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粮农组织估计，2000－2002年间全世界营养不足人口达8.52亿，其中发展中国家为8.15亿，转型国家为2800万，工业化国家为900万。
在世界粮食首脑会议基准期1990－1992年间之后的10年中，发展中国家营养不足人数仅下降了900万。在该十年中的后五年间，发展中国家长期饥饿的人数差不多以每年400万的速度增加，使前五年取得的下降2700万的成绩丧失了三分之二。
在这十年中后五年的逆转主要是中国和印度的变化所致。中国在头五年取得了巨大的进展，营养不足人日差不多下降了5000万。同一时期，印度营养不足人口削减了1300万。尽管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营养不足人数增加了3400万，这两个国家所取得的成就导致了全球营养不足总人口的下降。但是在后五年间，中国的进展缓慢，营养不足人数仅下降了400万，印度的营养不足人数增加了1800万。
但该消息并不意味着都是坏事。囚为在头五年中国和印度取得的成就超过了其他各同的反弹数，亚洲这两个大国取得成就的速度减缓掩盖了发展中世界的其他国家巨大进步趋势。在每年以近700万的速度上升之后，在后5年间除中国和印度外，发展中国家营养不足人数基本上保持稳定。患有营养不足人数的比例由20％降到18％。
令人欣慰的是，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在这些趋势中发生了最显著的变化。在1995－1997年和2000－2002年问，营养不足人数的增长率由每年的500万下降至每年的100万。该区域营养不足人口的比例由36％(该地区自1990-1992年以来一直徘徊在这个比例上）下降到33％。
*1990-1992年间，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还不是独立实体
饥饿和营养不良给个人和家庭、社区及国家造成重大损失。每年有500多万儿童因营养不足口缺少基本维生素及矿物质而失去生命，发展中世界家庭中的家庭成员丧失了2.2亿多年的生产寿命，他们的寿命同营养不良引起的残疾而缩短或削弱，发展中国家因生产力和消费下降而损失了成百上千亿美元。
贫困的恶性循环
发展中国家每年出生2000多万低出生体重婴儿。在一些国家，包括印度和孟加拉国，30％以上的儿童出生时体重不足。
从出生开始，低出生体重程度就对他们不利。低出生体重婴儿就面临着以下较大风险：夭矢、儿童期身体和智力发育迟缓以及成年后工作能力和收入下降，如果是女性，其生出的婴儿就会是低出生体重婴儿（见图表）。
与正常婴儿相比，出生时体重不足2.5千克婴儿的新生儿死亡风险要高出三倍，出生时体重不足2.0千克的婴儿要高出17倍。低出牛体重婴儿的营养不良情况及在儿童期和成年后生长发育受阻的比例也相当高。危地马拉的一项研究发现，低出生体重的男孩到青春期时身高比正常孩子矮6.3厘米，体重轻38千克，而女孩身高矮3.8厘米，体重轻5.6千克。
在发展中国家，几乎三分之一的儿童发育不良，身高远远低于同龄正常儿童的标准，这是长期营养不足所致。发育不良跟低出生体重一样，容易患病和死亡，儿童期智能和入学率低下，成年期生产力和终生收入低下。
如果在生命期的头五年出现发育不良情况，其对身体和智力发育的损害通常是不可逆转的（见图）。母亲因营养不良生出低出生体重婴儿，健康和机会受损的代价不仅会影响受害者的一生，而且会影响到下一代。母亲发育不良是产下低出生体重婴儿最明显的前兆之一，在怀孕期往往还伴随着体重不足和增重少。
营养不足和发育不良往往与维生素和矿物质缺乏交织一起，这使得全世界近20亿人深受其害。即使是在轻度受害，这些微量营养素缺乏也会极大地增加死亡和患重病的风险，在儿童期还会引起不可逆转的智力缺陷，在成年期引起生产力下降。例如，缺铁症会造成下列情况，母亲分娩时死亡率较高，儿童期运动能力和智力发育低下，成年后生产力下降。世界上估计有17亿人患缺铁症，其中一半患有缺铁性贫血。
营养不足和儿童死亡率
