。
捕捞渔业产量
捕捞渔业总产量
2002年，捕捞渔业产量总计9320万吨，略高（30万吨）于2001年的产量（表1）。产品首次销售值达到约780亿美元，表明比2000年的销售值下降1.6%，部分原因是产量减少和供食用消费的上岸产品单价下降。渔业总产值减少近30亿美元。从所获得的过去四年（1999-2002年）全部统计数看，这四年全球产量（图3）维持稳定，但2000年除外，该年的产量超过其前后年份200万吨，原因是环境导致秘鲁鱼是鱼种群受恢复而使其明显增加。初步估计数表明，2003年全球海洋产量比2002年下降约300万吨。该下降大致与秘鲁鱼是鱼产量下降及东南太平洋其他种类减少相符。
自1992年起，捕捞渔业前十名生产国没有发生变化。2002年，这十国合计产量占世界总量的60%，中国和秘鲁依然在2001年和2002年处于领先（图4）。从1998年起，中国报告的捕捞产量保持相当的稳定（图3），而秘鲁捕捞总产量始终受鱼是鱼产量波动的强烈影响。
图4 海洋和内陆捕捞渔业：2002年前十名生产国
世界海洋捕捞渔业产量
2002年海洋捕捞渔业产量为8450万吨，比2000年下降2.6%，比2001年小幅增加0.4%。
在过去十年中，所报告的海洋捕捞渔业上岸量在8000万吨与8600万吨之间波动（1993-2003年间平均为8400吨），比前十年（平均7700万吨）略微增加。应当指出，在这两个十年期间，海洋鱼类的捕捞和遗弃数量下降了700万吨（参见第122-128页关于海洋捕捞渔业遗弃量的部分）。其原因主要是改进了网具选择和捕捞方法、降低了对某些种群准入的渔业管理（通过减低捕捞许可量和关闭某些渔业）、某些国家的非遗弃政策（强化所有捕捞的上岸量）、对鱼品需求的增长以及改进技术和提高利用兼捕的机会。
西北和东南太平洋依然是最多产的海洋捕捞区域（图5），尽管这两个区域总产量与2000年相比分别下降180万和200万吨。中东部和西南大西洋产量也比2000年有实质性下降。在中东部大西洋区域，2001年产量增加，但2002年产量减少50万吨，主要由于小型中上层和头足类产量减少所致。在西南大西洋，头足类产量更加急剧地下降，从1999年的120万吨到2002年的54万吨。与此相反，印度洋和太平洋热带海域中的捕捞区域产量还在增长，大型（主要是金枪鱼）和小型中上层种类产量继续增加。在温带主要捕捞区域中，东北大西洋和地中海总产量没有显示明显变化，而西北大西洋和东北太平洋总产量在2001年增加，2002年维持稳定。
图5 捕捞渔业产量：2002年主要海洋捕捞区域
在2000年（1130万吨的第三个高产年)
高产后，秘鲁鱼是鱼在2001年下降到720万吨，2002年恢复到970万吨，并再次成为捕捞量最多的海洋种类（图6）。最近几年，其他主要鲱科种类（大西洋鲱鱼、日本鱼是和沙丁鱼）没有显出共同的产量趋势，因为该组种类受到局部环境变化的严重影响。总体上，鳕形目种类（例如鳕鱼、无须鳕和黑线鳕）所有产量继续下降，2002年降到1967年以来最低水平。这些产量中用于食用的价值达57亿美元，占上岸消费总值的8%
。按产量，狭鳕和蓝鳕是两个主要种类，但商业价值低，在2001年明显增长后，2002年产量也下降了。在2000年和2001年的稍许下降后，金枪鱼和类金枪鱼种类产量在2002年超过600万吨，占上岸消费品总价值的11%。增加的产量也来自热带种类，例如鲣鱼（2002年是全球种类的第三位）和黄鳍金枪鱼。在地理上，中太平洋的两个渔场和西印度洋的产量增加，而其他渔场金枪鱼产量稳定（例如东印度洋）或下降（例如西北和东南太平洋）。2001年，三个主要小型中上层种类（毛鳞鱼、智利竹
鱼和日本鲭）总产量比2000年增加33.2%，但2002年比2001年下降13.5%。
图6 海洋捕捞渔业产量：2002年前十个种类
主要捕自公海区域的大洋性种类产量继续增加（见插文1）。
插文1
大洋性种类的产量和贸易
大洋性种类是粮农组织捕捞产量数据库报告的种类条目，再分为上层和深海种类，或在大陆架上生活的种类。1对最近三年（2000-2002年）补充到捕捞产量数据库中的新种类的详细考察显示，超过35个种类条目（多数是深海种类）应当加入到以前的条目中，从而使大洋性种类总数达到155种。报告的深海种类相当大的增加可能是由于提高了对深海捕捞活动的认识从而促使船旗国改进其对深海产量的监测和报告，而不是由于深海捕捞的急剧增加。
2002年，大洋性产量占全球海洋产量的比例达到11%。在2001年的最高产量后，2002年深海种类产量下降，而大洋性金枪鱼产量在2000年和2001年下降，2002年达到最高产量（图A）。其他上层种类产量，主要是大洋性鱿鱼，在1998年下降后急剧增加，2002年也达到高峰。
相当大比例的大洋性种类上岸量以各种产品方式进入国际销售渠道。2002年，大洋性种类出口占鱼品和渔产品出口总量的7%和总价值的10%。最近十年，与大洋性种类产量明显同步增长的是大洋性种类贸易量。按活体等重计，从1976年的60万吨增到2002年的约360万吨；按价值计，同期从5亿美元增加到59亿美元（图B）。出口的多数为金枪鱼产品，这也是国际商品分类中对其他大洋性种类鉴定不充分的结果。
图A 主要来自公海区域的大洋性种类世界产量（上层和深海）
图B 大洋性种类世界出口量
“鲨鱼、鳐、银鲛”组产量自1996年起稳定在80万吨。但是，由于粮农组织和区域渔业机构在鲨鱼统计方面的努力，近来在所报告的产量中细分种类工作有了显著改进，鲨鱼产量可能下降（以前多数种类被列在“软骨鱼”项下或甚至被列为“未确定的海洋鱼类”）。1996年，粮农组织捕捞数据库包括了鲨鱼组的45个种类；2002年包括的种类增加了一倍多，为95个种类，目前占1347万吨总产量的7%以上。
在过去两年中，海洋甲壳类和软体动物总产量从2000年的高峰稍有下降。自1998年的低产量起，头足类的生产趋势在三个主要种类间呈现明显变化：东太平洋茎柔鱼急剧增长（2002年产量比1998年产量高出15倍）；西太平洋的日本皱柔鱼产量在1999年和2000年显著增加，但随后下降；阿根廷滑柔鱼产量在西南太平洋于1999年达到110万吨，在随后三年下降，2002年产量只有1999年最高产量的一半。
世界内陆捕捞渔业产量
2000-02年间，内陆水域总捕捞量稳定在870万吨左右。但应当指出，由于缺乏产量和种类组成的可靠信息，全球内陆渔业产量的报告继续显现出问题。在许多国家，作为这类资源主要使用者的农村社区，不向国家统计部门报告其产量。因此，此处所列总产量数字应当被认为只是预示性的。
2002年非洲和亚洲产量占全球内陆产量约90%（图7）。与2000年相比，2002年亚洲内陆产量增加约0.6%；非洲为2%；南美洲为9%。产量下降的有欧洲（18%）、中北美洲（9.8%）和大洋洲（0.5%）。
图7 2002年按大洲计的内陆捕捞渔业
2002年主要十个生产国占全球内陆捕捞产量约66%（图8）。中国自1998年起报告的内陆产量稳定，依然占全球内陆捕捞量的四分之一，为第一生产国。俄罗斯联邦和肯尼亚在2000年分列第五和第十位，2002年跌至前十名之外，并由缅甸和巴西取代。由于过去两年产量急剧下降，俄罗斯联邦现在列在第十二位。
除中国外，大量的世界产量（68.1%）来自发展中国家；只有6.1%来自被分类为“转型经济体”或“工业化国家”的发达国家（表3）。在内陆渔业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性明显不同。2002年，没有一个发达国家位于世界前十位生产国之中（图8）。
图8 内陆捕捞渔业：2002年前十名生产国
表3 按经济分类的内陆捕捞渔业产量
按种类组报告内陆产量的情况在许多国家依然非常糟糕；由于报告的是更高一层的分类单位或根本没有确定，无法了解产量构成，也无法进行产量结构趋势详细分析。2002年，约50%的全球内陆水域捕捞量被报告为“其他处未包括的淡水鱼”（图9）。中国占所报告的世界淡水甲壳类（94%）和软体动物（87%）产量的绝大部分。与2000年水平相比，2002年报告的淡水甲壳类产量增加约44%，鲤鱼及其他鲤科鱼类增加3.7%，软体动物增加6%，而罗非鱼产量维持稳定。2000年“西鲱”组产量已达到最高，而2002年又增长了50%多。
图9 内陆捕捞渔业：2002年主要种类组
水产养殖产量
根据粮农组织统计，水产养殖对全球鱼类、甲壳类和软体动物供应的贡献持续增加，在总产量中所占比例从1970年的3.9%增加到2002年的29.9%。水产养殖的增长比其他所有动物饲养部门更为持续和快速。在世界范围内，该部门自1970年起年均增速为8.9%，而同期捕捞渔业的增速只有1.2%，陆上动物肉类产品生产系统为2.8%。水产养殖产量的增长大大超过人口的增长，世界人均水产养殖产品供应量从1970年0.7公斤增加到2002年的6.4公斤，年均增长率为7.2%，这主要基于中国报告的增长。
2002年，世界水产养殖总产量（包括水生植物）为5140万吨，产值600亿美元。产量年增6.1%，产值年增2.9%，超过2000年报告的数字。2002年，亚洲国家占总产量的
91.2%和产值的82%。在世界总量中，中国报告的产量占水产养殖总产量的71.2%和产值的54.7%。
表4显示2002年鱼类、甲壳类和软体动物的前十个生产国，还包括2000-02年间水产养殖产量年度增长最快的前十个生产国。除欧洲产量保持相对不变（0.1%年度下降）外，从2000年到2002年，所有大洲的产量均有增加。
表4 水产养殖产量前十名生产国：重量和增长率
注：数据不包括水生植物。APR是指2000-02年平均年增长百分比。
2002年世界水生植物产量为1160万吨（62亿美元），其中880万吨（44亿美元）产自中国、89万吨产自菲律宾和56万吨产自日本。日本海带（Laminaria
japonica — 470万吨）产量最高，紫菜（Porphyra tenera — 130万吨）次之。其余400万吨被各国报告为“水生植物”，未作进一步说明。
不同主要种类组产量持续快速增长。然而，2000-02年间有迹象显示上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特别的增长率已有所放缓（图10、表5）。尽管2000-02年间甲壳类产量增长加大，但其他种类的增长率开始放缓，而且，虽然总体增长率仍较稳定，但低于以往20年的增长率。2002年主要种类组的水产养殖产量和产值见图11。
图10 世界水产养殖产量趋势：主要种类组
表5 世界水产养殖产量：不同种类组年均增长率
图11 世界水产养殖产量：2002年主要种类组
表6显示了2000至2002年产量和产量增长百分比方面的前十个种类组。鲤鱼和其他鲤科鱼类产量远远超过其他种类组产量，占鱼类、甲壳类和软体动物总产量的近42%（1670万吨）。前十个种类组占鱼类、甲壳类和软体动物总养殖产量的92.5%
。单个种类最高产量是长巨牡蛎（Crassostrea gigas — 420万吨)，其次为三种鲤科鱼类 — 白鲢（Hypophthalmichthys
molitrix — 410万吨）、草鱼（Ctenopharyngodon idellus — 360万吨）和鲤鱼（Cyprinus carpio —
320万吨）。
表6 水产养殖产量中前十个种类组：重量和增长率
注：数据不包括水生植物。APR表示2000-02年平均年增长百分比。
在表6的前十个种类组中出现了两个高价值鱼类，产量的最大增长百分比反映了新出现的活动。第一个是挪威和冰岛已开始养殖的大西洋鳕（Gadus morhua）。第二个是捕捞野生金枪鱼在海水网箱养殖育肥正成为墨西哥、澳大利亚和地中海区域日益重要的活动，并正扩展到其他区域。根据粮农组织统计定义，圈养期间重量增加应归为水产养殖，但开展育肥活动的国家基本没有报告作为水产养殖的任何金枪鱼养殖产量。因而，正式统计反映的增长只是实际产量增长的一小部分。
鱼类、甲壳类和软体类的大部分水产养殖产量来自淡水环境（产量的57.7%和产值的48.4%）（图12）。海水养殖占产量的36.5%和总产值的35.7%。尽管2002年咸水产量只占水产养殖产量的5.8%，但产值占总产值的15.9%，反映出高价值甲壳类和鳍鱼类占主要部分。图13显示了1970-2000年间海洋和内陆水域的水产养殖产量趋势。[5]
