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生物技术能否使发展中国家减少饥饿并增加食物安全？
总的来说，在生物技术（特别是转基因食品）的公众争论中，不同团体对于生物技术能不能帮助减少饥饿并在发展中国家提高食物安全有着不同的看法。这个会议的目的是对此话题进行更细致更综合的讨论。本文的目的是提供关于该题目简要的背景材料以及一些在会议中应该讨论的内容。
1999年10月联合国粮农组织出版的第一版《世界食物不安全现状》，提供了关于世界饥饿状况的最新资料（可以上网www.fao.org/NEWS/1999/991004-e.htm查询）。据估计，1995年～1997年间，发展中国家大约有7.9亿营养不足的人（发达国家有3
400万人），他们的食物摄入量不足以满足基本的能量需要。大部分（5.24亿人）是在亚洲，其中印度和中国各有2.04亿人和1.64亿人，而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有1.8亿营养不足的人。
该报告也探讨了一些国家从1980年到1996年以来营养不良人群组成的变化，试图理解这些变化的决定因素。分析表明，就如其他报告也曾经做过的，很多不同的人口学因素（比如人口数量的变化或城市化程度）、环境因素（比如土地退化）、经济因素（比如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化）、社会因素（比如道路建设、识字率）和政治因素（比如战争、经济制裁）等都会影响特定人群对贫穷和饥饿的脆弱程度。
全球目前是60亿人口，并且增长迅速。到2020年，预计是75亿人～80亿人。从哪里得到食物来养活多出来的人口？只用“传统的”的办法进行作物、动物和鱼类生产，可以吗？要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由于过度放牧、耕作手段落后和森林砍伐，目前用来生产食物的很多土地都在退化。为了达到平衡，人们也许应该问是否还有很多额外的土地能用于食物生产。非洲和南美洲还有一些余地来扩大食物生产用地，尽管也许要以森林和野生生物为代价。对于亚洲来说，能用于扩大耕地的余地很少。在这种情况下，还有可能为增加的数十亿人口提供足够的食物、而不在植物、动物和渔业生产中使用生物技术吗？如果我们要成功地迎接世界人口增长带来的挑战，生物技术是不可缺少的吗？
然而，饥饿问题是复杂的，并不是只决定于食物生产的数量。现阶段，全球食物生产足够养活所有地球居民，但是大约仍有15%的人口营养不良。资源和食物分配不匀对世界饥饿问题的威胁是不是比纯粹的粮食产量问题的威胁还要大？生物技术可能提高食物生产的数量，但它能影响得到食物的机会不均这一关键问题吗？有没有可能我们最后达到的是这样一种状况，即在生物技术的帮助下，全球性粮食产量增长但饥饿人们的数量和比例也增长？
联合国粮农组织最近出版的《2000年世界食物和农业现状》一书中，Mazoyer教授的评论也许是很贴切的。他写道，“现代化50年之后，今天世界农业的生产量已经大大超出足够养活60亿人口的量。单是谷物生产，大约是20亿吨或330公斤/人/年，相当于3
600卡/人/天，如果这些谷物分配得当的话，能在很大程度上满足整个人口的能量需求。然而，不同国家食物供给的差别很大，发达国家超过600公斤/人/年，而且大部分用于动物饲料，而较贫困的国家则不到200公斤/人/年。此外，在每个国家内，得到食物或生产食品的方法在各个家庭之间是很不均衡的。因此，在许多国家中，很大部分的人口没有足够的食物吃。8.3亿长期营养不良的人群中，大部分是穷苦农民。因此，世界食物安全，基本上不是一个短期的技术、环境或者人口问题：它首先是，并且最主要是这样一个问题，即世界上最贫困的农民总体上缺乏足够的生产手段而不能满足他们自己的食物需求。这也是一个其他贫穷的农村或城市的消费者购买力不足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非农民的贫困问题也是农村贫困和离土移民的产物。”
另一个可以在会上讨论的问题是农业生物技术最初是为发达国家的农民服务的私人产业推动发展的。因此到目前为止，绝大多数产品不是针对发展中国家的贫苦农民开发的。生物技术提高食物生产的效率和质量很有潜力，但它是不是会成为加剧世界不平等的工具呢？如果贸易壁垒进一步减少，通过WTO这样的组织，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出口食物变得更容易、更普遍，生物技术是不是有可能使这种贸易更赚钱，因此而造成或提高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食物的依赖呢？