在所有死亡儿童中，四分之三以上是由新生儿疾病和一些可医治的传染病引起的，包括腹泻、肺炎、疟疾和麻疹。半数以上的死亡可归咎于儿童因食物不足和体重不足而导致的易感病性（见图）。微量营养素缺乏也会增加儿童期患病引起的死亡风险。例如缺少维生素A，使得腹泻、麻疹和疟疾的死亡率增加20％到24％。
总体而言，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2000年有370多万人的死亡可归因于低出生体重。三种主要微量营养素（铁、维生素A锌）缺乏症中，每种微量营养素缺乏症增加死亡人数75万到85万。
对59个发展中国家1966年和1996年间营养不良和儿童死亡率的发展趋势进行了研究。其结果表明，不管其他社会经济和政策如何变化，减少低出生体重人数对减少儿童死亡率具有重大影响。
如果低出生体重婴儿人数减少60%，拉丁美洲的儿童死亡率叫下降16%，业洲、近东和北非均可下降27％。在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免疫法、抗生素和卫生保健方面的其他改善均有助于减少儿童死亡率，尽管低出生体重婴儿数目在增加。但是，如果低出生体重人数能按在其他地区所出现的速度下降，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的儿童死亡率会急剧下降，下降速度不是39％而是60％。展望未来，该研究估计，如果低出生体重的发生率下降5个百分点，儿童死亡率可下降约30％。
最近开展的另外一项研究发现，可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实施的现行干预措施可以减少儿童死亡率约三分之二。在儿童死亡率超过90％的42个国家，若干廉价有效的营养干预措施，包括母乳喂养、补充喂养、添加维生素A和锌，可以使儿童死亡率下降25％，每年可以拯救约2400万儿童的生命。
按残疾调整生命年衡量饥饿的代价
儿童期存活下来的营养不良者往往终身也饱受身体和智力残疾为害。一项称做残疾调整生命年即DALYS的衡量法（即早逝丧失的生命年和残疾丧失的生命年之和，可根据残疾严重程度调整），可用于量化营养不良对健康状况低下和死亡率上升的影响。
世界卫牛组织和世界银行组织主办了全球疾病负担研究，该研究计算了由各种疾病和条件导致的残疾调整生命年，估计了由各种风险因素（包括儿重期和母亲营养不良）所导致的百分比。最新疾病负担报告把体重不足列为是构成世界残疾调整生命年最重要的单一风险因素（见下页图），在“高死亡率的发展中国家”中，也是构成死亡和残疾调整生命年最重要的单一风险因素一这一组差不多有70个国家，总人口共计达23亿多人。
总之，在这些高死亡率国家里，导致残疾调整生命年的十个主要风险因素中，有6个是与饥饿和营养不良有关，其中包括体重不足、缺锌(排第5位）、缺铁（第6位）和缺维生素A（第7位），不卫生的水、卫生设施和卫生条件差（第3位），这些风险因素造成营养不良，引起阻碍营养消化吸收的感染（见图）。
在高死亡率的发展中国家，由腹泻、肺炎和疟疾引起的约50％的残疾调整生命年归咎于体重不足。当微量营养素缺乏的影响加入时，,由营养不良引起的这些疾病构成的残疾调整生命年的比例会上升到60％和80％（见图）。
正如所科，在较为发达而且死亡率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因体重不足和微量营养素缺乏而导致死亡和残废的风险因素较低，但与营养有关的一些条件在风险囚素的清单上仍占主导地位。在低死亡率的发展中国家（此类国家包括中国、亚洲其他一些家和南美洲的大多数国家）体重不足和缺铁仍名列十大风险因素之中。休重过重和与膳食有关的其他一些风险与它们一道列入该风险清单，这些风险可导致非传染性慢性疾病，如缺血性心脏病、高血压和糖尿病。
这些慢性病一般与饥饿没有关系，但与营养过剩有关。但是，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低出牛体重和生命初期营养不足增加了成年期患肥胖症和与膳食有关的疾病的风险（亦见第23页）。在中国，39％以上的糖尿病患者和约IO％的中风和冠状心脏病患者估计是儿童期营养不足所致（见图）。