图12 2002年世界水产养殖鱼类、甲壳类和软体动物产量：按环境分类
图13 海水和内陆水域水产养殖产量
在这一时期，所报告的中国内陆水域水产养殖产量的年均增长率为11.1%，相比之下，世界其他地区为6.9%。同样，所报告的中国海水养殖产量的年均增长率为10.9%，相比之下，世界其他地区为5.5%。
与全球大幅产量依靠于有限数量动植物种类的陆上养殖系统不同，2002年报告的养殖水生动植物种类超过220种。根据向粮农组织报告的水产养殖种类产量统计，前十个种类占总产量的69%，前25个种类占90%。
需要指出的是，发展中国家水产养殖鱼类、甲壳类和软体类的产量增长超过了发达国家的相应增长，1970年以来年均增长率为10.4%。对比之下，发达国家水产养殖产量年平均增长率为4%。除中国外的发展中国家，产量年增长率为7.8%。在1970年，发展中国家产量占总产量的58.8%，而2002年增加到90.7%。除海洋对虾外，2002年发展中国家水产养殖产量最多的是杂食/草食或滤食性种类。以此相反，发达国家养殖产量中74%的鱼类是肉食性种类。
渔民和养殖渔民
2002年，渔业和水产养殖生产活动为估计的3800万人提供了直接就业和收入（表7），比上年有一定程度增长。自1990年起，世界捕捞渔民和养殖渔民的数量年均增加2.6%。
表7 按大洲计的世界渔民和养殖渔民
1
只有不多的国家报告了1990年和1995年的数据，因此不能与随后的年份比较。
neg. = 可忽略；... = 无数据。
2002年捕捞和养殖渔民占全世界经济上依靠农业的13.3亿人口的2.8%，相比之下，1990年为2.3%。多数大洲接近世界平均水平，但非洲除外，其渔民和养殖渔民所占比例较低，占总农业劳动力的1.3%；北美洲和中美洲的比例高于世界平均数的1%。海洋和内陆水域捕捞渔民占总数的75%，水产养殖生产提供的就业为25%。由于一些国家还没有单独收集这两个部门的就业数据以及一些国家尚没有统计鱼类养殖，这些数字只是预示性的。
捕捞和养殖渔民数量最多的是亚洲（占世界的87%），依次为非洲（7%）、欧洲、中北美洲和南美洲（各约2%）和大洋洲（0.2%）。这些比例比较接近地反映了不同大洲的人口比例、从事农业领域经济活动人口的比例以及非洲和亚洲一些经济体劳力密集型渔业的相对优势。
插文2
紧急情况和渔业
自然灾害，诸如飓风、洪水、台风、海浪、潮汐波、地震和泥石流，对捕捞社区具有破坏性作用 —
毁坏渔船和设备，或冲倒房屋。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子是1996年孟加拉湾飓风，据报告有1435名渔民死亡或失踪，估计数千艘渔船及其他设备丢失或毁坏。
灾难发生后，捕捞社区不再有能力满足其基本生存需求，而且/或当生活和福利受到威胁时，比如发生武装冲突，他们面临着紧急情况。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贫穷的国家，受到来自紧急情况的损害更大，因为它们缺乏应对紧急情况和处理后果的手段。考虑到渔业在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性（在产量、蛋白摄入、就业和/或外汇方面），需要研究紧急情况救济行动中渔业介入能够发挥的作用。
在紧急情况下，渔业介入对帮助恢复生产可能至关重要，而且/或是直接收入和食品的来源。从苏丹（北部）收集的一年的数据显示，无论什么季节和地点，鱼类商品（主要是干鱼品）对社区中被安置和贫穷的人口来说均是最便宜和最易得到的动物蛋白。此外，在饥荒期间（在第一场雨与第一次收获之间）和在农忙种植季节，除了野生的当地食品外，干鱼对人们的粮食安全有着关键作用。
在这里应当对水产养殖业与捕捞渔业做一下区别。通过水产养殖养鱼需要时间和金钱。因此，在水产养殖已经开展和已有必要技能的地方，救济努力应集中于重新启动生产。相反，只要重新恢复生产，捕捞野生鱼类可以提供直接的收入和食物（动物蛋白）。这在冲突和剧烈危机时至关紧要。此外，对捕捞渔业而言，进入该领域和进入渔场一般是非歧视性的。不象家畜那样，捕捞设备诸如鱼网和鱼钩便于运输。某些捕捞活动，诸如使用钩和绳，不要求具有高水平的技能，从而可以在安置后向最易受害群体妇女和儿童迅速提供蛋白。
此外，渔业介入提供多方位的活动和就业机会，诸如渔网修理，造船、鱼品加工、贸易和鱼筐制作。通过改进水产品加工和保鲜技术的培训，渔业介入有助于提高妇女的作用。
渔业介入虽然在救济恢复努力中发挥重要作用，但在紧急行动中并非总是得到足够的重视。然而，由于上述原因，渔业可以并且应当在救济、恢复努力中发挥重要作用。只有这种情况得以解决和渔业介入的潜在作用得到认识，渔民及其社区才不会继续付出代价。
由于资源可获得性的季节变化和捕捞一般受到一系列限制全年作业（例如在一年的特定时间关闭若干渔业，限制若干种类的总年度捕捞量以使商业渔民在配额完成前每月只能捕捞几天）或限制商业许可数量及每航次捕捞量的措施的制约，海洋和内陆水域捕捞经常是兼职工作（占总量的近60%）。越来越多的渔民不得不为额外收入转做其他工作。
尽管粮农组织获得的国家统计数经常极无规律且不详尽，不能在世界水平上对就业结构进行更深入分析，但显然多数重要渔业国在系统地收集这方面的信息，捕捞渔业在就业中的份额是停滞的，水产养殖提供的机会正在增加。
中国捕捞和养殖渔民数量（1230万）占世界总数的三分之一，2002年有840万人从事捕捞，390万人从事水产养殖。但目前中国为减少过度捕捞的船队减少计划是逐渐减少全职和兼职渔民的数量。兼职数量在过去两年减少了近2%，计划在2007年使总数量的4%转业。实现该目标的政策包括销毁渔船，在2002年就业机会比2000年增加6%的养殖方面培训多余的渔民。其他国家在与养殖实践相关的专业就业机会方面也有同样的增长趋势。
在许多工业化国家，特别是日本和欧洲国家，捕捞就业 — 作为结果还与岸上职业相关联 — 已连续几年下降。这是几个因素联合作用的结果，包括较低的捕捞量、减少捕捞能力计划以及技术进步带来的生产力提高。在欧洲联盟（欧盟15国）[6]中，渔民数量近几年以每年平均约2%的速度下降。
挪威捕捞就业已连续几年下降（表8）。2002年，约18650人从事捕捞（不含鱼类养殖），比2000年下降8%，比五年前下降近20%。占总数75%的将捕捞作为主业的数量下降最大。从1998年到2002年的五年期间，冰岛平均渔业就业非常稳定，尽管有季节波动；然而，作为就业来源的捕捞和水产品加工 — 其中女工占多数 — 在2002年下降8%，比五年前下降10%。日本海洋渔业工人的数量自1991年起每年下降，2002年达到243320人的低水平。这些渔民中的绝大多数（72%）是自营性的，这是渔业职业中的普遍情况。
表8 若干国家捕捞渔民和养殖渔民的数量
注：FI = 捕捞，AQ =
水产养殖；指数：2000 = 100；… = 无数据。
1 秘鲁的数据不包括内陆渔民和养殖渔民。
多数发达经济体的捕捞劳力年龄偏高，主要是由于该职业对青年一代的吸引力降低。例如，2002年日本95750名男性渔民（或总数的47.2%）的年龄为60岁或更高。近来该年龄段所占比例每年增加1%，2002年比20年前增加了近25%。相比之下，1982年曾占海洋渔业工人总数四分之一的青年渔民组（低于40岁），在2002年降至占从事海洋渔业的243320人的12.1%。
不能获得关于全世界水产养殖人员数量的完整数据。获得的部分统计数显示自1990年起年增长约8%，增长的部分原因是各国改进了报告的结果。然而，自2000年起，许多发达国家关于水产养殖就业的数字显示，由于同期养殖鱼类和贝类生产放缓，开始出现起伏。挪威养殖就业在1995年的高峰后，下降了几年，自1998年起稳定。2002年有3457人就业，其中三分之一在孵化场工作；男性（占总数的90%）就业主要从事鲑鳟鱼生产，而多年来就业稳定的女性工人则主要从事苗种生产，而不是用于消费的水产品生产。
在捕捞和水产养殖在经济中较不显著的国家，经常不容易获得详细就业和收入比较数据。在拥有最大数量渔民的许多发展中国家，渔民配偶和家庭从事沿海手工渔业和相关活动。难以获得有关兼职或临时从事捕捞、或作为不受报酬家庭工而从事农村水产养殖的人们的可靠估计数量。因此，更难以衡量这些活动的社会经济重要性，尽管其对沿海和农村社区的生产、收入以及粮食安全有着实质性贡献。
在缺乏其他经济数据时，不可能从这些数量得出关于全球当前趋势的明确结论。在经济上，捕捞在一些地区对许多人依然是有吸引力的职业。在中国，预计有2500万人从事捕捞、养殖及相关的加工业；经济吸引所表现的高比例渔民不是当地人，而是从内地或临近省份迁移来的人员。兼职渔民季节性地从事捕捞，并在夏季回到村庄，或从事农业和养鱼的混合工作。来自捕捞的平均收入可能比从事农业耕作的要高，尽管制造业或其他经济部门的工作收入一般比农业和捕捞的要高。
捕捞船队状况
经过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和九十年代初期之前的世界捕捞船队的多年扩张，世界上带甲板船的数量非常稳定，约为130万艘。此外，世界船队中从事海洋和内陆捕捞的有约280万艘为无甲板船，65%的为非机动船。约85%的带甲板船、50%的机动无甲板船和83%的非机动船集中在亚洲。世界上其他15%的带甲板渔船为：欧洲（8.9%）、中北美洲（4.5%）、非洲（1%）、南美洲（0.6%）和大洋洲（0.2%）（图14）。中北美洲国家有21%的机动无甲板渔船；非洲有16%，南美洲为6%，大洋洲为3%。
图14 按大洲计的带甲板渔船分布
大型海洋渔船（超过100总吨的那些渔船）的合计总吨（GT）在1992年增长到1560万吨（24074艘）的高峰，随后下降。[7]然而，到2001年船数逐渐增加，并在近年相对稳定在24000艘（图15）。2002年，大型船数量增长到24406艘，并在2004年前在这数量左右波动。然而，自1992年起，船队总吨位的情况使许多国家采取能力限制计划。2003年，在按总吨位测定的船队能力方面，俄罗斯联邦最高（占合计总吨位的24%），依次为日本和美国（各7%）、西班牙（6%）、挪威（3.5%）和乌克兰（3%）。两个开放注册国家，巴拿马和伯利兹，占6%，并占不详船旗渔船总吨位的4.4%。
图15 劳埃德海事信息服务数据库记录的超过100总吨的全球船队
大型海洋捕捞船队平均船龄继续增加。1992年约30%的渔船船龄不到十年，6%超过30年；2003年这些百分比分别是13%和28%。图16显示了2004年全球船队的船龄概况。在超过20万总吨的国家船队中，日本船队最为年轻（平均16年），而韩国船队最老（平均29年）。法国和瓦努阿图船队相对年轻（分别为平均19和8年），而加纳、菲律宾、塞内加尔和南非船队均超过30年。
图16 2003年超过100总吨的全球船队的船龄构成
捕捞被认为是最危险的工作之一。老化的捕捞船队增加了对渔船和船员安全的关注。此外，在这些老化船上，船员的食宿和其他条件的标准经常与新造渔船的最低要求不一致。
新造较大型船舶的减速使改善安全和条件的进程也放缓。虽然能力管理计划显然要求减少由大型船舶组成的船队，但同样明显的是远洋和在恶劣条件下捕捞需要大型船舶。此外，许多外海中上层渔业使用大型船舶在经济上更为可行。预计在今后十年大型渔船的建造将从目前的低水平上增加。在这方面，可注意到，国际劳工组织（ILO）目前正在为新捕捞船队制定关于捕捞行业劳工条件（包括食宿标准）的新公约（见第二部分，第74-76页）。粮农组织、国际劳工组织和国际海事组织（IMO）也正在完成对《渔民和渔船安全守则》和《小型渔船设计、建造和装备自愿指南》做主要修正。