这个会议上还应该讨论个别的生物技术是否具有特别高（或者低）的潜力能减少发展中国家的饥饿并增加食物安全，是否在特定的农业或/和食物有关的领域（作物、林业、动物或渔业）内或在发展中世界的特定地区内应用生物技术能对发展中国家的饥饿和食物安全起到较大（或较低）的作用。
对于那些希望能了解现在上述4个方面内有什么生物技术的人，前4个会议的背景材料可能有用。在作物方面，简要地描述了转基因、微繁殖和基于分子标记的生物技术。对于林业方面，简要描述了转基因、无性繁殖或分子标记的生物技术。对于家畜方面，描述了繁殖生物技术（胚胎移植、克隆等）和以DNA为基础的动物健康、动物营养和生长、动物遗传和育种等生物技术。在渔业方面，提供了分子标记生物技术、染色体多倍化、性别转换、建立单性鱼群、杂交、选择育种、雄性鱼卵冷冻、转基因和以DNA为基础的鱼类健康生物技术的简要描述。
前4个会议，分别涉及作物、林业、畜牧和渔业问题。这是第一个不单是为农业或食物领域召开的会议。从注册的人数和张贴信息的数量看出，大家对会议主题的兴趣很高。参与水平是这6个会议中最高的，18%的注册者至少发了1条信息。
选择该会议主题的主要原因是想对前面会议（尤其是作物方面会议）谈论过的诸多因素中的一个进行更深层次的讨论，看看对农业生物技术适用性的影响，即它们在提高发展中国家食物安全、减少贫困中的潜在作用。关于生物技术的讨论中某些方面的观点出现了两极化。其中最激烈的争论之一是关于生物技术，尤其是转基因作物，对发展中国家的食物安全和贫困是否具有潜在的价值。有两种相反的观点，一个观点是说生物技术有很大的潜力，世界人口持续增长（大部分增长是在发展中国家），而生物技术能使人类提高食物供给养活世界新增人口。持相反观点的则说，生物技术主要掌握在私人产业手中，私人产业必须赚钱而对世界上的穷人不感兴趣，但仍利用各种市场机会来促进生物技术的应用。
在会上，当讨论农业生物技术的特殊应用时，与会者往往集中在作物方面。这甚至导致有些人（例如Steane，5/12；Jeggo，12/12；Donkin
13/12）认为畜牧方面被错误地忽略了。很遗憾，生物技术对渔业或林业的影响也没有讨论。尽管现有的生物技术的范围是相当广的，
但大部分把重点放在一种生物技术：转基因上。特别是对一个转基因品种，即所谓的“金稻”，讨论得很多，这种水稻被导入了3种外源基因，能产生维生素A原。
在很多具体的争论点上，不同群体的意见有很大的不同，而且对这种不同往往有社会政治尺度。例如，Fenning
(15/12(1))提到以“教条和尖锐的论调”张贴出的信息，说会议受到“无用的政治性高调”的侵袭。然而一旦确定了会议的主题，大概就不可能期望忽略对政策和道德的关注，正如Ashton
(12/12)说到的，“这种争论不能分成科学的和政治的两个方面，两者不能截然分开”。
人们对生物技术在食物安全和饥饿方面的作用或影响的理解常常取决于他们对食物安全如何能得到保证和饥饿如何能最大程度地减少的观察。例如，Robert
(22/11)认为，关于解决发展中国家的食物安全问题的方法有两种主要的观点。第一种解决方案是大众得到土地、保存农业多样性、以生态为基础的土地管理，而第二种是提高发展中国家的出口水平，使他们的购买力增加，保证他们的食物安全。他认为相信第一种观点的人们会把生物技术排在较低的位置，而那些持第二种观点的人将支持使用生物技术来增加出口和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
在会议持续的六个半星期内，很多话题都讨论到了。另外，有些与会者还在他们的信息中提供了公布在互联网上的参考资料，使其他人（上网后）能进一步讨论这些话题。很多与此论题直接或间接相关的信息，都在网上免费提供。
本文的7.2.1部分，试图把讨论的主要因素归结到几个主要议题下。纳入了张贴信息的 材料，包括参加人的姓氏和张贴信息的日期（日/月，2000年）。在www.fao.org/biotech/logs/
c5logs.htm上可浏览这些信息。在很少的几个情况下，有的人一天内张贴了不只一条信息，这能通过他们张贴的时间顺序来区分（例如：Rosset,
10/11(1)是指Peter Rosset在11月10日贴出的第一条信息）。7.2.2部分给出了被引用信息的人的姓名及其所在国家。
