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的“白色革命”
印度奶业持续而快速的增长促使减缓贫困和改善营养丁作取得了如此显著的成就，故被称之为“白色革命”。印度的奶产量从1980年不到3000万吨上升到2003年8700万吨左右（见图）。目前印度已经名列世界最大奶生产国。虽然人口迅速增长，每人牛奶可供热能从1980年每日不足50千卡上升至200O年的每日80千卡。
牛奶可供量的增加表明了营养状况的显著改善，特别是在印度这样的国家，其许多入为素食者而且其饮食中的动物蛋白主要依赖于奶产品。
牛奶的生产促使了大约8千万至1亿家庭提高了收入。其中绝人多数均是处于社会边缘的小农和无地的劳工，这些小农家庭的土地经常太少，难以养家，而无地劳工则依赖公共的牧场和森林的饲料为生。印度牛奶产量的70％以上是由仅有一头或两头奶牛的家庭生产的。
就平均而言，生产牛奶的收入占农村家庭收入的四份之一左右。但是对于穷人和妇女而言，其重要性远远超过这些，在管理和照料这些产奶动物上这些妇女承担了整个相关工作的90％以卜。在无地家庭中，生产牛奶的收入占整个家庭收入的一半以上，与之相比大规模农户的产奶收入低于20％。
小农户的牛奶生产和印度“白色革命”的关键所在是加强了全国奶业生产合作网络。作为古吉拉特邦阿纳德的地方举措，该合作方式在半个世纪前一开始就十分成功。自1970年以来，在印度政府、阿纳德牛奶联合有限公司、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支持下，通过一个被称为“洪流计划”的三阶段计划，将上还的合作方式推广至印度全国。至2002年，超过1120万个家庭加入了 101万个村庄奶业合作社（见图）。
伴随牛奶生产和收入的增长，奶制品在印度人饮食中的重要性增加了。从 1970年到 2000年，农村地区用于牛奶和奶制品上的开支占食物消费总支出的比例从10％提高到15％。
虽然“洪流计划”计划已经结束，但是预期印度奶业的产量到2020年将增长两倍。随着政府有关政策的实施，如推动农村信贷发展以及提供基本的支持服务以促进农村贫困家庭的牛奶生产，白色革命将在印度减轻贫困和饥饿的工作中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食物权得到支持
经过一年多的工作，预计政府间工作组将会及时地完成一一套关于逐步实现获得足够食物权利的自愿准则，以提交给将于2004年9月召开的粮农组织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会议。在各国实现食物权的进程中，该准则可作为一个实用工具使用。
与此同时，许多国家业已采取措施将食物权从原则声明转化为强制实施的权利。
在这方面南非是取得进展最快的国家。食物权被载入于1996年通过的消除种族隔离后的宪法，其中规定国家有义务确保每个人都能够始终获得足够的食物。南非政府还采取了进一步的行动，以国家粮食安全法草案的形式，起草全面的食物问题法规，以阐述和履行该项义务。最近，印度和乌干达都已将食物权从指导性原则提升为法律上“无可非议”的权利。
在印度，非政府组织成功地对侵害食物权的事例提出了诉讼。例如，人民公民自由联盟提出，一些地方的 公共食物分配系统运转不灵，没有努力防止饥饿造成的死亡。尽管最高法院尚未对此案进行最终裁决，但是其发出了“临时命令”，要求政府在所有小学提供午餐，每月为1500万赤贫家庭每户提供35公斤粮食，并将印度最大的农村就业计划的资金增加一倍。
司法程序可能缓慢且费用高昂。在一些国家，类似的司法机制正在被用来要求获得食物权。例如在巴西，“为保护公共或社会遗产，环境以及其它分散和集体的利益”，国家检察院公诉人可对任何个人或实体，包括政府机构提起民事诉讼。自从1988年宪法扩大了这些“公共民事诉讼”的范围以来，公诉人日趋增加该权力的使用，用以要求诸如食物权等有关权利，这些权利可源自“教育、健康、工作、休闲、安全、社会福利、孕妇保护以及儿童”等宪法权利。事实上，一项有关公诉人意见的调查表明，国家检察院认为在扩大和巩固这些“分散和集体权利”方面，国家检察院的作用可超过其它任何的公共机构或部广］（见图）。