总而言之，儿童期和母亲营养不足除了构成成年人慢性病以外，估计致使发展中国家丧失2.2亿以上残疾调整生命年。如果将其他与营养有关的风险因素考虑在内，这种代价差不多会上升到3．4亿残疾调整生命年，至少占发展中世界所有残疾调整生命年的一半。
这个总数意味着生产力的损失，相当于一场灾难，残杀比美利坚合众国还大的一个国家的所有人日或使他们成为残废。这一数字还突出地展示了这种无法估量的苦难，即这场世界饥饿的持续灾难给成百上千万家庭带来痛苦，给整个发展中世界的许多国家带来了严重的经济负担。
饥饿的经济代价:在生产力、收入和消费方面损失成千上万亿
据估计，残疾使数百万人的生命缩短或留下终生痛苦。毫无疑问，饥饿在道义上是不能接受的。用美元计算生产力的损失数额表明，容忍饥饿持续下去人类是无法承受其代价的，这不仅受害者本身承受不了，他们所在国家的经济发展与繁荣也无法承受。
饥饿给社会造成的损失具有若干截然不同的形式。最为明显的代价也许是治疗饥饿引起的伤害而产生的直接费用，其中包括贫血和体重不足母亲的不孕及难产的治厅费用以及常患严重疾病儿童的医厅费用，这些儿童的生命受到疟疾、肺炎、腹泻或麻疹的严重威胁，因为他们的身体和免疫系统因饥饿而减弱。
发展中国家的医疗按儿童和母亲因营养不足而导致的残疾调整生命年之比例计算，一项粗略估计表明，这些直接费用加起来一年约达300亿美元一其比迄今为止全球基金会用于抗击艾滋病、肺结核和疟疾的费用高出四倍以上 。
这些直接费用与生产力及收入下降所产生的间接费用相比少多了。生产力和收入下降是过早死亡、残疾、误工及受教育和工作机会较少所致。初步估计表明，这些间接费用高达数千亿美元。
直接费用和间接费用是囿于现状的代价，是容忍普遍饥饿持续的代价。这两个高昂的代价令人无法接受，这不仅在绝对数值上，而且在与第三类费用（用十预防和根除饥饿和营养不良的干预措施费用）估计数的比较上均令人无法接受。诸多研究认为，为减少食物不足和微量营养素缺乏症，投资在受益对象明确的十预措施上的每一个美元可以产生多达5倍到20倍以上的效益。
儿童期饥饿的终身代价
估计饥饿的间接代价通常是以一些研究结果为依据，这些研究测定了营养不良的特定形式对身体和智力发育的影响，并确定了生产力和收入下降的相互关系（见图表）。例如，这些研究结果表明：
发育不良的成年人生产力低下，手工劳动所挣工资较少。低出生体重（LBW）和蛋白质热能营养不良（PEM）导致发育不良。
儿童期每失学一年都会使终身收入大大减少。低出生体重、发育个良和微量营养素缺乏都与入学率下降有关。在津巴布韦开展的一项严密监督儿童受干旱影响的研究发现，在儿童发育的关键月份，营养不足使儿章平均身高矮4．6厘米，上学差不多要少一年。在身高和教育方面，表面上看来损失较小，但要是换算成终身收入，损失估计达12％。
认知能力下降，智商测试分数较低，导致生产力和收入下降。全世界人口估计有13％的人缺碘，缺碘症造成智商测试下降了10到15点，生产力损失了10％。
把这些调查结果与各类人口的各种营养不良发生率的现有数据结合起来，就可以得出国家和全球范围饥饿代价的初步估计数。
例如，一项对现有证据进行全面评估的结果表明，把一个低出生体重婴儿转变成非低出生体重婴儿,其一生可产生近1000美元的效益（见图）。鉴十发展中国家每年出牛约2000万低出生体重儿童，每等一年不采取行动的代价约高达200亿美元。
这些效益包括减少用于新生儿护理、疾病和慢性病的直接费用估计数和因工作寿命缩短和身体及智商发育受损导致牛产力下降的间接费用减少的估计数。由于效益估计值均以终生生产力增加的现值表示，必须采用折算现值来考虑通货膨胀和任何特定个人死亡或在整个正常工作年度不能工作的概率。
估算终生的损失
教育发展学会（AED）研究出一种方法和软件，用于量化各种营养不良的代价和减少或根除营养不良所采取行动的效益。根据教育发展学会提供的25个国家的数据，粮农组织计算的结果表明，若再有十年继续保持当前缺碘水平和蛋白质热能营养不良水平，其折现值将高达一年国内生产总值的15％（见下图和第40页引用的网上技术说明）。