7.2.1 在会上的讨论
和会议主题相适应，参加人员在整个会议期间非常关注造成发展中国家的饥饿和食物不安全问题的原因，以及利用生物技术来解决这些问题的潜在影响和相对的重要程度。
7.2.1.1 造成发展中国家饥饿和食物安全问题的原因
与会者普遍认为饥饿和食物安全问题是个复杂的问题，造成的原因（和可能的解决办法）有经济的、社会的和政治的，还有技术方面的(如Fenning, 6/11;
Greyling, 20/11; Glover, 21/11)。看起来，与会者对不同因果关系所给予的相对重要程度也是不同的。
Rusch
(8/11)对食物安全做了详细的描述，说“食物安全（在和平年代）是一个社会满足其食物需要的能力。可以通过社会内部自己生产食物来满足，或者从这个社会以外的地区购买食物来满足”。然后他说在一个社会内部是否有生产食物的能力“取决于生产技能的水平和
自然资源。如果其中一项或两者都不够，如果社会又买不到食物，食物安全性就可能很低。”
Rosset
(9/11)认为，发展中国家落后的生产效率、饥饿和贫困的根本原因，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组织结构上的实质上与政策相关的原因，而不是由于遗传资源的限制，这是可以通过生物技术来缓解的。Koudand
(9/11)支持这个观点，强调土壤和水分管理的重要性。然而 Immonen
(23/11)提醒我们，在即将来临的10年中，可能非常需要通过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来生产更多的食物。
Hongladarom (13/11)强调了饥饿总是和其他问题联系在一起的这一事实，尤其是和贫困联系在一起，要解决饥饿问题，必须减少贫困。Madalena
(5/12)的观点也是这样的，即“饥饿是由于人们没有钱来购买食物”。Carvalho
(3/11)通过描绘饥饿的城市居民，很好地支持了这个论点，面对着超市里琳琅满目的食品，却没有钱购买。
Fakir (11/12)强调了社会政治原因，他说食物安全不是关于好的技术、产量更高的问题，
而“从根本上是现有社会不平等状况的反映和象征”，并且食物安全真正面对的是那些民主、国家经济结构和土地权利等问题(Fakir,
21/11)。资源/食物分配不均匀而造成的潜在影响也在会议的背景资料里讨论了，Napier
(18/12)也强调了这方面，他坚持说世界性饥饿是由于食物分配问题而不是食物生产问题。
Muir
(14/12和15/12)认为，应该从一个更广的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食物安全是由环境所能承担的人口来决定的，即环境能承担的人口有其生态学和物理学极限，这最终限制了人口的膨胀。人口增长因此是中心问题，如果它持续增长的话，即使自然资源均匀分配，最终也会达到极限。Fenning,
15/12(1)支持这种观点并且说，有的人也许已经遭受到这种限制带来的不幸了。
7.2.1.2 生物技术如何能减少发展中国家的饥饿问题并提高食物安全
总的来说，当与会者提出生物技术能为减少发展中国家的食物不安全和饥饿做出贡献时，他们表现得更谨慎并且仔细斟酌他们的言论，没有忽略还有许多挑战需要克服。例如，Frey
(6/12)列出可以提高发展中国家作物产量及疾病诊断的某些植物生物技术，但加上了“显然，生物技术不能解决发展中世界所有的问题，它只是现代农业中又一个工具而已”。Johanson
(11/12)，在推动生物科技工作者解决发展中国家农业面临的严重技术问题的同时，保证她知道负责任的科学家是不会天真地或自大地说生物技术能独自解决饥饿和贫困问题。
与会者描绘了生物技术的很多潜在优点，它可以用于发展中国家农业很多领域中，比如家畜（Donkin, 13/12），农产品储存(Olutogun,
11/12)，保持现有作物产量而减少肥料、除草 剂和杀虫剂的投入(Fenning, 6/12)或者用于植物保护(Giga, 29/11)。Steane
(5/12)强调生物技术的潜力并主张一致采取遏制饥饿和贫困的行动，他说“我们大家都有责任努力以任何可能的方式在可持续发展的范围内确保食物短缺和贫困能得到缓解——这个挑战不是生物技术是否能做到而是我们是否有足够的智慧让它做到”。
在更广的、国家的经济水平上，Robert
(22/11)指出许多政治家，包括发达国家的和发展中国家的，都相信生物技术能通过提高发展中国家用于出口的农业产出，使他们的外汇收入增加，而对发展中国家的食物安全作出贡献。