尽管得不到1998年之后全球范围内整个捕捞船队的详细趋势迹象，但一些主要捕捞国的船队规模在缩小。欧洲联盟（欧盟15国）船队从2000年的96000艘下降到2003年的88701艘。在总船队中，13%是拖网、6%为围网、33%为刺网、16%为延绳钓和使用其他网具的渔船。在87833艘已知长度的船舶中，超过80%的不足12米，这些船主要属于希腊、意大利和西班牙。约15%的欧盟渔船长度在12至24米之间，340多艘超过45米（比五年前下降了约60个单位）。2002年12月，挪威拥有7802艘机动带甲板船和2847艘无甲板船的注册船队。统计数比较显示，自2000年起带甲板船进一步下降628个单位（8%），无甲板注册船数量下降了近40%。2003年底，冰岛拥有1872艘注册船，50%的为无甲板；这表明比2002年减少63个单位和减少约7300总吨。近40%的拖网（占带甲板船的约75%）渔船船龄超过20年。在拥有世界最大专属经济区之一的新西兰，2001年国内商业渔船数量为1700艘，另有36艘外国租赁船作为补充；这些数字表明比1992年下降了1102艘国内船和43艘租赁船。
90%多以上的日本船是不足5吨的渔船。1997-2000年间，日本船队中不同规格均出现下降，特别是超过50总吨的船舶数量（低于2001年的百分比）下降了20%多。
一些区域渔业机构[8]通过建立“合法”（经授权在区域渔业机构管辖范围内捕捞）和“非法”（未经授权或“不合作”）船的清单而取得了重要进展，以便改善对公海渔业和跨境种群的监测和管制。其他区域渔业机构[9]正处于建立这类清单的不同阶段；一些国家和非政府组织（NGOs）已开始制定据报告从事未经授权捕捞的渔船的清单。
到2004年中，在粮农组织《公海授权船舶记录》中记录了5517艘船舶。在《执行协定》[10]的30个缔约方中只有19个国家[11]向粮农组织提供了授权渔船在公海捕捞的必要信息。
粮农组织正在进行的工作明确显示世界金枪鱼船队捕捞能力过度。[12]在这方面，正在考虑确立结合从远洋捕捞国向发展中沿海国平稳过渡能力的暂停造船的措施。
对2003年渔船转换船旗国的分析（表9）表明，“方便旗”国的活动依然非常积极，尽管有迹象显示这类船舶数量正在下降。考虑到新造和销毁的船舶，伯利兹、赤道几内亚、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实质性地减少了船队，而洪都拉斯船队基本没有变化，巴拿马船队增加了14艘船。
表9 100总吨及以上的捕捞渔船：2003年新造、转换注册、销毁和失踪船舶
2003年，一些主要捕捞国通过注销，实质性地减少了其100总吨及以上的船舶的数量（图17）。日本首先减少了140艘渔船。冰岛、荷兰、挪威和美国注销的船多于注册船数量。英国通过销毁旧船和注销而实质性地减少了其船队规模。另一方面，西班牙通过建造新船实质性地增加了其船队。转向“不详”类别的注销船舶包括25%多的已经改换船旗的船舶。
图17 2003-03年若干100总吨或以上的捕捞船队的数量变化
劳埃德注册记录的100总吨以上的1213艘“不详船旗”的船舶在2003年依然在生产（不包括1970年前的记录）。其中一些船舶继续使用以前记录的船旗，51%的悬挂以下国家之一的旗帜：伯利兹、洪都拉斯、巴拿马、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瓦努阿图；56%的船舶在日本或中国台湾省建造。
渔业资源状况
海洋渔业
在产量从1998年的7900万吨增加到2000年的8700万吨之后，世界海洋捕捞渔业产量在2001年下降到8400万吨，2002年维持在这一水平。2000年至2002年间全球产量下降约2.5%，主要是由于来自东南太平洋和西北太平洋的产量分别下降了12%和7%。
西北太平洋是世界最有生产力的捕捞区域，名义产量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在2000万和2400万吨之间波动（包括中国）（图18）。该区域产量大的波动主要是捕捞丰富的远东拟沙丁鱼（或沙丁鱼）和狭鳕的渔业造成的。由于过度捕捞和环境因素影响种群生产力的联合作用，这两个种群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起出现下降趋势。尽管包括日本鱼是的其他种类产量增加，但不足以补偿拟沙丁鱼/沙丁鱼和狭鳕产量的下降，形成了自1998年起每年渔业产量持续下降约3%的趋势。
图18 海洋区域捕捞渔业产量
注：数据不包括水生植物和海洋哺乳动物产量、海绵及珊瑚等。
在东南太平洋，三个种类占了总产量的约80%：即秘鲁鱼是、智利竹 鱼和南美拟沙丁鱼（或沙丁鱼）。产量大波动是该区域的普遍现象，这是周期性气候活动的结果，而这些活动与影响捕捞成功率和种群生产力的厄尔尼诺南方波动相关联。例如，秘鲁鱼是产量于1997-98年在不利的厄尔尼诺环境条件下急剧下降。2000年更为有利的环境条件带来了1100万吨的有记录的最高产量之一，但2002年秘鲁鱼是产量下降到970万吨，导致该区域总渔业产量净减少。
太平洋其他捕捞区域自2000年起产量呈增长趋势。东北太平洋渔业产量自其1987年360万吨的高峰开始下降，尽管2001年和2002年略微恢复到270万吨。狭鳕是东北太平洋最重要的单一种群，对总产量波动影响最大。中西部太平洋渔业产量自1950年起稳定增加，2001年达到1000万吨。中东部太平洋总产量自1981年起在120至180万吨之间波动。该区域最近的产量增加是美洲拟沙丁鱼（或沙丁鱼）波动引起的，2001年和2002年产量约67万吨 — 是1950年以来该种类产量的最高记录。西南太平洋名义产量在1992年达到91.7万吨，2000年逐渐下降到71.4万吨，随后显示轻微恢复。
大西洋产量在西北和东南渔场增加。随着加拿大东部底层鱼类种群崩溃，西北大西洋渔业产量在1994年以及又在1998年降至最低水平。随后产量从1994年的近200万吨缓慢增加到2002年的226万吨。东南大西洋产量自1996年起呈现增长趋势，2002年接近170万吨，这主要归因于小型中上层鱼类产量的增长。该区域产量波动的特点是回应本格拉洋流的实质环境变化。在其他区域，诸如西南和中东部大西洋，自2000年起渔业产量显著下降。中东部大西洋总产量下降7%，与该区域自1990年起观察到的产量从290到410万吨波动的模式吻合。这是远洋捕捞努力量和刺激小型中上层种群丰量生产力的环境变化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西南大西洋，产量下降主要归因于2000年到2002年间阿根廷滑柔鱼产量下降约45%。该种类占2001年西南大西洋总产量的33%；柔鱼产量自1999年报告的约110百万吨起开始下降。
鉴于印度洋的渔业统计收集系统总体不佳，其中反映在官方统计中相对高比例的产量被报告为“其他海洋鱼类”，监测该区域的渔业状况是困难的。这也是其他区域的一个重要问题，诸如西南、东部和中西部大西洋以及西北和中西部太平洋。然而，西印度洋和东印度洋区域报告的总产量显示持续增加，2002年渔业产量在两个区域均是最高记录。
太平洋公海渔业产量相对较高，其次为大西洋和印度洋。金枪鱼是在公海开发的最重要资源。在大西洋和太平洋的一些区域，竹 鱼、鱿鱼和海山底层鱼类的跨界种群的产量贡献显著。与其他大洋性资源相比，鲨鱼对报告的总产量贡献不大；此外，在处理这一种类组时低报的兼捕和遗弃量是要考虑的问题。金枪鱼的七个主要市场种类世界产量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的低于50万吨增加到2002年的400万吨高峰；自1998年起产量趋势稳定。鲣鱼占总产量的约50%，报告的产量为200万吨，成为世界渔业产量最高的种类之一。
随着更传统种群的衰退和以其他低价值的、先前低度或未开发的种类为目标，在一些区域重现了产量构成长期变化的模式（图18）。例如，在西北大西洋无脊椎动物（软体动物和甲壳类）产量增加，而底层鱼类产量下降。在东北大西洋，自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起持续下降的鳕鱼产量因蓝鳕和玉筋鱼等以前低值鱼类产量的增加而达到平衡。在西南大西洋，阿根廷无须鳕产量的下降伴随着滑柔鱼产量增长的趋势。西北太平洋拟沙丁鱼（或沙丁鱼）和狭鳕产量的下降在部分上由日本鱼是、大西洋带鱼和鱿鱼产量的增加而弥补。这些渔业产量种类构成的变化有不同原因，包捞产业和市场对以前被视为低价值的资源的调整、渔业对海洋群落结构的影响以及影响种群生产力的环境机制的变化。这些影响经常令人难以辨别，特别是在对资源和环境进程的研究与监测不发达的地区。
粮农组织监测着可以获得评估信息的主要鱼类种群或资源组的开发状况。目前全球的情况是沿着前几年观察到的一般趋势进行。估计2003年约四分之一被监测的种群是低度开发或适度开发（分别为3%和21%），而且可能生产更多。约一半种群（52%）被完全开发，因此产量接近其最大可持续限度，而约四分之一的种群被过度开发、衰退和从衰退中恢复（分别为16%、7%和1%），需要恢复。从1974到2003年，具有增长潜力的种群比例呈现持续下降趋势。同时，被过度捕捞和衰退的种群呈现增长趋势，从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的约10%增到21世纪头几年的近25%（图19）。
图19 自1974年起的世界海洋种群状况的全球趋势
在占世界捕捞渔业产量约30%的前十个种类中（第9页图6），七个相关种群据认为被完全或过度开发（秘鲁鱼是、智利竹
鱼、狭鳕、日本鱼是、蓝鳕、毛鳞鱼和大西洋鲱)。因此产量的主要增长不能指望它们。在一些区域有两个种类可能支持更高的捕捞压力（鲣鱼和日本鲭），其余种类（大西洋带鱼）的状况不详。
在东南太平洋，由于高度的捕捞压力和不利的环境条件的联合作用，包括1997-98年严峻的厄尔尼诺情势，导致两个主要种类（秘鲁鱼是和智利竹 鱼）的产量在九十年代期间急剧下降。秘鲁鱼是种群自2000年起产量达到1000万吨，显示恢复迹象。2002年智利竹 鱼总产量为170万吨，占1994年渔业历史最高产量的不足50%。在北太平洋发生的大的产量变化是回应沉重捕捞压力以及拟沙丁鱼（或沙丁鱼）、鱼是鱼和狭鳕生产力的十年自然波动。继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高产记录后，远东拟沙丁鱼（或沙丁鱼）在九十年代中期崩溃，随后是鱼是鱼种群的强力恢复，该种群支撑着自1998年起近200万吨的产量。沙丁鱼和鱼是鱼种群的这种交替在世界许多其他区域可以观察到，似乎主要是气候机制影响种群产量。西北太平洋狭鳕种群被认为受到过度捕捞，而东北太平洋种群则被认为属完全开发。在这两个区域，狭鳕产量在八十年代后期达到高峰，随后下降，尽管最近在东北太平洋有适度恢复迹象。东北大西洋蓝鳕在2001年达到最高产量（180万吨），2002年略有下降。该种群目前处于沉重的捕捞压力之下，需要更多的管理限制措施。毛鳞鱼和鲱鱼已被充分开发，目前被认为在安全生物学限制内。鲣鱼产量自1950年起稳定增长，2002年达到其报告的约200万吨的最高产量，占捕捞上市的金枪鱼的近一半。鲣鱼种群状况非常不确定，但有迹象显示，在东部、中西部太平洋和印度洋的一些区域产量依然有一些增长的潜力，除非鲣鱼产量的增加不使目前已被完全开发或过度开发的其他种类的产量增加，例如大目和黄鳍金枪鱼。
开发水平处于或超过最大可持续水平的种群百分比在各区域间有很大不同。在中东部太平洋，只有33%的可获得评估信息的种群被记录为被完全开发，剩余的处于低度或适度开发，而在中西部和东北大西洋以及西印度洋，所有的可获得评估信息的种群被报告为正被完全开发（分别为73%、59%和75%）或超过这一开发水平（图20）。在16个粮农组织统计区域中的12个，至少70%的种群已经被完全开发或过度开发，显示已经达到最大捕捞潜力，需要更为审慎和严格的管理措施。区域渔业产量趋势分析也支持这一结论。16个区域中的4个处于历史最高产量水平，而12个产量略有下降，4个产量急剧下降，包括西北大西洋（从1968年的高峰下降了50%）、东南大西洋（从1978年的高峰下降了47%）和东南太平洋（从1994年的高峰下降了31%）。在多数情况下，过度捕捞是造成产量下降的主要原因，有时也与不利或高度变化的环境条件有关。所有可获得的信息趋向于确认粮农组织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早期的估计，即全球海洋捕捞渔业的潜力约为1亿吨，其中可能只能获得8000万吨。还确认了虽然局部情况不同，但总体上这一限度已经达到。这些结论支持要求更为严格的种群恢复计划，以便恢复被过度捕捞的种群，并预防处于或接近其最大潜力开发的种群的衰退。