一项类似的研究估算了另十个国家在保持目前的缺铁水平情况下，每年所产生的长期代价。与缺铁性贫血相关的代价折现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范围从洪都拉斯约2％到孟加拉国的8％（见下页图）。像印度这样的大国，其2002年的国内生产总值超过5000亿美元，估计缺铁代价的折现值共计为300多亿美元。
根据教育发展学会的估计数，这些数据反映了因特定形式的营养不良造成终身损失的折现值。举例来说，如果孟加拉国的贫血代价估计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8％，这并非意味着贫血使每年产量下降8％。更确切的说，它意味着如果每年贫血的发牛率保持不变，当代五岁儿童一生所付出代价的折现值为一年国内生产总值的8％。
这些估计数都不能说明饥饿的全部代价。尤其是在其他限制因素中，这些估计数的计算：
但是，即使这些部分的初步估计数也清楚表明，饥饿的代价非常昂贵。对每一种形式的营养不良，均采用生产力和收入损失估计值范围的低限值进行计算。对儿童期进行了调整，因为其间可能会出现相当大的重叠。即使采用这些保守的假设，蛋白质热能量营养不良、低出生体重和微量营养素缺乏的总合代价折现值合计数至少为发展中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5－10％，即大约为5000亿到1万亿美元。
如此巨大的损失显然会给国家发展造成巨大的障碍。教育发展学会对国家一级的估计表明，这些代价人大超过了旨在减少或根除营养不良的行动费用。就教育发展学会从25个国家获得的数据来说，降低蛋白质热能营养不良的干预措施的效益大大超过其行动费用，其平均比率为7.7比l。就减少铁缺乏症和碘缺乏症的行动而言，效益平均分别是成本的9.8倍和22.7倍（见图）。
不能实现世界粮食首脑会议目标的代价
从另一个角度来研究讥饿的代价，粮农组织开展了一项宏观经济研究，以便估计减少营养不足从而实现世界粮食首脑会议目标的效益。该研究估计了增产值，实现这些增产的前提是在2015年前将发展中国家营养不足人数减到4亿左右，而不是在不采取减少饥饿的统一行动情况下，按粮农组织标准模式估计的6亿左右的营养不足人数。
按照世界粮食首脑会议目标的要求而提高粮食可供应量，从而增加预期寿命，仅此一点从现在至2015年的合计折现值估计约为3万亿美元，将此转换成年金利益，每年可达 1200亿美元。
几乎可以肯定，这种计算方法也低估了饥饿的真正代价。但是如同教育发展学会的估计结果，它明确表明，让普遍存在的饥饿持续下去的代价非常昂贵，而且远远超过了根除饥饿而采取果断行动的成本。根据粮农组织研究的估计，每年只要增加240亿美元的公共投资就可以实现世界粮食首脑会议的目标，而且每年可获得1200亿美元的效益。
农组织估计的世界营养个足
人数，是《世界粮食不安全状况》一书中最引人注目同时也是引用最广泛的内容。新闻报道总是头条宣扬最新数字，以此来衡量实现世界粮食首脑会议和千年发展口标确定的目标一在2015年前将饥饿人数减半的进展情况。
鉴了人们将注意力集中在这些年度估计数上，用来计算这些估计数的方法一直受到严密审视和热烈争论，这一点毫不奇怪。粮农组织的内外专家业己指出了基本数据和粮农组织用于分析这些数据的方法的局限性。
粮农组织于2002年上持召什了国际科学专题研讨会，会上审议了用于衡重缺粮和营养不足的不同方法，确定了改进粮农组织的估计方法。自那以后，粮农组织采取了行动，改进厂自己的方法，并确定可替代的补允方法。
衡量缺粮情况
粮农组织的估计数实质卜是衡量缺粮情况一个标准，是根据对每个国家一种参数的计算结果：即人均粮食可供量，获得这些粮食的个平等程度及人均最低卡路里需要量。
平均粮食可供应量来自粮农组织每年编写的“粮食平衡表”，就是计算一个国家各种粮食产品的生产量、进日量和库存动用量，减去出口的、浪费的、用作饲料的或用丁其他非食品口的的数量，用总人口除以供人类消费的所有粮食的热量等值，得出日平均粮食摄入量或膳食热能供应量。