同样在此更广的水平上，还有一个关于如何在发达国家使用生物技术而减少发展中国家的饥饿问题的小小的讨论（注意，除这个问题外，会上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发展中国家而不是发达国家应用生物技术可能产生的效果上）。Bharathan
(13/11)在其信息中谈到以下论点：未来人口的增加可能主要在发展中国家，利用发达国家的生物技术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以跟上其人口数目的增长并养活发展中世界“新的饥饿”人群，可能是必需的。然而，她认为，这个论点是有漏洞的，因为这么做可以增加并巩固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食物出口，
但并不保证食物安全。Hongladarom (13/11)也同样持有该观点。
正如Benbrook (20/11)指出的，同样重要的但有所不同的问题是生物技术是否“将”（而不
是“能”）提高食物安全。他描述了一种相当简单的方法，建议可它来鉴别政策和机制因素（例如贸易、知识产权），通过改变这些因素可缩小“将”和“能”之间的差别。
7.2.1.3 生物技术只是解决发展中国家饥饿和食物安全的可能办法之一
在会议期间，遇到对农业生物技术可能的优点或价值的争论时，一些与会者的答复往往是认为生物技术不是食物不安全和饥饿问题的万能良药，而只是可以用的解决办法之一（例如Gibson,
10/11; Hruska, 11/11; Fenning, 20/11; Kambikambi, 23/11; Frey, 6/12）。Fenning
(10/11)表达了这个意思：“解决任何一具体的食物供给问题都需要有很多办法（工具箱），表现最好的办法会被继续使用。我从来不会去规定在什么情况下什么办法是最好的，但是可选用的办法越多就越好，对吗？”。
Hongladarom
(23/11)强调，一个解决办法不能适合所有的情况，举例来说，用生物技术培养的抗涝品种，对泰国可能是很关键的，但不适合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Madalena
(5/12)也指出，现有的许多生物技术中有些可能是合适的有用的，有些就不是。
然而，提供“工具箱”和利用所有可能提高食物数量/质量的途径，受到有些与会者的批评，因为战胜饥饿的努力和资助已逐步减少，必须要做出选择，将这些很少的钱用在最有可能的办法上(Ferry,
21/11 and 12/12)。Rosset
(14/11)特别强调了公共部门农业研究的缩减和如下事实，即由于研究转基因作物非常昂贵，它从其他有希望的研究方向（例如农业生态学和综合防治）中吸纳了稀有的资源。Boesen
(13/12)认为，世界上的穷人能否通过其他可能的有关生物技术的策略（如制度上的、分配的）获得足够的食物和研究这些策略的投资能否得到同样好的并且风险更低的结果是高度相关的。
7.2.1.4 生物技术可能会加重发展中国家的饥饿、食物不安全和社会不平等
有些与会者表达了这种顾虑：提高生产，例如通过利用生物技术，可能实际上加剧了饥饿和食物不安全问题，并加深了发展中国家的社会问题。这个问题带有很强的社会-政治因素，这也包括人们看到的发展中国家的农村人口在未来的角色/演变过程。
Fakir
(5/12)认为通过生物技术提高粮食产量，其经济和贸易上的含义可能相当复杂。首先，食物供应大于需求，食物价格下降，食物更便宜了，所以穷人得到食物的机会增大。第二，然而因为价格较低，而发展中国家的农民没有补贴，他们被迫承担比他们在国际市场上
出售自己的商品价格还要高的成本，这就使他们只为他们有限的国内市场或者为了生计而生产食物。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可能发现从发达国家进口谷物和其他食物比从本国农民手里买食物更便宜(Fakir,
5/12) 。Rosset，23/11(3)
指出，今天在发展中世界的很多地方（尤其是非洲），农民生产的食物比他们能生产的要少，因为他们没有经济动力去生产更多的食物，价格偏低也鲜有买家。然而Ferry
(27/11)不相信这是最贫穷农民的情况，因为他们“不需要任何外来的或市场激励来提高他们的生产：减少饥饿和提高食物安全就足够了”。对于传统上出口商品粮的发展中国家，任何世界食物价格的降低和随后的外汇收入的降低都能引发进一步的食物不安全，因为国家缺少进口所需粮食的资金(Kirk,