图20 海洋渔业资源开发状况
为回应世界范围公众的关注，各国通过粮农组织和2002年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的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促进了将通常关注单一渔业种群的政策和管理转为生态系统。这意味着更需要增进了解和监测影响渔业或受渔业影响的广范围进程。目前一些最重要的管理考虑是渔业对生境、海洋群落的影响和生态相互关系（诸如掠食-被掠食关系），以及对渔业有影响的陆基活动和气候变化。许多渔业缺乏选择性导致兼捕和遗弃（对非目标种类的无意愿捕捞并对其随后遗弃）是另一管理关注之一。兼捕可增加其他渔业主捕目标资源的捕捞压力，可能加重过度捕捞，对濒危和保护物种具有不良影响，诸如海龟和海洋哺乳类、海鸟和鲨鱼的某些种类。对不可食、无商业价值或低规格种类或个体的遗弃，意味着附带损害生态环境、浪费资源和过度捕捞（参见第122-128页）。
沿岸开发（包括城市和工业扩张以及水产养殖)和内地工业活动在产生污染和使沿岸关键生境退化的同时，也对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造成诸多威胁。这些陆基和沿岸的变更对沿岸捕捞社区的生计和捕捞产业产生不利影响，例如减少鱼类种群的可持续产量；改变资源种类组成、健康和多样性；增加生态系统不稳定性和可变性并降低海食品的质量和安全性。诸如厄尔尼诺的周期性气候现象可对鱼类种群具有剧烈影响，导致渔业崩溃（例如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东南太平洋秘鲁鱼是鱼)。在更长时期，许多鱼类种群遵循回应气候周期的十年自然波动。气候对渔业的影响在鱼类种群和捕捞行业对环境的自然动态更易受影响时加剧了过度捕捞。对这类及其他生态系统-渔业相互关系的评估依然处于初步阶段；需要更多地了解它们对渔业资源、捕捞社区和产业、其起因和趋势的影响以及如何处理和适应这些变化。然而，渔业资源及其生态系统的状况不允许推迟实施过去30年期间本应实施的措施。因此，需要实际实施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联合国鱼类种群协定》[13]和粮农组织《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14]建议的渔业预防性办法。
内陆渔业
与主要海洋鱼类种群不同，内陆鱼类种群没有被很好地定义，它们分布在较小地理区域，诸如单一湖泊、稻田或河流，或分布在诸如跨境的常常难以进入的广泛流域。这些因素使得监测鱼类种群开发和状况的代价较高；事实上，很少有国家能负担得起。为此，多数国家仅按种类报告其一小部分内陆渔业产量，从而更难以进行准确评估。所以粮农组织不能就这些资源的状况做出全球陈述。
在《2000年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中，提到低估了内陆渔业资源和处于生境变更、退化和不可持续捕捞活动威胁之下的情况。不幸的是这种趋势还在继续。LARS
2，一次关于大型河流渔业管理最近的研讨会[15]，注意到关于河流渔业的全球信息贫乏，超过50%的内陆鱼类分布在河流中，而且河流包含的被列为濒危或有灭绝危险的生物的比例高于许多其他生态系统。许多江河流域，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的江河，支持着强度渔业，在许多情况下产量增加，尽管由于大型和成熟晚的种类的产量下降而出现了种类组成的变化。河流渔业为发展中国家继续提供实质性产量，即使面临着强度开发。然而，在湄公河首次有证据显示种群正在被过度开发。[16]众多湖泊渔业也正显出过度开发的迹象。例如在维多利亚湖，尼罗河河鲈渔业从1990年371526
吨的产量记录下降到2002年的241130吨。由于非法捕捞、过度捕捞和生境退化的联合作用，黑海沿岸国鲟鱼渔业从1988年的约20000吨减少到2002年的不足1400吨。总体上，内陆鱼类的特征是它们作为人类利用的脊椎动物中最有灭绝危险的群体。[17]
然而，通过放流计划、引入外来物种、生境工程和生境改善，许多区域的一些内陆渔业资源得到了增殖。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在亚洲，稻田和灌溉区域除了促进稻米产量外，还促进提高水生生态系统产量，改善了农村家庭的营养状况。[18]增殖可使资源更稳定、易于捕捞和赋有价值。
水产品利用量
2002年，约76%（1.007亿吨）的世界水产品估计产量用于人类直接消费（第3页表1）。剩余的24%（3200万吨）用于非食用目的，特别是用于生产鱼粉和鱼油。如不包括中国，比例分别是74%（6550万吨）和26%（2300万吨）（第4页表2和第5页图2）。中国报告的水产品产量（4400万吨）中超过79%（3500万吨）明显用于人类消费，主要形式是鲜鱼（75.5%）。其余数量（估计910万吨）用做鱼粉和其他非食用目的，包括直接用于水产养殖的饲料。
2002年，不含中国的世界水产品产量的70%（6200万吨）用做各种形式的加工。63%（3900万吨）的加工水产品用于生产人类直接消费的产品，其余的用于非食品用途。加工水产品的味道广泛且形式多样，使鱼品成为最具变化的食品。然而，与其他许多食品不同，加工并不总是提高最终产品的价格，鲜鱼依然是市场上最广为接受的产品。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世界上以鲜活形式上市的比例大于其他产品（图21和图22）。不包括中国，鲜活水产品从1992年的1700万吨的估计量增加到2002年的2600万吨，在总产量中的比例从20%增加到30%。供人类消费的加工水产品（冷冻、腌制和罐装）维持在相对稳定的约3900万吨。冷冻是食用加工水产品的主要方式，2002年占供人类消费总加工水产品的53%，依次为罐装（27%）和腌制（20%）。在发达国家，冷冻水产品的比例持续增加，2002年占总产量的42%。相比之下，发展中国家冷冻产品占总产量的13%，其水产品主要以新鲜/冷藏型销售。
图21 1962-2002年世界渔业产量的利用量趋势
图22 2002年世界渔业产量的利用量（按重量分类）
水产品利用量在大洲、区域和国家之间差异明显。腌制鱼比例在非洲（2002年为16%）和亚洲（11%）要高于其他大洲。2002年，欧洲和北美洲人类消费的水产品中超过三分之二的是冷冻和罐装形式。在非洲和亚洲，以鲜活形式上市的鱼品的比例特别高。不幸的是，不可能从统计中确定以鲜活形式上市的鱼品的确切数量。向消费者和餐馆销售活鱼在东南亚和远东特别强劲。
2002年，几乎所有用于非食品目的的水产品均来自小型中上层类的自然种群，占总捕捞渔业产量的37%。这些渔产品多数被用作动物饲料生产和其他产品的原料。90%的用于非食品目的的世界水产品产量（不含中国）被转为鱼粉/鱼油；剩余的10%主要直接用于水产养殖和皮毛动物的饲料。用于动物饲料的中上层鱼类数量（2100万吨）比2001年略高（3%），比2000年低13%。但仍低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记录的2900多万吨的高峰。
水产品消费量
2002年，世界范围平均明显人均鱼类、甲壳类和软体动物消费估计为约16.2公斤，比1992年高21%（13.1公斤）。该增长主要归因于中国，其占世界水产品产量的估计比例从1992年的16%增到2002年的33%。如不含中国，人均水产品供应量为13.2公斤，几乎与1992年一样。继1987年14.6公斤的高峰后，不含中国的世界人均水产品供应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到九十年代初期呈下降趋势，但随后稳定（第5页图2）。1987-2002年间下降的趋势主要是由于人口增长快于食用鱼供应的增长（分别为每年1.3%和0.6%）造成的。中国自1987年以来的人口年增长为1.1%，食用鱼供应增长为8.9%。2002年，中国的人均食用鱼供应约27.7公斤。
在许多国家的膳食中，水产品是提供微量营养素、矿物质、必要脂肪酸和蛋白质的有价值的来源。[19]估计水产品消费为每人每天贡献180千卡热量，但达到这一高水平的国家不多；能达到这一水平的国家缺少替代蛋白食物并形成和保持了对鱼品的偏爱（例如冰岛、日本和一些小的发展中岛国)。更普遍的是，水产品为每人每天提供约20到30千卡热量。鱼蛋白在一些总蛋白摄入水平低的高密度人口国家是膳食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许多其他国家的膳食也具有重要意义。例如，在某些发展中小岛国和孟加拉国、柬埔寨、刚果、冈比亚、加纳、赤道几内亚、印度尼西亚、日本、塞拉利昂和斯里兰卡，鱼品的贡献超过或接近总动物蛋白的50%。总体上，水产品为26亿多人口提供了至少20%的人均动物蛋白摄入量。鱼蛋白在世界动物蛋白供应中的份额从1992年的14.9%上升到1996年的16%的高峰，然后在2001年略下降到15.9%。在同一时期，不包括中国的世界相应数字显示从14.3%增至2001年的14.7%。图23显示了主要食品类别对总蛋白供应的贡献。
图23 按大洲和主要食品组计的总蛋白供应量（1999-2001年平均值）
表10 2001年按大洲和经济组计的食用鱼供应总量和人均量
注：基于粮农组织2003年12月所获得的数据。某些数据可能有与其他部分不符合，因为后者引用了粮农组织最新获得的数据。
在工业化国家（表10），明显水产品消费从1992年的2400万吨（活体等重）增加到2001年的2600万吨；人均消费从28公斤增到28.6公斤。鱼品对总蛋白摄入的贡献从1992年的8%略下降到2001年的7.7%。在这些国家，鱼品占总蛋白摄入量的比例在1989年以前不断增加（在6.5%与8.5%之间），但随后由于其他动物蛋白消费的开始增加而开始逐渐下降；直到2001年，鱼品的贡献率恢复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占优势的水平。自上世纪九十年代早期起，鱼蛋白消费相对稳定在每日人均约8.1-8.3克，而其他动物蛋白的摄入量则继续增加。
1992年，低收入缺粮国（LIFDCs）的人均明显水产品供应为9.5公斤 — 只是最富国估计供应量的三分之一。这一差距已日益缩小；到2001年，人均水产品消费（14公斤）已达到更富裕经济体的一半多。然而，如果不含中国，其他低收入缺粮国的人均供应量依然相对较低，2001年估计为约8.5公斤，自1992年起每年增长率不足1%。尽管在低收入缺粮国按重量的鱼品消费相对要低，但2001年鱼品占总蛋白摄入的比例具有重要意义，其超过了20%；考虑到生存渔业的贡献未得到记录，这一比例可能比官方统计中记录的要高。然而，由于其他动物蛋白的消费快速增长，鱼品蛋白占动物蛋白的比例在过去30年中持续未变。
插文3
将渔业纳入国家发展和减贫战略的主流
在世界的许多地方，渔业部门在减少贫困和实现粮食安全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目前渔业出口创汇（通过出口收入或许可证收入）高于其他出口的食品诸如大米、可可、咖啡或茶的收入；目前全世界有3800万人以全职、常职或兼职方式直接从事捕捞和养鱼；渔产品占全球动物蛋白摄入量的15-16%。人类消费的70%的水产品目前由发展中国家提供。渔业部门在44个国家（15个发展中小岛国[SIDS]、12个非洲国家和12个亚洲国家、3个转型经济体和2个拉丁美洲国家）特别重要，其对出口和国内营养摄入作出重要贡献。1然而，这一贡献一般未反映在这些国家的国家政策中。