从家庭调查数据得出“变异系数”，并用于计算获得粮食的不平等程度。同样，由于一个人人所需的卡路里几乎是三岁儿童的两倍，所以，每个国家每人的最低需求量应把年龄、性别及身材大小综合起来考虑。粮农组织报告厂每日粮食消费量低于营养不足者每天最低粮食需求量的人口比例。
粮农组织用丁估计缺粮的力法具有若干优点。尤其是它依赖于从绝大多数国家获得的数据，这些数据在形式上大体相似，并可以定期更新。这样就可以进行国家之间和时段之间的比较。
但粮农组织的方法也有若干明显的局限性。例如，它得出的估计数的可靠性和准确性只能相当使用的数据，这些数据用来计算基本粮食平衡表，不平等程度和每大的热能需求临界点。对许多国家来说，构成粮食平衡表数据的可靠性和小平等的衡量标准是不确定的。在这些参数中，一个参数中相当小的变动也能在国家的饥饿程度的估计数上产生人的差异（见图）。
此外，根据国家生产和贸易数字得出的估计数个能用来确定饥饿已经日趋集中的特定地理区域和社会经济群体。
其他方法和标准
专题研讨会上提出了许多完善粮农组织估计方法的建议，要求更多依靠家庭预算调查中所获得数据。在发展中国家中，开展此类调查国家数目日益增加，这此调查所提供的数据可用来算粮农组织估计数中所用到的两个参数一每天的粮食摄入量和获得粮食的不平等程度。它们也可以用来衡量饥饿和粮食不安全其他方面的情况，包括膳食质量低下及易缺粮的程度，还可随时用十监督不同地区和人口群体中这两参数的变化情况。
这此调查已有一些不足之处。未能在所有国家定期地进行数据收集。即使在定期调查的国家，这些调查数据通常每隔3－5年才更新一次，更新的结果在国家间往往没有可比性，甚至这次调查的情况与下次调查的情况也没有可比性。这种情况限制了这些结果计监督国家和全球每年发展趋势方面的使用价值。
营养状况变差不仅可能因为缺粮，还可能因为经常生病、卫生设施差和其他阻碍人们从食物中全面吸取营养的不利条件。粮农组织估计的营养不足情况仅考虑厂缺粮情况。其他指标，如发育小良（矮十其年龄的正常体高）儿童或体重不足儿童所占比例，均属于衡星影响营养状况不同方面的标准。大多数国家都在定期地收集这此人体测量数据，不过只是每隔几年而且仅针对儿童而开展的。
虽然发育不良或体重不足的发生率很少与营并不足水平完全一致，但是，相对数量和整个趋势大致吻合 （见图）。人体测量数据对说明这些趋势和评估干预行动方面十分有价值，尤其是在特别容易受害的群体如儿童和孕妇中采取的干预行动方面。
加强监测工作
自专题研讨会以来，粮农组织与50多个国家一道，致力于提高他们应用粮农组织方法的能力，以便确定特定人口群体的缺粮情况。粮食消费的平均数是粮农组织估计数的主要参数之一，可以由国家粮食平衡表产生，也可以从家庭预算调查中产生。在计算本报告所提供的估计数时，粮农组织依赖于粮食平衡表，并以此作为定期地开展全球和区域相同调查的唯方法。但是，当涉及特定的地理区域或某些国家内的特定人口群体时，可采用粮农组织的方法，使用数据来表不从家庭调查数据中获得的粮食消费情况和获联粮食的不平等情况。
通过这种方法，各国成功地用家庭收支调查收集到的数据来估算特定地理区域内的饥饿程度，如城市和农村居住区或生态区，或在社会经济群体之中，这要用诸如家庭收入水平或主要职业和经济活动等情况来确定 （见图）。
粮农组织的估计数总是依赖于家庭预算调查数据而得出不平等获得粮食的变化系数。但是，它们对每一个国家至始于终只采用了单一的系数，因此受到了指责，这一做法无法反映平等问题随时间而发牛的变化。自专题研讨会以来，针对这一批评，粮农组织对发展中国家不平等的趋势进行了评估。结果表明，在38个国家中，有28个国家不平等程度己经下降，在这些提供数据的国家中至少开展了两次可比较的可靠调查。一旦能更加广泛地获得可比较的趋势数据，就可将它们纳入粮农组织有关营养不足的估计数中。
专家们正日趋形成一 致的意见，即没有一个指标可以覆盖饥饿和粮食不安全的所有力面。相反，许多方法可以提供成套指标，用于衡量全球和国家范围内粮食不安全各个方面情况。
在制定这样的成套指标方面取得厂显著进展。例如粮农组织和世界银行一道建立厂诸多数据组，将有关缺粮、收入、粮食消费和人体测量学等方面的信息整合在一起。随着更多这类努力获得结果，它们会提高相关能力，以便监测实现世界粮食首脑会议目标和千年发展目标的进展情况，并将调整和注重有助于加速该进展的一些急需行动。