13/12)。
Rosset，5/12(2)认为，世界食物价格降低有两个负面作用：a)穷苦、负债的农民可能会放弃务农；b)因为价格保持低落，出现了最小规模仅能维持一个家庭的农场。最终结果是小农户和穷困农民离开土地而农场变得更大并集中在更少数的个人手里。然而Fenning
(6/12)认为，尽管这决不是没有痛苦的，却“是典型的发展过程的一部分，人们离开小规模的农业，
转移到更有技术的工资较高的行业里去（通常是在城市），而同时，农业实现机械化并且规模扩大。”Ferry (7/12) 和Rosset
(8/12)都强调穷苦农民移居城市，过着可能是不稳定的贫困的城市生活，会造成消极的社会后果。Robert
(22/11)也怀有疑问，是不是在现有的体系下，具有发达国家的消费水平，所有国家都有可能变成“发达的”。Rosset
(8/12)相反强调说需要在农村地区建立经济上可持续发展的并满足要求的谋生之道。
关于应用生物技术而造成的潜在社会-政治后果，Fenning (11/12)认为生物技术本身是中立的，但它“将会在现行的政策和经济发展中起作用。” Fakir
(12/12)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因为生物技术在发展中国家是以解决问题为出发点而不是以需要为出发点的，这就有可能增加
伤害和风险，而贫困人口不得不承受这些伤害和风险。
7.2.1.5 转基因作物对发展中国家饥饿和食物安全的影响
在众多生物技术方法和众多使用生物技术的方式中，与会者对在作物方面使用基因改良给予了最大的关注。有些讨论是一般性的，关于转基因作物对环境的影响和对饥饿和食物安全所起的作用。然而，很多讨论专门集中在一种转基因品种，所谓的“金稻”上。
a) 金稻
世界上大约有1亿～1.4亿儿童受维生素A缺乏（VAD）的影响。这是118个国家中的公共健康问题，特别在非洲和东南亚，它对低收入国家的幼龄儿童和孕期妇女健康的影响最为严重。估计每年大约有25万～50万缺乏维生素A的儿童失明，其中一半在失明后的12个月内死
亡（这些数据来自世界健康组织的网站www.who.int/nut/vad.htm，2001年5月18日访问）。
水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食物来源。然而，它提供不了许多必需的微量元素和维生素。谷粒碾磨后保留下来的胚乳和淀粉部分不含维生素A原（亦被称为
-胡萝卜素），后者可被人吸收转化为维生素A。然而含有3种新基因（两个来自水仙花，一个来自细菌）的水稻品种金稻能够产生维生素A原。这个品种是德国和瑞士的科研人员合作完成的，《科学》杂志2000年1月14日报道了他们的工作。给发展中国家的农民提供这种品种是非常有意义的，但目前处于试验阶段，还需要再等几年才能公开发布。
正如早些时候提到过的，关于生物技术对发展中国家食物安全和饥饿的潜在价值的讨论意见出现两极分化。金稻，已经成为很多公众和媒体感兴趣的主题，对其观点的两极分化更为明确，因为它是针对发展中国家一个特殊营养问题的特殊生物技术产品。
与会者提出了如何将金稻介绍给大众的问题。Ferry，8/11(1)抱怨说，为了得到财政和政策支持，生物技术项目常常被错误地、拙劣地、或浅薄地宣传出去，金稻就是一个例子(Ferry，
6/11)。他坚持说对金稻的夸张说法，常常不是来自新闻记者，而是来自公共生物技术实验室和研究所，在公共部门研究的困难时期利用公众的注意来支持他们的工作(Ferry，10/11)
。至于私人产业，Fakir (20/11)认为，他们把焦点聚集在将人们从营养不良和失明中解救出来是一种市场策略，这个观点也得到Ferry
(21/11)的认可，他说，“大力宣传是公司策略的重要部分，金稻构成了金色机遇。”然而，Fenning
(20/11)坚持说，如果金稻至少可以作为一个可能的选择，其部分原因在于生物技术公司放弃了他们创造新植物的技术专利权。
对这个问题的两极化，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在讨论金稻和它对饥饿/营养的影响时的不同看法。有些人认为，这个品种既然存在，为什么不试试呢 (比如Fenning,
10/11) ？而有些人相反却认为，饥饿和营养问题是存在的，与其他解决办法相比，为什么就应该用金稻呢 (如Carvalho, 7/11; Ferry,