反饥饿工作组推动相关的行动
《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以及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们在世界粮食首脑会议通过的《罗马宣言》均保证要在2015年以前将饥饿人口减少一半。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项目建立了一个特设“反饥饿工作组”，以促进立即采取行动努力实现该目标。特设工作组的专家来自范围广泛的公共和私营机构，其领域包括营养、农业、环境可持续能力、研究、能力建设、商业以及通信。
该特设工作组开展了相关研究，以便更准确地确定饥饿人群及其所在地。他们使用厂一套地图来突出标示世界范围内的“饥饿热点”，并用以界定普遍的饥饿类型。根据所获得的信息，该工作组认为全世界饥饿人口的半数左右存在于小农户农业社区，另外的20％为农村无地农工，约10％生活在以放牧、捕鱼或森林资源为生的社区中。剩下的20％饥饿人口生洁在城市之中（见图）。
在这些社区中，一些最脆弱的群体，包括五岁以下的儿童、育龄妇女与婴儿母亲、病人以及体弱者受到饥饿危害的比例异常之高。工作组呼吁立即启动有充足资金保障的计划，以改善围产期妇女健康和营养服务，并为贫困人群提供食物。他们还强调：需要恢复并增加对小农农作的支持，特别要注重改善土壤肥力，水资源管理，改良种子以及全面恢复和改进推广体系。将资金投入到贫穷民众以及使他们摆脱贫穷与饥饿恶性循环所需要的基础设施与服务之上，这是反饥饿特设工作组所有建议的重点所在。继早期在非洲一些国家中采取了行动之后，工作组拟提出所需要投资的具体数额，呼吁联合国及其成员国提供必需的经费。
2003年，有4500多万人受到21次 最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的影响。这些危机人多均已持续广许多年，通常是由武装冲突所致，并受到十旱、洪水以及艾滋病流行的影响而加剧（见地图）。长期危机迫使人们背并离乡，破坏了他们的生计基础，也侵蚀了家庭、社区和国家的社会结构，因而中断了粮食牛产并破坏了粮食安全。
然而，面对这样的灾难，农民和社区往往显示出非凡的恢复能力。例如，在安哥拉持续厂近三十年的内战快结束时，一个关于农业恢复和发展方案的全面审议报告指出，在许多地区，传统的村庄公共机构仍基本完整无缺地被保留厂来，并在土地分配和小规模灌溉系统的管理上显示出持续能力。案例研究发现，在斯里兰卡个饱受战乱摧残的地区，有一个泰米尔村庄的农民曾被迫放弃传统的低洼地水稻生产。但是，他们通过在邻近的山坡卜种植雨育作物以及从事雇佣劳动，成功地赚取了相当数量的现金。有关遭受破坏和恢复能力的类似证据在其它国家的报告中也曾提及，这些国家均遭受了战争、自然灾害以及艾滋病病毒／艾滋病的蹂躏。
近年来，人们逐渐认识到，对旷日持久和长期危机的反应不应仅局限于在人道主义状况恶化之时一再筹集紧急援助。如果能将救济和恢复的工作建立分恢复若能力建设的基础之上，而非全部依赖于注入外部投入、技术及公共机构，则救济和恢复工作将更加有效。
恢复能力、救济及恢复活动
一些研究业已确认了农作系统和社区恢复能力的若干个关键因素。在其基础上实施的紧急救援与恢复计划均取得了而著的成功：
加强多样性：当粮食生产和社会公共机构遭到破坏时，种植各种各样的作物，饲养牲畜并从事其它食物生产和收入活动的社区通常叫以自我调整并且生存下来。例如，在常遭受干旱的苏丹西部，人们习惯于将大部分上地用于作物种植，仅将一小部分土地用于家畜放牧。在日趋频繁发生的干旱毁火了作物的年份中，来自畜群的食物和收入有助于他们生存。为加强其应付频发且旷日持久危机的能力，实施一项基于这种多样性基础上的项目，鼓励从种植作物到放牧的重要转变。在该项目结束时，用于家畜放牧的土地从不足30％提高到80％以上（见卜页图）。土地使用的转变还伴随着范围广泛的其它活动，包括牧场恢复，信贷体系的改善以及兽医服务的改进，所有这些活动促进了更大的多样性，提高了恢复能力并且增强了粮食安全。