最近的研究2显示，许多国家发展计划（NDPs）、减缓贫困战略报告（PRSPs）、《世界银行国家援助战略》和《欧盟国家战略报告》只是简要地承认了渔业部门。总体上，国家政策文件没有实质性地将渔业部门纳入其中，也没有承认渔业与贫困之间的因果联系。渔业部门在亚洲被纳入主流的情况最好（在减缓贫困战略报告和国家发展计划方面），紧接着是非洲经济体和发展中小岛国。相反，虽然拉丁美洲有全球六个捕捞大国中的两个国家（智利和秘鲁），但在这方面的情况极差。
此外，注重性别的渔业主流方法只出现在不多的国家政策文件中，尽管渔业部门按性别的划分明显。而且，尽管粮农组织通过《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在促进与环境相协调的水生生物资源的可持续开发方面做出广泛努力，但只有一个国家发展计划（马来西亚）明确地提及该《守则》。
因此，需要做出进一步努力以确保将渔业有效地纳入与减贫和农村发展有关的关键国家政策文件中，同时对性别问题和国际认可的渔业发展文书（诸如《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给予特别关注。
1 该部门在渔业对农业出口贸易和日常动物蛋白摄入的贡献超过10%时被认为是重要的。
2 粮农组织，2004年，《将渔业纳入国家发展和减贫战略的主流：目前的形势与机遇》，A. Thorpe著。《粮农组织渔业通报》第997号，罗马。
鱼品在营养中的作用呈现了大洲、区域和国家之间的明显不同以及与收入有关的变化（图24和图25）。例如，在世界范围内，2001年供消费的有1亿吨，但非洲只消费630万吨（人均7.8公斤）；总量的三分之二在亚洲消费，其中3480万吨在中国之外消费（人均14.1公斤），中国单独消费3230万吨（人均25.6公斤）。大洋洲人均消费23公斤，北美洲为21.6公斤，欧洲为19.8公斤，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为9.3公斤，南美洲为8.7公斤。
图24 食用鱼品：人均供应量（1999-2001年平均值）
图25 鱼品对动物蛋白供应的贡献
2002年，60.5%的世界食用鱼品供应来自捕捞渔业产量；其余的来自水产养殖（图26）。在过去十年，特别是自1997年起，内陆和海洋捕捞渔业对人均食品供应量的贡献略有下降，人均供应量从1997年的近10.8公斤减少到2002年的9.8公斤。不含中国的来自捕捞渔业的世界人均食用鱼品供应量从1997年的11.5公斤下降到2002年的10.8公斤。另一方面，不包括中国的水产养殖对人均供应量的贡献从1992年的13%增加到2002年的18.4%，相应的人均供应量从1992年的1.7公斤增加到2002年的2.4公斤（平均年增长3.5%）。中国的相关数字显示从1992年的55.5%到2002年的
79.8%。报告的中国来自水产养殖的人均供应量从1992年的7.1公斤增加到2002年的 21.8公斤，年平均增长11.9%。
图26 水产养殖和捕捞渔业对食用鱼消费的相关贡献
水产品消费全球分布不均衡；国家间的差异非常明显，人均明显消费从1公斤到100公斤多。地理差异在国家内部也在较明显，沿岸区域的消费通常较高。膳食消费方式受几个因素的相互影响，诸如可获得性、收入、价格、传统和口味以及人口和生活方式趋向。在过去几年，鱼品和渔产品消费受到运输、销售和食品科技领域进步的强烈影响；这些进步极大地提高了效率、降低了成本、增加了选择多样化，并使产品更为安全、质量更高。这些变化的深度和广度在各区域间不同。总体上，以新鲜类型上市的鱼品和渔产品增加；易于烹调或即食产品的产量增加，特别是在富裕的经济体。
按种类消费的差异更为明显。北欧和北美洲喜好底层鱼类，而头足类则在若干地中海和亚洲国家被广泛消费，但在其他区域范围很小。尽管水产养殖对食用鱼供应快速增长有贡献并相对降低交易商品的价格，但甲壳类依然是高价商品，其消费多集中在富裕的经济体。在2001年人均16.3公斤的水产品消费中，最主要的（74%）包括鳍鱼类。贝类提供了25% — 或人均约4公斤，其中甲壳类1.5公斤、软体动物2公斤和头足类0.5公斤。
总供应量中的2900万吨（人均约4.7公斤）是淡水和海淡水洄游种类。海洋鳍鱼类为4500多万吨，其中近1800万吨为底层种类，1900万吨为中上层类和900万吨为未确定的海洋鱼类。总食用鱼供应的剩余部分包括920万吨甲壳类、330万吨头足类和127万吨其他软体动物。从历史上看，多数主要类别的世界平均消费比例没有大的变化：底层鱼类稳定在人均约2.9公斤，中上层类为3公斤。但甲壳类和软体动物例外，在1961至2001年间显示相当大的增长：人均甲壳类可获得量增长三倍多，从0.4公斤到1.5公斤（主要由于水产养殖的对虾和虾产量增加），软体动物（不含头足类）可获得量从人均0.6公斤增加到2.1公斤。
插文4
水产品污染
引 言
若干有机和无机化合物可进入鱼类和海产品中。这些化合物可分为三个主要组：
• 无机化学物：砷、镉、铅、汞、硒、铜、锌、铁。
• 有机复合物：多氯化联苯（PCBs）、二氯芑和杀虫剂（氯肽烃类）。这是一个非常多样的组，在工业中广泛使用，化学稳定性使得它们在环境中积累和持续。
• 与加工有关的复合物：亚硝酸盐（在对虾加工中使用）、多磷酸盐、亚硝胺以及水产养殖用药残留（抗生素、激素）。
许多这些成分在低浓度时对生命是必需的，但高浓度时有毒。矿物质，诸如铜、硒、铁和锌，是鱼和贝类的必要微量营养物，而其他成分，诸如汞、镉和铅表现的生命必要功能不详，长期摄取时即使低浓度也有毒性。由于自然现象，诸如海洋火山作用、地质和地热活动，以及由于人类造成的高强度冶炼、采矿、废物存放、焚化和工业污染引起的酸雨，致使这些复合物出现在水生环境中。有机物复合物的情况相反，其多数源于人类，由人带到水生环境中。
由于生物放大作用，即在食物链中更高一级的化合物富积，导致掠食种类中化学物含量的增加。同样，由于生物体累计作用，体组织内化学物在个体生命周期中累计。在这种情况下，同样种类的大（即年长的）鱼将具有比小（年幼）鱼更高含量的有关化学物。因此，海产品中出现的化学污染物高度依赖地理分布、种类和鱼类大小、索饵方式、化学物的可溶性及其持久性。
水产品污染物的风险
不过，在消费鱼和海鲜时，这些污染物会给人类健康带来什么风险？
若干研究显示，在几乎还没有受到污染的远海，大多鱼类携带的这些无机化学物只是自然负载。然而，在严重污染区，在与世界大洋缺乏充分交换的水域（例如波罗的海和地中海），在港湾，在河流和特别是在临近工业区的地方，可以发现这些成分的浓度超过自然负载。
同样，若干研究得出的结论是，用于人类消费的鱼体中这些成分的水平是低的并可能低于影响人类健康的水平。然而，对于把鱼作为主要膳食的群体、怀孕和哺乳期的妇女以及大量消费多油鱼类的幼儿来说，这些成分是潜在关注的问题。这些关注只能通过实施更新的和集中的风险评估来澄清。
尽管科学家和专家们认为这些成分的特定含量是自然地出现在鱼品和海鲜中的，但一些消费者将这些成分的最低水平出现看作是对健康的危害。因此，很容易出现食物恐慌，而且，如果信息交流处置不当
— 特别是由于因特网使交流和信息传播的速度越来越快 — 这种恐慌会进一步扩大。最近，许多这种与水产品污染物有关的恐慌对水产品贸易流量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
实例 1：水产品汞含量
2003年，由粮农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WHO）管理的食品法典食品添加剂联合专家委员会（JECFA）审议了鱼体含汞守则，即每公斤体重甲基汞的每日摄入量为1.6微克，这几乎是原守则3.3微克的一半。1同时，委员会在审议中强调人们应当继续摄取正常水产品膳食，并指出这种膳食对健康的诸多益出。有关的考虑包括在最近发表的塞舌尔群岛研究；该研究对母亲与儿童组和鱼品消费进行了近十年的分析。这项研究显示，高水平的鱼品消费对胎儿或儿童的神经发育没有不利影响。
为了将建议的每周汞摄入量转为国家的鱼体最高含汞水平，需要考虑消费方式、其他汞摄入来源及其他有关信息。然而，公众压力经常使消费者在保护人类健康所需的最高限量水平与所建议的保护环境限制之间感到困惑。后者要求持续地并在长时期内采取适当行动，以便减少环境负载的污染物。例如，在汞方面，可能需要适宜的能源政策以减少对燃煤发电厂的依赖并减少废物焚烧；这两个因素造成70%的新的人造汞释放到大气中。
不幸的是，许多媒体文章和公众健康警告加剧了消费者原先的困惑，并发出了鱼品和海鲜对健康有益与来自水产品的汞风险的相互冲突的信息；形势达到如此程度，以至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地方当局要求食品零售商就鱼体含汞的危险向消费者陈列警告标记，并威胁起诉不遵守此项要求的零售商。
自此，美国的食品和药品管理局（FDA）和环境保护署（EPA）已经按最新的JECFA守则的方针发出了针对消费者的建议文件，但强调鱼和贝类是健康膳食的重要部分。尽管有了这一措施，但金枪鱼产业认为业已造成的损失将难以弥补。
实例 2：鲑鱼的有机污染物
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最新研究报告了“养殖鲑鱼有机污染物的全球评估”。2检测了养殖和野生鲑鱼的14种有机氯复合物的浓度。这些复合物中的每一种均被认为能致癌。该研究揭示，在养殖鲑鱼中出现的所有被检验物质的浓度均要高于野生鲑鱼中所出现的。这种情况特别适用于欧洲养殖场生产的鱼类。尽管所发现的水平与以前研究和官方控制的水平一致，但研究人员轻率地得出消费者应当严格限制消费养殖鲑鱼的结论，并且建议任何不想额外增加致癌危险的人应将消费限制在每两个月最多消费一次一份养殖鲑鱼。
在确定有毒物质浓度的基础上，该研究的作者还计算了可消费而不增加致癌危险的野生和养殖鲑鱼的份量规格。所建议的份量强烈地依鲑鱼原产地而波动。例如，虽然每月可消费八份（227克）科迪亚克（阿拉斯加）鲑鱼，但消费者每月不应吃超过一份的智利养殖鲑鱼，每两个月不超过一份挪威养殖鲑鱼、每四到五个月不超过一份苏格兰或法罗养殖鲑鱼。
这些计算引起了轰动。计算使用的模式在科学家当中引起高度争议，实际上不适合用来计算商业生产的鱼品；该模式曾由环境保护署开发，目的是估计在受污染内陆水域的定期钓鱼者能吃掉多少其捕获的鱼。相反，商业产品需要根据食品和药品管理局的标准来评价。为驳倒该模式，研究人员基于研究中引述的多氯化联苯（PCB）污染水平计算得出，高危组（孕妇、儿童、哺乳期母亲）在每星期定期消费200克鲑鱼的70年后，其致癌症的危险将高出10万倍
— 相当于风险增加0.0001%！相比之下，从膳食中完全排除鱼而导致心血管病死亡的风险高达30%！3
因此，该《科学》研究的作者提出严格限制鲑鱼消费的建议在欧洲、美国和其他地方遇到了强烈反对是可以理解的；食品控制和健康部门做出反应，宣布该研究结果没有引发新的食品安全问题，因为其水平与其他研究和官方控制的结果一致。它们鼓励消费者继续吃鲑鱼和其他鱼，其对健康的益处已经由5000多项科学研究排除了疑虑而得到了证明。不幸的是，该项研究已经使消费公众产生了警觉；在一些国家，诸如爱尔兰、挪威和苏格兰，养殖鱼零售定单下降了20-30%。恢复消费者的信心需要极大的时间和努力。
结 论
全球化和世界水产品贸易的进一步自由化，在带来许多利益和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安全和质量挑战。水产品安全管理者应用了大量的控制措施，从强制使用危害性分析和临界控制点（HACCP）系统4到增加检测，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改进以科学为基础的风险手段势在必行，从而使水产品安全标准反映最新和最有效的科学方法以保护公众健康。