10/11和15/11)？Benbrook (13/11)说得更明白，如果假设“
科学家、决策者和农业、营养工作人员共同组成一个均衡的团队，重视有维生素A问题国家本地经验的人的意见，他们在10年内有3亿美元的资金来解决这个问题，可以选择任何办法或任何合作伙伴”，那么很难想象他们会把全部资金投入到金稻上。
Rosset，10/11(1)认为，维生素A缺乏不是说明问题的最好的例子，但可以作为广义的食物不足的征兆，这种食物不足是与贫困以及从多样化的作物系统到水稻单作的农业生产过渡相关的。因此他强调食物多样化的重要性，并得出结论说，“通过‘魔弹’
解 决方案将β-胡萝卜素置入水稻中...而将贫困、不良的饮食和大面积的单一耕作系统置之不理，看起来不是对人类有长久贡献的方案”。Carvalho
(10/11)认为，如果要寻找‘魔弹’ 解决方案，那么应该采用营养补充。Howell
(10/11)报道说，给儿童补充维生素A的研究已经成功地减少了死亡率。Ferry
(10/11)认为金稻对营养问题可能有负面作用，因为它减少了人们在饮食多样化或者提高农业生产多样性方面的努力。Fenning
(10/11)同意关于合适的饮食对解决维生素A缺乏是重要的那些观点是完全正确的，但他强调，其他选择也需要考虑，因为在发展中国家改进饮食的可能性已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了，但没有解决维生素A缺乏的问题。
Ferry，8/11(1)提出了对金稻另外两方面问题的担心。其一，如果只有有限的品种是基因改良的，而且被广泛种植，这可能对作物的生物多样性产生负面影响。Frey
(9/11)认为，是否会对一系列的品种进行基因改良很难确定，更可能的是将金稻与地方品种杂交，通过回交 去除大部分外源基因，而使金稻的特殊基因保留下来。Ferry
(10/11)对此提出质疑，因为与地方品种杂交将削弱开发转基因品种的重要优势，即比传统育种技术节省时间。
Ferry，8/11(1)提出的另一个问题是新品种的种子价格，这可能导致只有那些最富裕的农民能得到这些种子。Frey
(9/11)的回答是，在发展中国家这些种子可能会免费提供给农民，这样他们每年能挣10 000美元而无须付任何使用费。
对Ferry
(10/11)来说，金稻的问题突出了研究团队的重要性，不同学科的科学家，不仅包括生物技术科学家，还有营养学家、园艺学家、社会经济学家，针对食物安全和根除贫困问题共同工作。Rosset，23/11(2)和Greenberg
(8/12)强调农民自己也应该加入到这个过程中。
b) 转基因作物的环境性效果对饥饿和食物安全的影响
转基因作物对环境的潜在影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然而在这个会议上，只考虑它对饥饿和食物安全的潜在影响。Rosset，23/11(1)强调了可能和发展中国家食物安全有关的某些潜在的环境危害风险。包括：i)
转基因作物可能会失败；ii)
Bt作物（即产生土壤细菌苏云金芽孢杆菌毒素的转基因作物）可能有负面影响，比如提高了害虫对Bt毒素的抗性；由于杀死了非靶标生物而造成作物减产，以及由于Bt毒素存留在土内而造成土壤肥力减弱；iii)
可
能会将杀虫性或抗病毒性转到作物的野生亲本上。Fakir，23/11(2)强调的事实是，发展中国家小农的风险比发达国家的商业性农户的风险大得多，当环境危机发生的时候，后者或者有保险，或者他们的政府会提供帮助。
看起来已经形成了某种协议，发展中国家不应该作为促进转基因发展的科学家和公司的不合适的实验场（比如Koudandé,
11/11），而应该研究、理解和最小化转基因作物引起的环境风险 (Fenning, 10/11; Hruska, 11/11; Rosset,
14/11)。然而，Glover，15/12(1)质疑是否会在穷国进行详细的田间实验或者风险评估研究，因为这两项都需要时间并且都很昂贵，还因为私人公司更愿意简化风险评估的过程。
7.2.1.6 生物技术比转基因作物的范围要广
会议中关于转基因作物（尤其是金稻）讨论得很多，有些与会者（比如Koudandé, 9/11）
感到有必要再次强调生物技术包括很多方法，不仅仅是可以用来解决食物安全和饥饿问题的基因改良。这些方法包括探查对发展中国家具有重要作用的性状基因，比如在非洲是耐旱基因，并用标记辅助育种技术将它们移入植株中（Koudandé,
9/11），还有用病害诊断技术或者组织培养来生产健康的植株材料（Frey, 6/12），而Ferry (11/12)描述了一个特别的项目——Sahel的椰枣组培项目。