扶持地方公共机构：在长期危机中，政府和市场机构常常崩溃瓦解，迫使社区不得不自谋生路。其谋生能力的关键通常取决于传统的救助网络和社区的实力与适应性。地方种子市场能够促进危机期间的恢复能力和危机后的恢复，己被公认为能够应对危机的体系。从事紧急救济的机构发现，向灾民提供可在地方种子市场兑换的购货卷，通常要比分发在贸易市场上购买的种子更加有效。在选择适合当地条件的作物种类以及品种力面，种子市场使农民有了更大的余地。例如，在五个非洲东部国家中由“天主教救济服务”组织的种子市集上，平均有七种不同的作物以及每种作物的大约10个品种，农民可以用其购货卷进行交换。此外，由于项目经费未被直接用于种子，故65－80％的钱留在了社区中，并且其中大部分到了妇女手中。在肯尼亚、苏丹及乌干达的市集上，半数以上出售种子者皆为妇女，而在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女性售卖者超过80％。
促进适应性与建立当地知识：传统的机构和知以通常是恢复能力的基础。但是，各种危机状况可能带来的空前挑战，其需要创造性的反应。作为加强当地知识和提高农民适应性与重组能力的方式之一，一些项目成功地采用了农民田问学校（FFS）。例如，在津巴布韦的一个项目上，运用由当地农民管理的参与式课堂，教导患艾兹病的寡妇们如何生产有机棉花。传统上，棉花被认为是“男人的作物”，而且这些妇女中大多无力负担种植种传统棉花所需的高额投入。种植有机棉花大幅度降低了资金投入与劳动力需要。尽管其平均产量低于常规棉花，但是由于平均每公顷节省了48美元的杀虫剂费用，使得这此妇女获得了相当高的利润（见图）。
十年内战使得塞拉利昂的农村经济受到严重破坏。在其重建农村经济以及实现在2007年消除饥饿的国家目录中，恢复能力的基本内容成为重的结构问菲。例如，当战争期间粮食可供量急剧下降时，农民再次依赖需要投入较少日不依赖外地市场的作物。木薯和其它块茎类作物产量迅速上升（见图）。在重建活动中，着重致力于保持这种多样性并促进木薯生产，这已被视为眼前发展以及建立未来恢复能力的关键措施。
重建努力也利用了当地知识，并请传统乡村工作组帮助确定、繁殖以及分发有希望的当地品种种子。作为激发创新及培养参与性的社区机构的一种方式，农民田间学校正在被推广到这个国家的每一个农村家庭。
日渐积累的大量经验证实下列工＿作的重要性，即在危机爆发以前强化社会和粮食系统的恢复能力，并将恢复能力变为应对长期危机的各种反应能力，这些工作的基础包括：
在全世界8.52亿长期营养不足 人口中，绝大多数生活在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地区。同样地，八亿六千万成年文盲（多数为妇女）以及一亿三千万失学儿童（主要为女孩）中，大多也位于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地区。饥饿、文盲以及缺乏学校教育影响许多相同地区和人口，这并非偶然。这也不仅仅是反映～个事实，即饥饿和缺乏教育是极度贫困的个同侧面。饥饿、营养不良和粮食不女全逐渐消蚀了人们的认知能力，降低了入学率。反之，文盲和缺乏教育又降低了获取收入的能力，直接导致了饥饿与贫困。
在农村地区，妇女和女孩入学和识字率特别低(见图）。在有数据可查的50个发展中国家，农村女孩平均小学入学率仅为58％，而农村男孩入学率为63％，城市儿童高于75％。其结果是，发展中国家三分之二左右的义盲为妇女，而且在农村地区性别差异非常大。
饥饿和营养不良使得儿童无法上学，即使上学其学习能力的发展受到阻碍。巴基斯坦农村的一项研究表明：在营养方面相对较小的改善即可提高儿童入学的可能性，男孩入学率提高4％，而女孩提高19％。出生体重不足，蛋白质能量营养不良，缺铁性贫血及碘缺乏症都与认知缺陷相关，这降低了儿童的学习能力。例如，估计世界范围内有16亿人受到碘缺乏症的影响，该病使得人口中智商平均下降13.5点。