在确定水产品污染物最高水平时，管理者需要确保最大程度地保护消费者，但也要考虑环境污染的当前背景的实际情况，以便不危及食品供应。同时，必须采用逐渐减少环境污染背景的战略，逐步降低饲料和食品最高标准以继续使标准更为严格。此外，需要消费者信息和认识计划，以提高透明度和消费者教育。
该领域的进步将要求加强国际合作，促进科学合作、协调、适应性计划和以科学原则为基础的标准化机制。世界贸易组织的《实施卫生与植物检疫措施协定》和《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5以及食品法典委员的基准作用，在这方面提供了国际平台。对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水产品贸易来说，面临这些挑战是至关重要的；其中尤其是对于后者，因为其对国际水产品贸易的贡献超过50%（价值）。
1 粮农组织/世界卫生组织,2003年,《概要和结论》，食品添加剂联合专家委员会，第六十一次会议，罗马，6月10-19日（可在以下网站获得：http://www/who.int/ipcs/food/jecfa/summaries/en/summmary_61.pdf；2004年9月登录。）
2 R.A. Hites,J.A. Foran,D.O. Carpenter,M.C.Hamilton,B.A.Knuth和S.J.Schwager,2004年，“养殖鲑鱼有机污染物的全球评估”，《科学》，303（5665）：226-229。
3 “养殖鲑鱼会引发癌症吗？”，《欧洲鱼类》，2004/1：62-65。
4 粮农组织，1997年，《危害性分析和临界控制点（HACCP）系统及其应用守则》，CAC/RCP 1-1969修订3的附件（可在以下网站获得：http://www/fao.org/DOCREP/005/Y1579E/y1579e03.htm#bm3)。
5 欲获详细信息，参见：http://www/who.org/english/docs_e/legal_e.htm#agreements
水产品贸易
2002年，水产品世界贸易增加到582亿美元（出口值），比2000年增加5%，自1992年起增加45%（图27）。报告的出口量为5000万吨（活体等重），自1992年起增长40.7%，但比2000年水平略有下降（1%）。需要注意的是，继数十年的强劲增长后，近年水产品贸易量出现停滞。过去十年世界渔业贸易高度增长的许多经济因素现在已失去其重要性或不能强劲地支撑过去所表现的水平。尽管2003年的初步估计显示渔业出口值略有增加，但短期内不大可能重现2000年前的趋势，特别是由于地理政治紧张导致的退步。
图27 按主要商品组计的世界渔业出口值
2002年，中国首次超过泰国，成为世界主要的鱼品和渔产品出口国，出口值估计为45亿美元。尽管有这一成就，中国渔业出口只占其总商品出口的1.4%和农产品出口的25%（不含林产品）。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起，中国渔业出口显著增加（1992-2002年间年均增长11%），特别是从1999年开始增长（1999-2002年间年均增长24%)。这些增长与产量增加以及中国水产品加工业的发展有关。后者提供有竞争性的劳力和生产成本。除出口国内渔业产量外，中国也出口来料加工的产品，产生了强劲的附加值。在过去十年，鱼品和渔产品进口也显著增加，从1992年的7亿美元增到2002年的22亿美元，使中国成为世界第八大水产品进口国。这种增长在最近几年特别显著，从1999年起进口增加94%。2001年后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时，中国承诺降低进口关税，从2001年高达15.3%的平均进口关税降到2003年的11%和2004年的10.4%。
自1993年开始成为鱼品和渔产品主要出口国的泰国，2002年报告的出口值为37亿美元，比2001年下降9%，比2000年下降16%。挪威是第三大出口国，出口值为36亿美元，随后是美国（33亿美元）、加拿大（30亿美元）、丹麦（29亿美元)
和越南（20亿美元）。由于水产养殖产量增加，越南在过去十年明显增加了水产品出口（从1992年的3亿美元增到2002年的20亿美元），1999以来增长更为迅速（年均29%）。2002年，越南出口的主要目标市场是中国、日本和美国。该国出口产品的48%是对虾（主要是冷冻型）。
2002年，水产品进口达到新的记录，超过610亿美元。发达国家占世界进口水产品总值的约82%。尽管从2000年起进口减少12%，但日本再次成为鱼品和渔产品最大进口国，占2002年世界进口值的22%
。日本渔业进口（136亿美元）占其总商品贸易的4%。除了是世界第四大出口国外，美国还是世界第二大进口国，进口值自2000年起相对稳定，为100亿美元。2002年，欧盟自2000年起按10%的速度增加对进口鱼品和渔产品供应的依赖。西班牙进口值为39亿美元，是世界第三大鱼品和渔产品进口国，随后是法国（32亿美元)、意大利（29亿美元)、德国（24亿美元)和英国（23亿美元）。初步数据显示，2003年主要进口市场的鱼品和渔产品进口增长约10%。
2002年，大宗水产品产量进入国际销售渠道，约38%（活体等重）是作为各类食品和饲料产品出口的（图28）。发达国家2002年出口了2200多万吨的水产品（活体等重）；尽管其中一部分可能属于再出口，但这一数量相当于其产量的近70%；来自发展中国家（2800万吨）的出口占其综合产量的约四分之一。发展中国家在渔业出口总值中占49%，按重量计为55%。这些出口的重要部分是鱼粉。2002年，发展中国家为世界非食用渔业出口的贡献按重量计为约66%。发展中国家也显著增加了供人类消费的水产品出口的份额，从1992年的43%增到2002年的49%。
图28 世界渔业产量中出口所占份额
在许多国家出现值得注意的水产品双向贸易。非洲、中国、大洋洲和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的贸易顺差显著（图29）。2002年，95个国家为鱼品和渔产品净出口国，加拿大、智利、挪威、泰国和越南报告的净出口值均超过15亿美元；丹麦、冰岛、印度、印度尼西亚、秘鲁和中国台湾省报告的净出口值均超过10亿美元。尽管更为发达经济体之间的鱼品和渔产品贸易强劲（多数为底层种类、鲱鱼、鲭和鲑鱼），但贸易趋势是从较不发达国家到较发达国家（主要是金枪鱼、小型中上层种类、对虾和虾、大螯虾和头足类）。2002年，约74%的进口值集中在三个主要区域：欧盟、日本和美国。按重量计，发达国家进口3200多万吨（活体等重），其中68%为人类消费鱼品，而发展中国家进口1900万吨（活体等重），其中47%为食用鱼品。
图29 不同区域鱼品和渔产品进出口逆差和顺差
图30 按大洲计的贸易流量 (总进口值，百万美元，成本、保险、运费；2000-02年平均值)
图30中的地图显示了2000-02年间各大洲的鱼品和渔产品贸易流量。这些地图提供了总体情况，但不完全。尽管各国报告的该时期的出口量（约158个国家）占世界总量的98%，但一些大洲组没有被完全包括（例如约三分之一的非洲国家没有报告其水产品贸易的来源国/目的地）。在这方面，所显示的数据不能作为大洲组的总贸易流量。
鉴于水产品很易于腐烂，进入国际贸易的90%多的鱼品和渔产品是加工产品。按重量计，鲜活或冷藏鱼比例在过去十年增加，从1992年的9%增到2002年的10%。增长的原因是后勤和技术改进以及需求增长。活鱼在亚洲和其他国家的主要由亚洲社区移民构成的小市场环境中特别受欢迎。在这些国家，海鲜餐馆、超市和零售场所在玻璃缸和水池中陈列活鱼已相当普遍。由于技术发展，近年活鱼贸易增长。建立了支持活鱼品贸易的处理、运输、销售、陈列和保存设备的精细网络。新的技术系统包括特别设计或调整的水箱和容器，也包括配有增氧或氧气处理设施的运输车和其他交通工具，以保证在运输或保存/陈列过程中鱼品存活。
冷冻鱼出口在过去十年增加，从1992年的占水产品出口量的28%增到2002年的35%。2002年精制和保鲜鱼出口为620万吨（活体等重），占总出口量的12%（1992年为10%)。2002年腌制鱼出口占5%，但该比例在过去十年略有下降。2002年，按重量计非食用产品出口占总出口的36%，来自拉丁美洲国家的占大量份额。
尽管出口稍有下降，对虾依然是按价值交易的主要水产品，2002年占水产品国际贸易总值的约18%。其他主要出口种类组是底层鱼类（10%：例如无须鳕、鳕、黑线鳕和狭鳕）、金枪鱼（9%）和鲑鱼（8%）。2002年，鱼粉占出口值的约4%
，鱼油占不足1%的比例。水产养殖产品在水产品国际贸易中所占份额提高，出口量估计占22%。由于大部分国家在其渔业贸易统计中没有说明养殖来源，目前不可能计算来自水产养殖的水产品贸易的准确数量。
在许多国家，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水产品贸易除了在创收、就业和粮食安全方面有重要作用外，也是创外汇的重要来源。在不多的情况下，渔业出口对经济至关重要。例如，2002年渔业出口在法罗群岛、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格陵兰、冰岛、马尔代夫、圣皮埃尔和密克隆占总出口值的一半多。发展中国家外汇净收入（即其出口总值减去其进口值总值）从1992年的116亿美元增加到2002年的170亿美元（图31），尽管自2000年起净收入下降3%
—
这些数字明显地高于其他农产品诸如大米、咖啡和茶叶的净收入。低收入缺粮国在鱼品和渔产品贸易中发挥着积极作用；2002年，这些国家占渔业出口总值的20%多，净出口收入估计为82亿美元。
图31 发展中国家若干农产品净出口值
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从向发达国家的加工业出口原料到出口高价值活鱼或有附加值产品而逐渐演变。一些国家还正在进口原料以进行深加工并再出口。由于发展中国家的成本较低，许多发达国家在那里投资建立了加工设施。此外，许多项目一直在协助若干发展中国家的水产品加工公司通过深加工来生产更复杂的产品，其目的是提高这些公司的收益和增加渔业部门对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这些项目的结果经常不令人满意，主要原因是进口者-消费者关系不充分，在质量和价格方面少有或没有优势以及产品没有满足消费者需求
—
缺陷来自不充分的市场研究。经验显示，成功的关键是与消费者建立牢固的伙伴关系、良好的市场研究、极好的产品质量、可靠的供应、持续地进行改进、有竞争性的价格和有吸引力的包装。
除了增值和在发展中国家的第三国加工外，近年来突现的有关水产品国际贸易的其他主要问题是：主要进口国质量和安全控制措施的变化；在发达国家的主要市场引入新的标签要求和产地追踪概念；水产养殖的化学残留；对某些鱼类种群过度开发的普遍公众关注，特别是底层鱼类；水产养殖的可持续发展，包括未来的饲料要求；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捞；世贸组织的国际贸易谈判；区域贸易区的扩大和新双边贸易协定数量的增加。在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除俄罗斯和越南（已经开始入世谈判）以外的所有主要渔业国家目前均是该组织的成员。与世贸组织数量增加同步，签署了许多与水产品贸易密切有关的双边贸易协定。除了更广泛的多边协定或作为它们的替代，这些协定的全面影响和长期效果还有待于观察。
鲑 鱼
2003年对世界范围的鲑鱼生产者和贸易者是个积极的年份。价格上涨使爱尔兰和英国的欧洲生产者特别受益。智利和挪威经历着相对低的成本结构，能在更低价格水平上有利可图。因此，当前几年欧洲产业普遍经历严重亏损时，智利和挪威却在赢利。然而，智利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其新鲜产品主要市场美国的疲软美元的损害。