Donkin (13/12)也强调了家畜在发展中国家补充作物生产方面表现出的多重作用和价值，和Jeggo
(12/12)一样，说生物技术可以用于不同的地方来提高它们的价值。Steane
(5/12)建议说，特别是生殖生物技术，包括体外成熟培养、体外受精和胚胎移植，都有助于消除贫困和保障食物安全。
7.2.1.7 发展中国家生物技术产业、饥饿及食物安全问题的关系
总的来说，与会者强调私人产业对发展中国家食物安全和饥饿的作用和影响可能是负面的。有些与会者对所看到的反应强烈，如私人企业在市场运作中令人怀疑地操纵穷人、促进转基因作物发展的状况(Ferry
6/11 and 30/11; Rosset, 14/11; Fakir, 20/11)。Ferry (5/12
)也认为从事生物技术的团体在游说发展中国家发展并接受转基因产品。
Fenning
(15/11)认为，至少有些公司应该为过于强调生物技术对发展中国家的价值而感到内疚，尽管“指责生物技术不打算改变任何事情”，大公司和富裕国家的研究和发展战略也不是旨在解决穷国的困难。他认为过于夸大生物技术的好处（包括对发展中国家）已经导致公众对私人公司的敌意和不信任(Fenning,
4/12)。然而，他呼吁对生物技术采取灵活的态度，说“我对此问题的争论印象深刻（并不只是在这里），任何与大集团或生物技术有关的
东西都有些令人厌恶，将根据原则断然拒绝”，而这似乎处于变成问题一部分的危险之中(Fenning, 22/11(1))。
Glover
(21/11)试图解释，除了其他事情以外，为什么产业积极地参与公共关系活动，以使生物技术被接受，为什么大部分生物技术产业开发和销售的作物对提高发展中国家穷人的食物安全无益。他说这是因为“为了使股东满意，抵抗竞争并巩固行业位置，公司必须赢利。
生物技术公司已经将大量股东和股票的资金投入到研究和开发生物技术作物上。一般说来，
投资者和股东自己也是大的持有自己股票的研究机构。他们急于得到对投资的丰盛回报”。
Fenning，27/11(20)也强调作物开发和推广所需要的高昂代价，并坚持说如果没有足够的赢 利，公司就会放弃商业活动而这会减少可供选择的品种。Freed
(23/11)强调私人部门的正面影响，指出私人部门注重经济因素，并力图比公共部门更有效率，农村发展的关键是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都要强大。
也可看到私人产业通过影响生物技术研究的策略来影响食物安全和饥饿。Ferry
(6/11)强调了决策的重要性，要进行哪一项生物技术研究、为谁研究、以什么样的优先次序研究。在他看来，私人公司在左右研究纲领方面的能量和分量过多。Fakir
(22/11)提到和这方面有关的关于国际农业研究的一段话，是来自7个科研机构的科学家于2000年公开出版的一份报 告，即，“
如果这样的研究完全是私有的，即使在功能完美的市场中，富有的消费者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对创新的需求也将压倒穷人和小规模农户的需求和价格信号。
Adams
(7/12)认为，一般来说，公共资助的农业研究和发展是接近穷人的最快办法，私人部门的目的在于挣钱。因此，他总结道，“只有通过与私人资本明智地混合在一起，延续公共资助项目，饥饿和最穷困的人才能得到生物技术成果”。
Immonen
(23/11)也强调了公共机构和私人机构所做的研究之间的一些重要的不同点。她指出，公共机构承担的一些作物和动物品种的遗传改良是私人机构不考虑的，公共部门也投资研究“极度困难的生产条件下相关的性状（比如对寄生性杂草独角金的抗性）或者与穷苦农民有关的性状（比如无融合生殖）。这些课题如果成功的话，是会给穷苦生产者和消费者带来好处的”。Ferry
(11/12)强调，如果 公共研究机构选择优先战胜饥饿，那么他们的研究项目需要根据这个目标重新更改方向并重 新评价。
7.2.1.8 知识产权和发展中国家利用生物技术解决饥饿和食物安全问题的能力
Hongladarom
(13/11)强调，发展中国家能够开发自己的生物技术以适应自己的特殊环境的重要性，而“发达国家不应该以现成的、即可消费的产品这种方式来提供帮助，而应以教育和技术转让的方式”。Greenberg
(8/12)的观点也相似，说“只要是外界强加的，生物技术就 永远不会成为答案。农民得由自己来推动实施议程”。然而，有些与会者，比如Fenning, 27/11