缺乏教育降低了生产力和创收能力，增大了对饥饿与极度贫困的易受害性。研究表明，平均而言，一个接受过四年初级教育的农民与未受教育的农民相比，生产率平均要高出8.7个百分点。若能辅之投入补充，如肥料、新种子或耕作机械，生产率提高值可达到13个百分点。
改善教育以培育身心
改善教育可以成为减少饥饿和营养不良的最有效的方法之一。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特别是女性教育程度的提高，营养不良的比例下降。在农村妇女中，受教育比例较高也与提高女孩小学入学率和降低营养不良比例存在相关（见图）。
教育也是抵御艾滋病的前沿阵地。近期在乌干达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与那些很少或者没有接受学校教育的人相比，完成了小学教育的人感染艾滋病的可能性仅为其一半，而完成了中学教育的人可能性仅为其15％。
印度的喀拉拉邦经常被作为在教育与营养上投资从而获益的良性循环的最佳例子。独立后不久，喀拉拉邦各届政府均将教育为头等大事，并尤为关注农村地区的女孩和妇女的教育。
该投资获得了回报。尽管喀拉拉邦并不比其它邦富裕，但是其在妇女教育和入学率方面名列首位，远远领先于其它各邦。喀拉拉邦值得自豪的还有儿童营养不良比例最低，婴儿死亡率仅为全国平均值的五分之一（见图）。
许多同家都认识到了农村人口教育的重要性，并采取了有关政策使教育更易普及和发挥作用。例如，在哥伦比亚，几乎一半的农村学校采用了新学校模式。这些学校强调参与式学习，所采用的课程将国家的核心内容与地方模式相结合，这些模式的内容与农村民众的文化和需求有关。社区和学生家长积极地参与到学校事务中。其学生辍学率远远低于传统学校，而且三年级学生的西班牙语和数学成绩显著高于传统学校的学生。
印度中央邦曾保证在九十天内要为所有提供场地并聘用一名合格教师的农村社区建设一座小学教学楼。现今，这个邦的所有小学适龄儿童都在学校就读。
目标同时针对教育缺乏和营养不良的计划，在若干个国家中均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在孟加拉国的粮食促进教育计划中，如果农民家庭将其子女送入学校而非让他们去工作，这些家庭就可以得到粮食。八年后，由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进行的评估表明，该计划在教育种营养两方面都取得了进展。小学入学率提高，特别是女孩，而逃学和辍学的比例下降。在参加该计划的家庭中，卡路里和蛋白质的消费量显著上升。
墨西哥的“教育、健康和营养方案”（PROGRESA）为260万个贫困的农村家庭提供了现金，其条件是这些家庭将子女送入学校。该计划对年龄较大的儿童和女孩更为有利，因为他们更可能在中学阶段之前辍学。该计划还为参与项目的家庭中的婴、幼儿提供补充营养。
在计划实施的头三年后，小学升初中的关键过渡年份中，女孩和男孩的入学率分别提高了20％和10％。更长时间内的影响模拟试验表明，儿童平均将多完成学校0.6个年级的学习，其中进入某些中学年级的孩子增加19％（见图）。
稻米是世界粮食安全的核心。
稻米是全世界约一半人口摄取热能的主要来源，同时也是亚洲、拉丁美美洲和非洲34个国家（见地图）最重要的主食。在业洲若干个国家中，人们依靠稻米获得饮食中三分之二以上的卡路里以及60％的蛋白质。
估计约20亿人的就业和收入也主要依赖稻谷的种植和加工。全世界90%左右的稻谷是由发展中国家的小现模农户生产和消费的。在亚洲许多最贫穷的国家，60％的耕地用来种植稻谷，人口中最贫困的群体将其收入的20－40％用于购买稻米。
单产提高，价格下跌
在去的四十年中，技术的进步和政策的变革促进广稻谷产量迅速增长以及价格的急剧下降。绿色革命期间引进的高产品种有力地推动了稻谷生产。1961年至1990年，全球韬谷产量增加了一倍多，从两亿一千六百万吨上升到五亿一千八百万吨。单产从每公顷低于1900公斤提高到每公顷3500公斤以上。稻米的实际价格降低了50％以上（见图）。