金枪鱼
日本是金枪鱼生鱼片的世界第一市场。但是与对虾一样，近年来需求下降或转移到更低价格的产品。蓝鳍金枪鱼的养殖对日本生鱼片市场有重要影响，导致价格总体下降。欧盟针对来自诸如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泰国的25000吨罐装金枪鱼而实行的进口关税下降（从24%降至12%），未受到欧洲主要金枪鱼罐头制造商的欢迎。另一方面，西班牙罐头制造商正在外部采购，并在中美洲（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建立新的罐头厂。世界金枪鱼产业集中在不多人手中的局面仍在继续。欧洲国家罐装金枪鱼消费增加，这是目前罐装金枪鱼的主要出路。相反，美国罐头金枪鱼市场正在缩小，而袋装（非硬质塑料）包装产品的市场正在扩大。非洲、泰国和美国的鲣鱼价格见图32。
图32 非洲、泰国和美国鲣鱼价格
注：有关成本和运费的数据是4.5-7.0磅的鱼价。非洲：科特迪瓦阿比让渔船上价。
其他鳍鱼类
一些底层鱼类（狭鳕和阿根廷无须鳕)
相对强劲的供应和中国恢复向欧盟市场出口以及疲软的消费者需求，使2003年冷冻底层鱼价格下降。美国的底层鱼价格见图33。由于2004年上半年狭鳕供应量有所下降以及强劲的俄罗斯和中国的需求，这种不利趋势结束，在2004年第一季度一些底层鱼类产品价格开始上涨。2004年上半年狭鳕的持续缺乏可能意味着国际市场底层鱼类价格总体上升，尽管许多关键市场需求疲软。
图33 美国底层鱼类价格
注：数据是指成本和运费的批发价格。
持续低价、未解决的有关抗生素问题和倾销指控，均损害了亚洲的底层鱼出口。越南的鲶鱼业受到了特别冲击：鉴于自2003年6月起生效的37%到64%的反倾销关税，越南对美国出口下降50%。结果是，鲶鱼产品大量进入东南亚和澳大利亚市场，使其他的淡水鱼诸如尼罗河鲈市场处于困境。
对 虾
2003年期间，对虾进口在一些关键市场似乎达到了新高。世界最大的对虾市场，美国的销售首次超过50万吨 —
超出2002年进口量的17%。2003年日本进口对虾比上年减少6%，继续呈长期下降趋势。这是该国持续困难的经济形势导致的。由于强劲的欧元和有竞争力的国际价格，2003年欧洲对虾进口增加。巴西、中国、厄瓜多尔、印度、泰国和越南正在美国接受倾销调查，这将在短期给这些国家在美国销售其产品带来一些问题。对虾价格在2003年大部分期间继续走低，2004年没有上扬的迹象。图34显示了美国和日本的对虾价格。
图34 日本和美国对虾价格
注：数据是指16-20 头的冷冻、无头、带壳对虾的批发价格。
头足类
在头足类市场，较低的滑柔鱼产量被较高的枪乌贼产量弥补。章鱼产量相对较低。2004年初西南大西洋鱿鱼上岸量显著减少。西班牙依然是主要的欧洲鱿鱼市场。2003年期间，冷冻鱿鱼进口（枪乌贼和滑柔鱼）比2000年的水平增加7%，为近16万吨。增加的原因是枪乌贼进口量增长22%，不仅弥补了冷冻滑柔鱼进口量6%的下降，还有剩余。2003年，意大利鱿鱼市场与西班牙的趋势一样，冷冻产品进口增加，从滑柔鱼转向枪乌贼。意大利进口量达到85000吨，比2002年增加8%。2003年日本依然是世界头足类的主要市场，但其进口量受到摩洛哥章鱼低产的冲击。2003年日本进口量为56000吨，从2002年的72000吨下降。中东部大西洋章鱼资源处在重压之下，供应情况在短期内不大可能改善。所有头足类产品价格在2004年上涨。图35显示了日本的头足类价格。
图35 日本头足类价格
注：数据是指批发价格。墨鱼：批发，10公斤/块，0.4-0.6公斤/片；鱿鱼：批发，7.5 公斤/块，21-25片/公斤。
鱼 粉
每年鱼粉产量的大部分 — 约60% —
用于出口。2003年，五个主要出口国鱼粉产量为450万吨，比2002年低12%。所有主要鱼粉生产国的鱼品产量均较低。然而，2004年头六个月，鱼粉产量增加40%；其总产量将可能回到正常水平。鱼粉价格在2003年增长强劲，预计将有所下降；但特别是来自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有力需求，将使价格保持在对生产国有吸引力的水平。图36显示了德国和荷兰的价格。
图36 德国和荷兰鱼粉和大豆粉价格
区域渔业机构在决策中的作用变化
联合国环发大会前的情况
过去半个世纪，区域渔业机构（RFBs）的作用明显改变 —
该趋势在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UNCED）后随着关键国际文书的通过而得到加强。在20世纪八十年代以前，许多区域渔业机构的权限是研究和咨询，而不是决策和执法。多数区域渔业机构决策的重点是如何最佳地作为渔业管理的论坛，而不是渔业管理机构。
《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激起了对区域渔业机构作用的明确关注。[20]
通过赋予区域渔业机构比原先设想的更大作用，该公约规定了一系列新的行动。区域渔业机构将保留其基本职能，即作为国际合作论坛，研究、分析和数据保存与交换的传播媒介以及根据其权限就渔业管理提供咨询的职能。此外，该公约还预见了新的行动，诸如：
·保护与捕捞种群相关的种群，使其免于灭绝；
·养护200海里外区域的种群；
·就200海里内区域种群的养护向沿海国提供咨询；
·致力于强制性解决争端；
·向沿海国提供关于临近其专属经济区的公海海域渔业活动的所有相关信息；
·沿海国实施适当的最低标准；
·向沿海国提供渠道，使它们通过该渠道履行适当通知其有关养护和管理法规的义务，并提供关于其专属经济区外部界限的信息；
·考虑针对海洋哺乳动物的比其他种类所要求的更为严格的规定。
为回应这些变化，许多区域渔业机构已经在审查或修改其各自的协定或公约。然而，作为促进有效渔业管理的一个机制，《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本身可被视为不充分，体现在以下三个相互关联的因素：
·该公约没有授予区域渔业机构管理权限；
·该公约开辟了许多沿海国重新宣布对海洋空间延伸区域主权权利的纪元，这已经成为许多沿海国最优先的考虑；
·世界渔业资源的一般状况在当时没有引起特别的担忧。结果是，许多区域渔业机构事实上在有效渔业管理方面无法开展活动。
联合国环发大会后
上世纪九十年代，鉴于对渔业资源匮乏的认识不断提高，广泛国际协议中区域渔业机构缺乏管辖权限的问题开始日益引起关注。需要通过区域渔业机构来加强渔业治理成为紧迫的问题；承认要有效地管理，需要明确区域渔业机构的权限范围，以完全符合国际法的方式来管理其公约区域内的渔业资源。在这方面，联合国环发大会后的许多渔业文书受到国际社会采纳；这些文书包括《1995年联合国鱼类种群协定》、《1993年粮农组织遵守协定》和《1995年粮农组织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
按照联合国环发大会后通过的文书所预示的，以及随着公众对公开和透明的要求，强化区域渔业机构在养护和管理方面的作用为其带来对有效决策进程和权限的需求。粮农组织高级渔业专家小组在1998年的报告中提出，“…过去30年是收集区域渔业机构职能信息和获得经验的关键，下一个十年要实施和执行决定以便以负责任方式开发和利用世界渔业资源。”[21]几个月后，1999年2月，粮农组织和非粮农组织区域渔业机构在其第一次为此召开的会议上，“…强调区域渔业机构必须按有利趋势的形式或种群状况以及人类福利来衡量其成功。”[22]
总体上，可以说区域渔业机构正在革新和采取合作行动来实施联合国环发大会后的国际渔业文书，包括恢复衰退的种群、防止进一步衰退以及打击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捞。此外，区域渔业机构在渔业治理方面的作用正在稳定增强，这反映在通过区域渔业机构扩大国家合作义务、近年来建立了许多新的区域渔业机构以及许多区域渔业机构实行了机构和体制改革以满足目前及未来的需要。区域渔业机构已对渔业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主要包括：
·促进确立国家的研究和管理能力；
·改进和强化数据收集、处理和传播；
·处理新问题，诸如非法、不 报告和不 管制捕捞，船队能力管理，支付补贴的影响以及减少兼捕和遗弃；
·通过有关减少捕捞努力量、网具使用、最小捕捞规格、网目限制等管理措施和决议；
·通过登临、检查和执法的规则和程序；
·采取措施实施最新的国际文书。
遗憾的是，评估显示区域渔业机构加强治理并非总是转成有效的渔业管理。区域渔业机构面临的主要限制之一是，成员国方面不愿给予区域渔业机构充分的决策权和责任，而且在某些情况下，无力或不愿实施区域渔业机构作出的决定。
强调决策
《联合国鱼类种群协定》第10条包括各国“同意决策程序以便以及时和有效的方式促进通过养护和管理措施”的义务。[23]在此方面，决策程序没有被限制在投票规则，但涉及到要考虑不同因素。就主要机构而言，这些因素包括：大量行动的明确和及时程序，建议和决定在适当时期内生效，以及对符合适时和有效标准的反对程序的包含；就附属机构而言，这些因素还及时提出建议和提供咨询的程序。
若干区域渔业机构已经在决策目标、职能和方法等方面采取了具体行动（例如美洲间热带金枪鱼委员会，见插文5）。具体领域包括：
插文5
《2003年安提瓜公约》和加强美洲间热带金枪鱼委员会
2003年6月27日，在美洲间热带金枪鱼委员会于安提瓜（危地马拉）召开的第70届会议上，通过了《加强美洲间热带金枪鱼委员会公约》；该委员会由《1949年美利坚合众国与哥斯达黎加共和国之间公约》（“安提瓜公约”）建立，为五年的谈判带来成功的结局。1这些谈判自其开始便不仅对《1949年公约》的缔约方开放，2而且也对在现有公约或修订公约下可能的缔约方或成员开放。3也欢迎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作为观察员参与并做出贡献。
基于“主席案文”方法，谈判进程起初的目的是修改《1949年公约》，以便与《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其他国际文书的规定所反映的国际法原则相协调；其他国际文书诸如：《1992年21世纪议程》、《1993年粮农组织遵守协定》、《1995年粮农组织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和《1995年联合国鱼类种群协定》。4然而，这些文书与《1949年公约》的文字有很大差异，基本上难以保存原文本中内容。
《安提瓜公约》的标题和内容强调了美洲间热带金枪鱼委员会的体制连续性，但新的文书除了填补许多差距和不确定的内容外，还将委员会转为了真正的管理组织。因此，《安提瓜公约》包含的东太平洋区域现在被明确定义。该区域也十分辽阔，因为其东部从加拿大到智利沿海，在北纬50
到南纬50 线之间，西部到西经150
经线，因此环绕法属波利尼西亚的部分海域并延伸到基里巴斯和美国夏威夷的水域。委员会在体制上得到了加强，建立了一个审查实施委员会通过措施的委员会和一个科学咨询委员会。委员会的职能被更新和扩大，以便使其能够执行任务和采取养护和管理措施，“优先考虑金枪鱼和类金枪鱼”。这些任务和措施包括广泛的领域，诸如科学研究、数据收集、允许捕捞量、捕捞能力或努力量、新进入者、属于同一生态系统的种类、废弃和遗弃、网具、配额、预防性办法的应用、《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及其国际行动计划的实施。其决策必须协商一致地通过，而且具有约束力。在决策过程和其他活动中，委员会必须促进透明度。条款中包括争端解决。委员会成员的有关执行、遵守和执法的权利和义务被详细规定，成员的责任在特征方面与船旗国相同。