(2)，强调生物技术产品及其制造过程的知识产权可能对发展中国家生物技术能力建设有潜在的负面影响。
Fenning，27/11(2)注意到不仅私人机构拥有知识产权，而且有些公共机构也有，“它将很
快达到这样一个时刻，即几乎不可能在使用任何方面的生物技术来改良任何作物时不在这个过程中的一些地方侵犯专利”。在这点上来说，Glover
(21/11)写道，今天，与“绿色革命”的情形不同，“大的私有跨国公司拥有并控制技术（知识）。他们在技术上的知识产权受国际条约保护并由国家以他们的名义执行”。Greyling
(20/11)认为，如果发展中国家开发、管理并应用他们自己的生物技术而不是依靠外界提供，针对生物技术的争执将会有很大不同。Fenning
(1/12)也认为由于知识产权问题，往往不可能将生物技术的前景和它所包含的商业利益分开。
Traoré
(6/12)对专利和知识产权问题表示关注，因为他说这些问题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穷人能否获得转基因产品。Fenning，27/11(2)指出，农业生物技术领域的知识产权的主要
后果是那些还没有投资生物技术的国家，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也许将来永远也不能修复失地。 Mulvany
(18/12)相反强调“国际植物遗传资源协定”对食物安全的重要性，该协定试图确保用于食物生产的动植物遗传资源的自由流动，它将为人类保护这些重要的资源并保证未来转基因作物品种如果衰退的话，它们能作为后备。
7.2.1.9 生物技术科学家在关于饥饿和食物安全争论中所扮演的角色
解决食物安全和饥饿问题的争论是非常重要的。Gibson
(10/11)提醒说考虑在发展中世界应用生物技术时需要责任心，他说“合理的决定需要建立在完备的信息基础上。难以处理的要求，不管是赞成或是反对生物技术，在采取决定的过程中，应该看其是否能使世界上的穷人受益。
不管是在该领域直接工作或只是预测，任何我们放在公共范围内讨论的事情都可能影响所做的决定，影响到人们的生活。我们都有责任寻找事实的真相并为纠正大众媒体频繁传播的错误信息而工作。”然而，Ferry
(6/11)要求，这些争论不应该被生物技术科学家和私人公司所主宰。他说生物技术科学家，由于他们工作的性质常常是高度专业化的，并且着重于技术，因此不能胜任发展中国家复杂的饥饿问题。Fenning
(6/11)认为采取基于问题的思考方法 而不是基于解决方案的思考方法是很重要的。基于解决方案的思考是人类犯的典型错误，很
多科学家被使用最新技术的念头所迷惑，会犯这样的错误，而有时一个简单的方法可能更有 效。
7.2.2 提供信息的与会者姓名及其所在国家
Adams, Herman. 巴巴多斯
Ashton, Glenn. 南非
Benbrook, Charles. 美国
Bharathan, Geeta. 美国
Boesen, Jannik. 丹麦
Carvalho, Luiz. 巴西
Donkin, Ned. 南非
Fakir, Saliem. 南非
Fenning, Trevor. 德国
Ferry, Michel. 西班牙
Freed, Russ. 美国
Frey, Petra. 美国
Gibson, John. 肯尼亚
Giga, Danash. 津巴布韦
Glover, Dominic. 英国
Greenberg, Stephen. 南非
Greyling, Ben. 南非
Hongladarom, Soraj. 泰国
Howell, Bruce. 加拿大
Hruska, Allan. 尼加拉瓜
Immonen, Sirkka. 意大利
Jeggo, Martyn. 奥地利
Johanson, Andrea. 美国
Kambikambi, Tamala. 赞比亚
Kirk, Jeffrey. 美国
Koudandé, Delphin. 荷兰
Madalena, Fernando. 巴西
Muir, Bill. 美国
Mulvany, Patrick. 英国
Napier, James. 加拿大
Olutogun, Sanya. 尼日利亚
Robert, Stanley. 澳大利亚
Rusch, Peter. 南非
Steane, David. 泰国
Traoré, Adama. 马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