在以稻米为主要主食的国家中，相米可供量和购买能力的增加为饥饿人口数量的迅速下降作出了贡献。在亚洲，年入均稻米消费量增加了20公斤以上，营养不足人口比例由近40％下降到16％。
变化中的消费模式
在过去的四十年间，不同地区的稻米消费模式逐渐发展并趋同一致。在亚洲，数百年来稻米是饮食的主要成分，在二十世纪六十和七十年代入均稻米消费量快速增长。自那以后，由于其它食物的消费量增加，稻米的消费量相应降低了。另一方向，在非洲、近东、拉丁美洲及加勒比的部分地区，稻米的消费总量以及占卡路里总摄入量的比例均显著增加（见图）。稻术是非洲目前增长最为迅速的食物来源。
应对挑战
国际水稻研究所估计，至2025年，依靠稻术作为主要食物来源的人口将增加40％以上，从27亿增加到39亿。为满足这种需求，必须对政府政策和农业规范进行调整，以支持水稻生产的可持续增长。
各国政府必须调整农业和贸易政策，以便将价格维持在贫困消费者可承受的水平上并使小农户有利可图。例如，在印度尼西亚，国家后勤服务局（Bulog）确定了一个最低的保护价格，按此价格从农民手中购买稻谷，并通过一个确定受益对象的社会安全网络计划，向贫困家庭分发了200多万吨带补贴的稻米。
西部非洲的一些国家政府已经采取了提高产量的措施。近十年来，马里的水稻产量增长迅速。价格自由化鼓励厂农民和商人进行投资和扩大生产，而村一级小加工厂的增多大人降低了加工成本。此外，政府加强了在基础设施方面的公共投资。现在，马里为拥有大面积的适合于灌溉水稻生产的土地而自豪。该国目标是在2010年前将水稻总产量从73．5万吨提高到450八吨，从而使其成为“萨赫勒地带的稻米仓”。
缩小产量差距
由于用来扩大水稻生产的土地有限，满足增加的需求将依赖于缩小“产量差距”，即在研究实验站示范的产量与农民田间获得的产量之间的差距。据粮农组织估计，如果要在不提高价格的情况下满足需求，需要将产量每年增加一个白分点。
杂交水稻品种已被证明是提高产量的途径之一。杂交水稻品种的产量一般甚至比最好的常现高产品种约高15－20％。自从1974年成功培育出第一个杂交水稻，尽管中国的水稻种植面积减少了近四分之一，但是水稻产量却增长了近50％。
水稻育种厂的突破也使西部非洲的水稻生产取得了很大成就。西部非洲水稻发展协会将非洲硬粒水稻品种与从亚洲进口的高产的品种杂交取得了成功，培育出了现在被称为NERICA（非洲新水稻）的品种。在高地和雨育低洼地上，仅需增加极少量的肥料，这此新品种的产量增长幅度最高可达到150％。尼日利亚已经将NERICA的推广应用作为增产的关键手段，以期将产量从2000－2002年的平均300万吨提高到2007年的约1500万吨。
提高小农能力
技术进步可大幅度提高单产，政府政策有助于创造一个对稻谷生产和销售有利的环境。但要在改善粮食安全状况方面获得长期的成功，则有赖于提高成百上千力小农的能力，使他们从这些成就中获益并且提高水稻产量，这是可持续性多样化的农业生产体系的组成部分。
在促进小农参与并提高小农能力方面，采用农民田间学校（FFS己经被证明是成功的方法之一。在1990－2000年间，亚洲有200多万稻农参加厂农民田间学校。他们学习了如何减少杀虫剂的使用，如何更好和可持续地使用肥料和水。他们的课程促进了成本的下降与产量及收益的提高（见图）。
例如，在斯里兰卡，参加农民田间学校的农民在减少了杀虫剂用量80％以上的情况下，产量却提高了20％以上。由于节约了大量的杀虫剂费用并提高了产量，他们从水稻生产上获得的收入翻了一番以上。
实现世界粮食首脑会议目标的时间越来越逼近了。前进的道路依旧漫长。现在必须加快速度，开始采取积极的行动来完成我们已知能够和必须完成的任务。
虽然所取得的进展与目标相距甚远，但世界粮食首脑会议目标是可以达到的，而且花钱不多。我们有充分的证据证明，采用双轨战略来消除极端贫困和饥饿的根源和结果，我们可以取得快速进展（见图解）。双轨措施之一包括许多于预措施，即通过增加穷人的生产性活动来增加他们的粮食可供应量及收入。双轨措施之二是以实施确定受益对象的计划，使得最贫困的家庭能立即直接地获得粮食。