与谈判进程中特有的开放精神一样，成为《安提瓜公约》缔约方的条件也同样开放，签署后批准或加入，可以是《1949年公约》的缔约方、区域的沿海国（“《公约》区内有海岸线的国家”），也可以是有船捕捞《公约》所辖鱼类种群的国家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此外最富有创新的是，《安提瓜公约》完全使用了《1995年联合国鱼类种群协定》引进的捕捞实体的概念，以便使中国台湾省完全参与美洲间热带金枪鱼委员会的工作。为之一目的，公约在其整个规定中对以下两个类别做了区分：一方面是委员会的“成员”，另一方面是《安提瓜公约》的缔约方。委员会的成员被确定为包括缔约方和表示“坚定地承诺遵守《公约》条款”的“任何捕捞实体”。5
这意味着国家和区域经济组织（比如欧盟）必须同时是缔约方和成员，而捕捞实体只能是成员。还对两个类别中每一类别的具体职责做了明了和确切的规定（例如，第IX条的所有决定由成员通过，但修订《公约》除外，这一规定只对缔约方有效）。
《安提瓜公约》从2003年11月14日在华盛顿开放签字。到2004年5月底，11个国家已经签署，捕捞实体也签署了单独的文件。《安提瓜公约》将在七个《1949年公约》缔约方交存批准、核准、接受或加入时生效。
1
1998年6月美洲间热带金枪鱼委员会通过决议，建立审议《1949年公约》工作组。该工作组从1998年10月到2003年6月召开了11次会议。可在以下网站获得《公约》的全文：http://www.iattc.org/PDFFiles2/Antigua%20Convention&20Jun%202003.pdf；2004年9月登录。
2
所有缔约方参与了谈判进程。谈判期间其数量增加。2003年6月共有13个成员：哥斯达黎加、厄瓜多尔、萨尔瓦多、法国、危地马拉、日本、墨西哥、尼加拉瓜、巴拿马、秘鲁、美国、瓦努阿图和委内瑞拉。
3 加拿大、中国、哥伦比亚和大韩民国，以及将有可能成为委员会成员（但不成为《安提瓜公约》成员）的、以“中华台北”为名的捕捞实体。
4 参见第27和35页的脚注11、13和14所引用的材料；关于《21世纪议程》，参见http://www.un.org/esa/sustdv/documents/agenda21/index.htm；2004年9月登录。
5 缔约方本身受《公约》制约；它们不仅仅要承诺遵守《公约》的规定。
·通过确定新成员参与权的特征或范围的标准，以便促进通过养护和管理措施并鼓励目标的实现；
·通过明确的决策程序，不 仅针对制定文书中通常包括的创始机构，而且针对议事规则中一般详述的附属机构，以确保建议或咨询的及时性和有效性；
·建立反对程序、时限和具体程序；具体程序依区域渔业机构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通过采用具体说明资格、申请程序和出席会议的观察员程序，更加重视透明度；
·关注争端解决的相关领域，特别是预防争端。
然而，重要的是要注意，在缺乏用于自我评价的一致性表现指标（可以想见，该指标可能包括对决策权限和方法的评价）时，就难以在加强决策治理与有效渔业管理之间建立的相关性。决策只是区域渔业机构治理的许多相关要素之一，[24]这一事实使问题进一步复杂。决策的三个要素是政治意愿、法律义务和制度机制。
随着区域渔业机构朝着具有渔业管理职能的机构转变，并努力使这一转变得到联合国环发大会后的国际渔业文书的明确要求，对其提出决策方面的要求也在增多。在区域渔业机构还没有就治理问题做出全面而积极的审议时，当前的十年是联合国环发大会后文书通过之后的巩固期，可以为进一步制定区域渔业机构决策程序提供平台。
水产养殖发展政策与治理
可持续发展
市场作用正在对水产养殖发展发挥着有力影响，特别是对商业和工业化水产养殖的发展。许多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中等收入消费者正日益具有影响力，他们关注自己吃什么以及生产食品的成本是多少，特别是在国际贸易产品方面。主要进口区域和国家已开始确立严格的标准和规定，以确保质量和安全以及减少生产的社会和环境影响。这些标准所涵盖的方面包括：濒危物种贸易，原产地标签注明，可追踪性，保存环节和某些兽药残留的零容许量。2002年，欧盟在发出的食品安全和质量警告的最大类别是鱼品和渔产品（超过25%）。水产养殖产品是兽药残留的特别目标，监测结果导致禁止从几个国家进口。在制定和采用一系列的市场战略方面也取得了显著进展，诸如产品证书、生态标签注明、合乎伦理或公平的贸易以及有机生产
— 目的是改善该部门的公共形象和取得消费者的信任。
在利用提高科技来解决可持续性问题方面也取得了进展 —
预计将来会有更多的进展。例如，通过改善管理方法，已成功地限制了从养殖到野生种群的病原体传播，并可以减少水产养殖生产中兽药的使用。然而，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尚需要对有权使用兽药做出规定。在建立排放标准、改进饲料和饲料效率以及减少养殖场营养物排出方面，也取得了一些进步。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的减少鱼饲料依赖鱼粉的研究还在进行；目前正在测试结果并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正在考虑长期的解决办法，诸如通过遗传工程繁育具有更适当氨基酸和脂肪酸的植物。
水产养殖正在世界的一些地区扩大到外海区域。若干国家在制定适当的外海水产养殖和海洋政策方面甚至先行于实施大规模开发之前；这些政策包括控制外海养殖场污水和固型废物排放的影响和逃逸问题。还开展了示范项目，收集信息以指导政策和开发。未来重要的挑战是以对社会和环境更为负责的方式运行养殖场、对农村发展做出切实贡献并在沿海区域减轻贫困，在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许多大型工业化生产系统正变得更具可持续性，而小型生产以及集约化系统正继续适应着认识和需求的变化。
朝着可持续方法和发展战略转变的工作正在进行，并成为普遍目标。需要通过提供可行环境来吸引对负责任开发的投资和鼓励革新来获得公众的共同支持。许多发展中国家在为负责任水产养殖创造可行环境方面进展缓慢的一些可能原因是：资源不足，水产养殖的重要性与国家发展计划中的其他优先领域相比相对较低，可持续水产养殖发展与改善粮食安全及减轻贫困的努力之间的冲突，以及小型企业遵守规定的成本高。
政策和治理
水产养殖部门持续扩大，具有多样化、集约化和技术进步的特点；在增长率方面依然超过其他动物生产部门。对发展水产养殖的认识和目标的改变可能是推动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水产养殖目前被认为不仅是满足生产者食品需要的活动，也是经济增长和实现不同社会和环境目标的发动机的一部分。在思考从水产养殖发展转到为发展而进行水产养殖时，要通过法律和政策对该部门进行治理。
在过去，发展政策主要注重产量；而近来全球水产养殖治理和政策目标则已转为该领域的供求关系与理想的可持续发展（经济、社会、环境、法律和制度）目标相结合。在供应方面，现在认识到可持续水产养殖发展必须受到综合和有效的法律和行政管理框架的充分规范和保护，以及授予投资者拥有养殖场地和优质水的法律权利的可行公共政策和立法是最优先重点。
水产养殖规定的普遍特征是要求建养殖场许可或许可证的义务。这授予渔民建立和经营水产养殖设施的权利，同时使政府监测水产养殖的可持续环境发展并为此目的为养殖场设立必要运行条件。许多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正在做出努力简化获得许可的程序，特别是在涉及若干个部门时。在发达国家许可通常是强制性的，发展中国家则只在近期引入了要求许可政策，这可能是应对工厂化商业养殖场的出现。
《粮农组织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虽然为自主性的，但正在对水产养殖的治理和政策产生重要影响。若干强制性的国际文书也在国家一级对水产养殖具有影响，特别是在水产养殖产品贸易和活体生物及种质运输方面。例如，国际《生物多样性公约》（CBD）可以限制种质交换和转基因生物运输。[25]此外，《生物多样性公约》工作计划的一部分是评估海水养殖对海洋和沿海生物多样性的影响以及改进将不利影响减少到最低程度的技术。世贸组织拥有许多具有约束力的协议，它们主要定义水生生物交易的最低质量和安全标准并建立需及时申报疾病的清单（《实施卫生与植物检疫措施协定》）。[26]在《世贸组织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问题的协议》中，有关水产养殖的内容包括该协议允许合乎环境要求的技术和生物专利转移的范围。《国际野生动植物濒危物种贸易公约》（CITES）呼吁在进行贸易前，由具有权限的国家部门颁发濒危清单中养殖种类的原产地证书。[27]
在国家一级也正在制定水产养殖政策以刺激发展。许多政府进行了宏观干预，它们将水产养殖指定为其经济议程的优先领域，确定了目标和对象以及建立了实现目标的指导战略。它们还为获得合理信贷、提供财政激励和消除机制限制来提供便利（例如建立有效的水产养殖行政管理架构）（见插文6）。然而，在许多情况下，水产养殖行政管理依然归属多个部门，这往往阻碍进展。在微观或养殖场一级，政府启动了政策干预，诸如为研究供资、提供储备材料和推广及咨询服务以及在某些情况下提供贷款。在幼稚产业的潜在企业家没有能力通过其自己的资产支付初期投资或得到私人资金以及缺乏绝对和竞争优势时，政府往往将此用作在养殖场一级进行干预的正当理由。一旦开始水产养殖，渔民经常发现难以为继，迫使政府通过扩大规模和促进出口政策进行干预，诸如针对难以获得的和/或成本高的基础投入（饲料、苗种和资金）的政策。
插文6
渔业和水产养殖的微观财政
微观财政可被定义为向不能获得传统财政服务的人口阶层提供广泛的财政服务，包括贷款、储蓄和保险。多数微观财政计划一般的目标是促进和保护这些人口阶层的收入和享有权利。更为具体的是，微观财政针对贫困捕捞社区的发展目标是保证捕捞家庭增加收入、平稳消费、建立微型企业、更好地管理危机并提高获得收入的能力，从而减少其经济和社会脆弱性。由于妇女在贫困捕捞家庭中占有重要比例，微观财政也可作为有效工具来协助妇女并使她们在捕捞社区中享有权利。
渔业部门对财政服务的需求是多种多样的，要求不同的产品和服务。微观财政只是为满足这一需求而提供财政服务的连续统一体中的一种手段。以小额贷款为特征，微观财政在满足捕捞产业的投入资本需求方面有其固有的限制。因此，微观财政应当增补而不是替代来自主流财政机构的传统贷款，因为后者依然需要资助大中型投资需求和渔业增长和发展所需的优先领域。
微观财政计划也可以是减轻贫困的有力工具。在捕捞和养鱼社区，减贫的一个重要先决条件是努力参与恢复和养护水生环境以及渔业资源。
微观财政运行的机制基本涉及三个层次：
1. 取得贷款投资微型生意的借用人；
2. 放款和收贷系统；
3. 管理放贷系统的机构或组织。
这些层次的成功运行是以客户纪律（借用人要对其做出的决定负责并与信贷机构达成协议）和机构纪律（信贷机构提供优质、有效和有承诺的产品和服务）这两个双项原则为前提的。
成功的微观财政计划证明了一个核心原则，即穷人是有能力偿还贷款、支付贷款的实际成本并产生节余的。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渔业和水产养殖中的微观财政：守则及个案研究》，U. Tietze和L.V. Villareal著。《粮农组织渔业技术报告》第440号，罗马。
政府还通过市场促进政策、开发新的附加值产品和水产食品安全管理来鼓励水产养殖部门的发展。除了涉及水产养殖用药和饲料的规定外，还发布了关于水产养殖产品加工和包装的特别规定，以便预防健康风险和保护消费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