截至2004年7月，共有35个国家 面临粮食危机，需要紧急援助。无论是危机的数目还是其发生地点与《2003年世界粮食不安全状况》所报告的情况均无明显不同。绝大多数的危机都集中在非洲，而且均是由于十旱、冲突或二者兼具所致（见地图）。几乎所有这些危机都持续了很长的时间，平均长达九年。
仅在东非，由于降雨异常加上新爆发和持续的冲突影响，就有1300多万人的粮食安全受到了威胁。在苏丹达尔福尔地区，逐步升级的国内冲突使 100多万人背井离乡，从而构成重大危机。在东非其他地方，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索马里、乌干达和肯尼亚的部分地区干旱频发，导致作物歉收和家畜损失惨重。
危机地点及原因的变化趋势
过去20年来，出现粮食紧急情况的次数持续上升，由20世纪80年代平均每年15次上升到本世纪以来每年30次以上。所增加的危机绝大部分发生在非洲，该地区每年出现粮食紧急情况的平均次数增加了近两倍 （见图）。
随着时间的推移，导致粮食紧急情况的原因构成也发生了变化。自1992以来，主要由人为因素如冲突或经济崩溃所致的紧急情况比例翻了 一番多，由15％左右上升至35％以上（见图）。
在多数情况下，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相互作用加剧了危机。这种复杂的危机往往成为最为严重且持续不断的危机。从1986年至2004年间，有18个国家一半以上的时间处于“危机”之中。在这18个国家中，战争或经济和社会混乱导致或加剧了其危机（见对页图）。这些国家状况还表明，频繁发生和持续不断的危机引起了普遍的长期营养不足。粮农组织的最新估计将上述18个国家中的13个国家列为有35％以上的人口陷入饥饿之中。
监测饥饿“热点”
为了查明和监测潜在的饥饿“热点”，必须重视危机地点的特征和导致粮食紧急情况的原因的复杂性。在经常遭受季风、干旱和其他频发恶劣天气模式袭击的地区，跟踪天气条件和收成前景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但确定由潜在人为因素和复杂情况所致紧急情况的工作却相当困难，需要对诸多不同的环境、经济、社会和政治指标进行持续评估。一旦查明了粮食紧急情况，监测工作就可为有效的救济和恢复措施提供必要的信息。
许多国家虽然易受不利气候的危害，但其经济却相对比较稳定，这些国家和政府都实施了预防和缓解危机的计划，并为救济和重建工作建立了有效的渠道。但是，当一个国家同时还受到冲突或经济崩溃的沉重打击，预防、救济和重建计划及基础设施通常会遭到破坏或摧毁。
由于非洲大陆面临粮食危机的国家数目和比例最高，故非洲可提供最好的例证，特别是分析了该地区各分区域之问的差异之后。例如，在2003－2004年间，东非不仅经历了几次最严重的危机，而且其中有六个国家自1986年以来一半以上时间都处于危机中。东非经常遭受干旱，偶尔出现暴风雨和洪灾，但是那些深受最具毁火性和持续不断危机蹂躏的东非国家都是遭受冲突的一些国家。例如达尔福尔地区的人道主义危机发生的地方通常是雨水充沛和作物丰产的地区。该危机是由冲突触发而起，估计这一冲突使得约120万人流离失所，使他们无法照管自己的田地和畜群。
苏丹和东非其他国家易受气候条件为害的程度低于邻近的萨赫勒地区，在萨赫勒单季种植地区，好年景的平均降雨量也仅为575毫米，而且经常干旱。
但是相对而言，萨赫勒地区各国没有冲突。此外，经过一系列极为严重的干旱之后，这些国家巳把不可预测和反复无常的天气条件纳入到其农业和贸易政策以及农作制度中考虑。因此，这些困家出现危机的次数通常少于非洲人陆的其他国家。这些国家即使出现了危机，危机往往也不太严重而且持续时间短得多。自20世纪80年代中叶以来，萨赫勒地区持续时间最长的紧急情况平均为一年。在东非，持续时间平均为年以上（见图）。
为了对潜在的饥饿热点进行监测并在爆发危机时能做出有效反应，必须考虑饥饿和贫困根本原因的这些差异，还应考虑国家之间对自然灾害和人为危机的易受害程度的差异。