为了实现世界粮食首脑会议目标，我们现在就必须把双轨战略转化成人规模的行动计划，并使饥饿普遍存在且资源极为有限的国家能够实施这样的计划。
这就是说，今后十年中，我们必须在双轨框架下将优先重点置于能对成百上千万易受害人的粮食安全产生最直接作用的行动上。在资源匮乏的地方，我们必须重视低成本方法，让小农能够通过增加其家庭和社区的粮食消费来提高他们的生产。同时，我们必须尽快地扩大受益对象明确的安全网。
提高穷人的生产力，改善他们的营养和生计
世界上绝大部分饥饿人口生活在农村地区，其收入和食物均依赖于农业。对大多数小农来说，即使产量稍有增加而且能把它们用于改善膳食，均能对减缓农村饥饿贫困产生很大的影响。
小农生产力的提高具有波浪效应，其益处可波及到整个贫困的农村社区。当小农有了较多可花之钱时，他们往往是将钱就地用于购买劳动密集型产品和农村非农部门的服务上，从而增加了整个农村人口的收入，包括无地的劳动者收入。在多数国家，无地的劳动者在饥饿和穷人当中占很大比例。
加强安全网和转让计划
由于减缓饥饿的需求十分紧迫而且时间短促，最快捷的方法往往就是对贫穷家庭提供直接援助，确保他们餐桌上有食物。为了在减缓饥饿方面取得持久的巨大进步，我们必须扩大安全网和现金补贴计划，确保其受益对象为最容易受害的群体，包括孕妇和哺乳母亲、婴儿和小孩、学校儿童、城市失业青年和老年人，残疾人和病人，包括携带艾滋病病毒／艾滋病的患者。
安全网的编织也可以有助于发展目标的实现。食品库和学校供膳计划的设计往往叮以通过购买当地小农生产的粮食来提高农村易受害社区收入，加强粮食安全和促进其发展。同样，向参加教育和培训的人提供粮食的计划可以改善他们的营养状况和就业前景。
加强农村社区的能力
农村社区本身往往最善于找出当地长期饥饿的根源，也最善于确定有益于绝大多数社区成员而且最少依靠外部资源的解决办法。
经验表明，农民实地学校和类似的成人教育和加强社区能力的方法均有助于农民增加生产和提高社会安全网的针对性。
塞拉利昂在开展以社区为基础，以社区来推动五年内根除饥饿的活动中，已把农民实地学校作为一个关键内容。到2006年9月，在全国45万农民中有20多万农民有望进入以粮食安全为主题的自助农民实地学校（见图）。
增加资金和承诺
在增加对可持续农业和农村发展的长期投资的同时，旨在实现世界粮食首脑会议目标而扩大的直接行动也需要增加资源和政治承诺。欣慰的是，若干国家已在率先动员政治意愿和敦促建立创新的筹资机制。
巴西路易斯·依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总统称饥饿是“所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中威力最大的武器”，他建议对国际武器贸易和在“财政天堂”开展的某些金融交易予以征税。智利、法国和西班牙总统及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加入了卢拉总统的行列，组成了“反饥饿五重唱”，他们正在考虑各种可行的筹资机制。
联合王国也提出了一个类似机制一国际财政基金（IFF），提供旨在“‘前期供资’援助，以有助于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国际财政基金可以利用由捐助国的长期承诺作支撑的债券，在2015年前每年向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提供500亿美元的发展援助（见图表）。
2004年9月20日，100多个国家参加了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召开的为期一天的“有关饥饿问题的世界首脑会议”。会议结束时，他们批准了一项运动，即每年再筹集500亿美元用于反饥饿，并宣称：“最大的耻辱不是饥饿的存在，而是我们有办法根除它时它却依旧存在。现在是该采取行动的时候了”。
“消除饥饿刻不容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